━━━━━━━━━━━━━━━━━━━━━━━━━━━━━━━━━━━━━━━━━━━━━━━━━━━━━━━━━━━ 全球正迎来第三次工业革命 互联网和新能源构建新支点 如何走出危机实现复苏的全球性争论正在导出一个突破性的历史结论，全球需要进行一次新的工业革命。 最近，以美国着名趋势学家杰里米·里夫金为代表的学者关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呼声引起全球范围内的极大关注。专家和学者指出，中国需要全面分析危机后工业化的历史趋势，把握好新的历史发展机遇。着眼于“展示历史变革，揭示战略机遇”，新华社《经济参考报》即日起推出特别报道，全面分析和报道新一轮工业革命的背景、特征、趋势、风险与机遇。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一个声音逐渐响亮——“世界正处在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前夜”。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科院原院长路甬祥指出，“全球200多年的工业化，使少数国家实现了现代化，但自然资源已面临枯竭的威胁，生态环境遭受巨大破坏。这迫切需要人类开发新的资源来源，创新发展模式和发展途径，创建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杰里米·里夫金最新出版的《第三次工业革命》预言，一种建立在互联网和新能源相结合基础上的新经济即将到来。杰里米·里夫金说，“经济和社会变革总是来自新能源与新通信方式的交汇。”据他分析，19世纪，蒸汽机和煤炭加快了信息流通速度。它们让大量印刷廉价报纸成为可能，同时提高了民众的受教育比例。20世纪，电力、电话以及广播和电视又发生了一次交汇。 《第三次工业革命》指出，今天全世界23%的人得不到供电，25%的人只能得到部分供电。这说明目前的能源分配模式不能满足需要。新的工业革命中，每座大楼都将变成能源生产的来源，因此需要一个通信网络来分配这些能源。《第三次工业革命》预言，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传统的集中经营活动将被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分散经营方式取代。其标志着合作、社会网络和行业专家、技术劳动力为特征的新时代开始。 最近，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也刊登保罗麦基里主笔的有关“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一组稿件称，一种建立在互联网和新材料、新能源相结合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即将到来，它以“制造业数字化”为核心，并将使全球技术要素和市场要素配置方式发生革命性变化。 国务院参事汤敏说：“与我们一般对工业革命的划分不同，目前海外学者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所指的头两次工业革命是十八世纪后半叶以英国纺织机械化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和以20世纪初福特汽车公司大规模生产流水线诞生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而第三次工业革命则是指以数字化制造及新型材料应用为代表的一个崭新的时代。” 与权威学者的呼声相呼应的是，美国、欧盟、日本、中国等国家一面在应对危机争取复苏，一面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谋求危机后全球实体经济的制高点。 美国政府2009年12月颁布的《重整美国制造业框架》中详细罗列了计划追加的资金额度、应用方向和使用方式。重心发展新能源、生物产业和宽带战略等。英国2009年6月颁布的《构筑英国未来》提出要着手建设“明天的经济”，大力发展低碳经济、生物产业等，确保英国的世界领先地位。德国确立目标，至2020年绿色能源将占其能源总需求的35%，德国目前正在试验“能源互联网”。 中国高层的决策指向与全球的前瞻思考形成了默契。最近一周，中国决策层密集部署新兴科技和新兴产业发展战略。5月28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指出，科技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新科技革命和全球产业变革步伐加快，我国科技发展既面临重要战略机遇，也面对严峻挑战。会议指出要“努力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坚实物质基础。”5月3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提出了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发展方向和主要任务。 国家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马延和表示，“世界或将迎来一个新的产业周期，我们需要在体制机制上进行创新，在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产业等的关键技术和产业发展上取得新突破，把握历史机遇实现新型工业化。” 三十年前，《经济参考报》率先对全球范围内的“第三次浪潮”进行了系列报道，三十年后，《经济参考报》再次精心策划，紧密部署，全球采访，从今日起本报将持续推出“第三次工业革命”系列特别报道，对新一轮产业革命的背景、特征、趋势、风险和机遇进行诠释。 新一轮技术革命：中国，准备好了吗？ 成都云计算计算中心主任、中国云计算技术与产业联盟理事王建波博士 奥巴马政府利用经济与政策等方法引导制造业回流。 奥巴马政府利用经济与政策等方法引导制造业回流。 《第三次工业革命》：解读当今世界的巨变 来源:新华网 2012-06-14 书名：第三次工业革命 作者： [美]杰里米·里夫金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年6月 【内容简介】 《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作者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宏伟的蓝图：数亿计的人们将在自己家里、办公室里、工厂里生产出自己的绿色能源，并在“能源互联网”上与大家分享，这就好像现在我们在网上发布、分享消息一样。能源民主化将从根本上重塑人际关系，它将影响我们如何做生意，如何管理社会，如何教育子女和如何生活。 我们正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石油世纪的最后阶段。这是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严峻现实，因为这一现实将迫使人类迅速过渡到一个全新的能源体制和工业模式。否则，人类文明就有消失的危险。 作者敏锐地发现，历史上数次重大的经济革命都是在新的通讯技术和新的能源系统结合之际发生的。新的通讯技术和新的能源系统结合将再次出现——互联网技术和可再生能源将结合起来，将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创造强大的新基础设施。 第一次工业革命使19世纪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第二次工业革命为20世纪的人们开创了新世界；第三次工业革命同样也将在21世纪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生活和工作。 我们即将步入一个“后碳”时代。人类能否可持续发展，能否避免灾难性的气候变化，第三次工业革命将是未来的希望。 【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杰里米.里夫金 译者：张体伟 孙豫宁 杰里米.里夫金，美国华盛顿特区经济趋势基金会总裁，享有国际声誉的社会批评家和畅销书作家，着有《工作的终结》、《生物技术的世纪》、《路径时代》，每本书都被翻译成十五种以上的语言。瑞弗金还是华盛顿特区经济趋势基金会的主席，曾经担任过前欧盟委员会主席罗曼.普罗迪的顾问。 杰里米·里夫金 (jerem yr ifkin) 享誉全球的未来预测大师、“第三次工业革命”概念的创立者 、 着 名 经 济 学家、美国华盛顿特区经济趋势基金会总裁。他还是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社会评论家和畅销书作家，着有《工作的终结》、《生物技术的世纪》、《路径时代》等，每本书都被翻译成十五种以上的语言。曾经担任过前欧盟委员会主席罗曼·普罗迪的顾问。 专家热评： 里夫金先生不仅明确地勾画了全球面临的挑战，也为商界领袖、政府和公众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思科董事长、总裁 约翰·钱伯斯 杰里米·里夫金的创造性思维一直影响着决策者和公众。这本书展示了可再生能源与现代科技在向低碳经济过渡时将发挥重要作用。 ——欧盟委员会主席 若泽·曼努埃尔·巴罗佐 杰里米·里夫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模式是引领人类进入21世纪的杰出新经济模式。它是罗马长期经济发展计划的核心。它将为世界上每个要创造可持续发展和繁荣的城市描绘蓝图。 ——罗马市市长 詹尼·阿雷曼诺 “里夫金把21世纪两种不同的技术——互联网和可再生能源——联结在一起，为我们的未来描绘了一个新的、充满活力的经济前景。当期望现在的经济获新生、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和为子孙后代创造可持续发展的未来，第三次工业革命提供了一个绝对必要的路线图。” ——《赫芬顿邮报》传媒集团总裁、主编阿里安娜·赫芬顿 “这是一部杰出的作品，作者里夫金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提出了一个富有远见的新经济发展模式，这一模式能确保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主席拉金德拉·帕乔里 “绝对发人深省的新经济模式..希望决策者和商界领袖行动起来，抓住这次机会，通过可持续发展改革和可再生能源分散布局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飞利浦照明事业部首席执行官浦若迪 “杰里米·里夫金将严谨的思维与活泼、引人入胜的语言结合在一起，孕育出了这部适时而又重要的作品。它关注如何使能源来源多样化，以创造一个人们能安居乐业、我们所居住的星球也能承受的世界。” ——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主席比约恩·斯蒂格森 “非常引人注目..许多专家关注怎样改变能源系统，却很少有人能像杰里米·里夫金这样提供一个全面的经济视角和社会发展蓝图。‘能源互联网’将把世界经济增长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既能应对气候变化，又能增加能源的安全性..这实在是一本必读书。” ——全球智能电网联合会主席圭多·巴特尔斯 “杰里米·里夫金将严谨的思维与活泼、引人入胜的语言结合在一起，孕育出了这部适时而又重要的作品。它关注如何使能源来源多样化，以创造一个人们能安居乐业、我们所居住的星球也能承受的世界。” ——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主席比约恩·斯蒂格森 “真是后低碳时代令人振奋的构想！杰里米·里夫金把绿色交通置于新的高科技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框架内，重新界定了人类活动的概念。这很可能是人类交通的未来。” ——国际清洁运输委员会主席艾仑·劳埃德 “为了全球经济能过渡到更可持续的未来，杰里米·里夫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提出了一个视角全面、现实可行、技术可靠、市场驱动的模式。他富有远见的‘分散式资本主义’模式在设计和建筑业的领袖们中间奏响了最强音。这些领袖们肩负着把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理论与希望变成现实的重担。” ——建筑业圆桌会议主席马克·卡索 “博闻强识而又妙趣横生..伴随着传统政治思想的摒弃和资本主义的重新定义，杰里米·里夫金看到了第三次工业革命模式颠覆传统经济理论的可能性。这种全球社会的未来非常令人鼓舞。这是一本严肃思考者不应该错过的书。” ——庞巴德运输集团乘客部总经理斯特凡·兰博德-麦桑 第三次工业革命与中国的机遇 (中文版序) 2012-06-05 作者：杰里米.里夫金 来源：经济参考报 如果说美国是二十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楷模，中国则最有可能在二十一世纪担当这一角色。美国经济成功的原因相当一部分归功于其丰富的石油资源。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并非是沙特)是世界上最主要的产油国，继而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旗手。然而现在，随着全球经济的衰落，美国的领导地位受到了质疑。 可再生能源的转变、分散式生产、储存(以氢的形式)、通过能源互联网实现分配和零排放的交通方式构成了新经济模式的五个支柱。如果在本世纪上半叶实现对第三次工业革命基础设施的构建，中国还需要近四十年的努力，而这将创造数以千计的商业机遇、提供数百万的可持续发展的工作职位，并将使中国成为下一次工业革命的领军人。 在今后的几年中，中国需要对未来的经济发展方向做出重要的决定。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火力发电国，煤炭在其能源比重中约占70%。此外，最近中国政府宣布中国的页岩气资源潜力高达134万亿立方米，约是美国的两倍。作为一个拥有超过13亿人口、年经济增长率约8.2%的大国，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耗国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国。 与此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风力涡轮机生产国，其太阳能光电产业生产总值更是占世界的30%，是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电板生产国。但是，中国所生产的可再生能源科技产品几乎均销往海外。目前，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在中国国内能源消耗总量中的比例只有0.5%。鉴于中国丰富的可再生能源，这一事实无疑令人失望。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风力资源，其中海上风能资源占四分之三。根据2009年一项由哈佛大学与清华大学联合进行的研究成果表明，只要中国提高补贴和改善输电网络，至2030年风力发电就可以满足中国所有的电力需求。 中国也是世界上太阳能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但对太阳能的开发与利用却仅仅在近些年才提上日程。中国的生物能与地热能的总量也相当可观，但尚未进行大规模的勘探。对其漫长海岸线所蕴藏的潮汐能，中国也未开展有效的利用。 因此，中国陷入到两个截然不同的发展方向的角力之中。中国蕴藏了丰富的煤炭和天然气资源，这一诱惑使中国倾向于更加依赖日渐式微的传统能源。然而，煤炭和天然气固然令人兴奋，但是相比于巨量的可再生能源而言，却是如此的苍白无力。可以说，中国在可再生能源方面的地位正如沙特在石油产业中的地位一样，中国每平方米的可再生能源潜力要远高于世界上大多数其他国家。 但这并不意味着可再生能源经济模式在中国的发展是水到渠成之事。中国对水利发电的依赖令人担忧。全球气候变化引发的日益增多的干旱将会对中国的电力生产造成极大困扰，导致电力缺乏乃至断电。与此相似的是，生物乙醇的生产也将会与土地使用的问题产生激烈的冲突。 如果选择了第三次工业革命这条道路，那么中国极有可能成为亚洲的龙头，引领亚洲进入下一个伟大的经济时代。在亚洲开展第三次工业革命基础设施的建设将有利于泛大陆市场的培育并加速亚洲政治联盟的形成。中国也将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主要力量，推动整个亚洲实现向后碳社会的转型。 迎接新一轮技术和产业革命 2012-06-28 作者：经济参考报总编辑 杜跃进 来源：经济参考网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出现了两个席卷全球的重要动向，一是金融和经济危机，一是新的技术和产业革命。如果说，前者意味着挑战；那么，后者便意味着机遇。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危机，既是变革的背景，也是变革的动力。 在200年的工业化进程中，人类美化了地球，也损害了地球。据估测，以能源为例，以煤炭和石油为标志的化石能源时代终将过去，悲观的估计还有约100年，乐观估计还有200年。化石能源大量、广泛的使用，在创造了工业文明的同时，也带来了日益严重的“副产品”：环境污染，气候变暖，生态恶化，最终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 大自然的报复发出警示：人类不能再沿袭传统的攫取和依赖不可再生资源的经济增长方式，不能再沿袭历史上少数国家以集聚世界多数资源为手段的发展模式。人类需要寻求更加集约、更可持续、更符合自然和社会伦理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一个根本的出路是，以新一轮技术革命为支点，推进和实现新的产业革命。 变革的动力同样来自金融和经济危机。发生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这场危机，凸显了当今世界经济的一个病症：科技创新滞后于实体经济，实体经济创新滞后于虚拟经济，以至整体经济的发展因此而失去平衡。越来越多有识之士们逐渐意识到，依靠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发展方式，是摆脱危机和求得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从这个意义上说，危机或许正在加快新的技术和产业革命的到来。 人类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已历经多次科技和产业革命浪潮。我们无须过多地争论历史上每一次科技和产业革命的时间划分。重要的是要认识当下或不远的未来的“工业革命”的实质特征，即全球将以什么样的技术和以什么样的方式在推进下一轮经济的发展？ 以美国着名未来学家杰里米?里夫金为代表的学者关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呼声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杰里米?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预言，一种建立在互联网和新能源相结合基础上的新经济即将到来。他认为，经济和社会变革总是来自新能源与新通信方式的交汇。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形成的传统的集中的经营活动，将被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分散经营方式取代。 有着类似思考的英国经济学家保罗?麦基里认为，一种建立在互联网和新材料、新能源相结合的工业革命即将到来，它以“制造业数字化”为核心，并将使全球技术要素和市场要素配置方式发生革命性变化。 虽然，英语中的industrial revolution在上述两位学者的中文版着作和文章中已被译作“工业革命”。或许是为了强调这一“革命”远远不限于工业领域，中国的专家们则更多地取这一词组的另一含意——“产业革命”。他们认为，在今后的10—20年，很有可能发生一场以绿色、智能和可持续为特征的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也有专家认为，当今世界正面临第五次科技革命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重合期，科技创新与企业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直接和密切，创新与突破将创造新的需求与市场，将改变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进而改变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 无论视角或语境有何不同，对于人类正在迎来一场划时代的技术和经济大变革这一判断，已成内外共识。同时，互联网、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等，也已成为描述和讨论这场变革的基本特征时的“关键词”。 事实上，为应对这场变革，一些国家已经开始了积极的部署和行动。美国、日本、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都把科技创新作为走出危机的根本力量，积极备战可能发生的新科技革命，布局未来发展，培育新的竞争优势和经济基础。其中，美国计划将gdp的3%以上用于研究和开发，投入强度将超越20世纪60年代“太空竞赛”时的水平，并通过一系列配套政策，促进清洁能源、医学和保健体系、环境科学、科学教育、国际合作等领域的创新和发展，力图保持领先优势和全球经济的领导地位；日本提出了“ict新政”，旨在3年内创造100万亿日元规模的市场新需求，推动相关领域的产业结构改革，提升国际竞争力。 已经和正在到来的新一轮技术和产业革命，对于今日中国具有尤为突出的意义。经过30多年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伴随着“中国制造”风靡世界，我国已跃居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能源资源消耗巨大、经济产业结构失衡、生态环境日趋脆弱……一言以蔽之，化石能源时代的负面效应表现得淋漓尽致。换言之，不调整经济结构，不推进产业升级，不转变发展方式，中国经济持续稳定高速发展的局面势必难以为继。 如果说，新一轮技术和产业革命，为西方国家走出金融和经济危机昭示了新路径，那么，这也同样为中国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契机。自2009年以来，中国决策层密集部署新兴科技和新兴产业发展战略，提出了积极发展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并确定了未来新兴产业的重点发展方向和主要任务，从而揭开了中国迎接新一轮技术和产业革命的序幕。就“功在当前”而言，这将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产业结构调整，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就“利在长远”来看，必将加速中国现代化之“大变局”。 我们热切期望，中国能够牢牢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走出一条绿色、智能、普惠、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在实现中华民族新的伟大复兴的同时，为改变人类命运和人类文明进程做出应有的贡献。 《第三次工业革命》前言 2012-06-08 作者： 来源：经济参考网 我们的工业文明正处在十字路口。曾经支撑起工业化生活方式的石油和其他化石能源正日渐枯竭，那些靠化石燃料驱动的技术已陈旧落后，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整个产业结构也运转乏力。随之而来的是，世界范围内的失业问题到了危险的地步。政府、企业、消费者都陷入了债务泥沼，各地生活水平骤然下降。多达10亿人口—相当于全部人口的近七分之一—面临饥饿，这是史无前例的。 更糟糕的是，以化石燃料为能源开展的工业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日渐明显。科学家们提醒说，地球温度和化学性质可能发生灾难性的变化，这会破坏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他们担心在本世纪末可能会有大量的动植物灭绝，这将危及人类的生存。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必须采用一种新的经济模式，才能确保一个更公正、更具可持续性的未来。 到20世纪80年代，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化石燃料驱动的工业革命达到了顶峰，人为原因造成的气候变化正酝酿着一场巨大的全球危机。过去30年里，我一直在寻求一种使人类进入“后碳”时代的新模式。经过反复探索，我发现，历史上数次重大的经济革命都是在新的通信技术和新的能源系统结合之际发生的。新的能源系统会加深各种经济活动之间的依赖性，促进经济交流，有利于发展更加丰富、更加包容的社会关系。伴随而来的通信革命也成为组织和管理新能源系统的途径。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忽然明白通信和能源这种新的结合方式即将出现。互联网技术和可再生能源将结合起来，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创造强大的基础，第三次工业革命将改变世界。在新时代，数以亿计的人们将在自己家里、办公室里、工厂里生产出自己的绿色能源，并在“能源互联网”上与大家分享，就像现在我们在网上发布、分享消息一样。能源民主化将从根本上重塑人际关系，它将影响我们如何做生意、如何管理社会、如何教育子女和如何生活。 过去16年，我在沃顿商学院担任资深讲师，所讲内容涉及科学、技术、经济以及社会的新趋势。在高级管理课程中我介绍过第三次工业革命。为期5周的高级管理课程让来自世界各地的首席执行官和企业主管人员意识到了他们在21世纪即将面临的新问题和挑战。“第三次工业革命”这个概念很快传播到了各个管理层，也成了欧盟各国首脑口中的政治高频词。 从2000年起，欧盟开始积极推行大幅减少碳足迹的政策，以加速向可持续发展经济时代的转变。欧洲各国制定了目标和基准，重新部署了研发的重点，并且为了适应新型的经济发展出台了法规条例，公布了新标准。与欧洲各国相反，美国人正沉迷于追捧硅谷最新研发出来的电子产品和热门应用程序。拥有住房的美国人都在为不断上涨的房地产市场兴奋不已，殊不知这种繁荣只是次贷催生的假象。 在美国，很少有人关心石油峰值的预测，对于气候变化将导致恶果的警告以及显示我们的经济并不健康的众多迹象也置之不理。整个美国都沉浸在一种自足甚至是自满的情绪中。这让我们更加确信，因为我们是美国人，所以才有这么好的运气。 虽然在自己的国家，我却感觉自己像个局外人。1850年，霍勒斯?格里利曾明智地建议每个对社会不满的人“去西部吧，年轻人，去西部”，我并没有听从他的话，反而决定“反其道而行”。我漂洋过海去了欧洲，因为那里的人们还在非常认真地思索人类未来的蓝图。 我知道，看到这里，很多美国读者都会翻着白眼说：“得了吧。欧洲都日落西山了，完全生活在过去的世界里，那里就是个大型的博物馆。它是个不错的度假地，但是在当今的世界竞技场上已经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对手了。” 我并不是不知道欧洲自身有很多问题、瑕疵和自相矛盾的地方。但是美国和其他国家也同样会因为自己的不足而遭到他人的指责。在美国人自以为是地翘起尾巴前，我们应该知道稳居世界经济第一宝座的不是美国或中国，而是欧盟。欧盟27个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比美国50个州的总和还要多。从全球范围看，虽然欧盟的军事力量并不强大，但是在国际舞台上它绝对不容小视。而且在全球众多政府中，只有欧盟在孜孜不倦地探寻人类未来生存能力的问题。 因此，我一路往东去了欧洲。过去10年里，我有五分之二的时间都在欧盟国家度过，有时也穿梭于大西洋两岸，和政府、企业以及民间社会团体一道推进第三次工业革命。 2006年，我开始与欧洲议会的高级官员共同起草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经济发展计划。2007年5月，欧洲议会发布了一份正式书面声明，宣布把第三次工业革命作为长远的经济规划以及欧盟发展的路线图。目前，欧洲委员会的诸多机构及其成员国正在执行第三次工业革命路线图。 一年后，2008年10月，也就是在全球经济崩溃几周后，我的事务所在华盛顿召开会议，讨论怎样把危机转化为机遇。80位来自世界一流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和高级管理人员参加了此次会议，涉及可再生能源、建筑、房地产、信息技术、电力和公共事业、交通运输以及物流业。 出席会议的商业领袖和行业协会都认为今后不能再独善其身，并且承诺建立一个第三次工业革命网络，与政府、本地企业、民间社会组织合作，争取将世界经济过渡到分散布局的“后碳”时代。由飞利浦、施耐德电气、ibm、思科系统、阿希奥纳、西图、奥雅纳、艾德里安?史密斯–戈登?吉尔建筑设计事务所、q-cells等公司组成的团体是世界最大的经济发展团体。目前，它正与城市、地区及国家政府合作，制定将其经济结构转化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基础的总体规划。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构想很快传播到亚洲、非洲和美洲的国家。2011年5月24日，经合组织第50届部长级周年会议在巴黎召开，34个成员国的首脑和政府部长参加了这次会议。在开幕式上，我提出了第三次工业革命五大支柱经济计划。这是经合组织绿色经济发展规划的首次展示，将为未来的“后碳”产业提供模板。 本书将展望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美好前景，揭开这种经济模式的神秘面纱，深入了解实施这项工程的开拓者们—政府首脑、首席执行官、社会企业家，以及非政府组织。我有幸与欧洲主要国家的领导人一起设计欧盟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蓝图。这些领导人包括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意大利前总理罗马诺?普罗迪、西班牙首相何塞?路易斯?罗德里格斯?萨帕特罗、欧盟委员会主席曼努埃尔?巴罗佐，以及欧洲理事会的五位主席。 欧洲正在进行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经验值得美国学习吗？我认为是这样，我们需要认真研究。无论步履多么蹒跚，欧洲人至少在想办法应对化石燃料即将枯竭的现实；不幸的是，大部分美国人仍不接受化石燃料时代就要终结的事实，不愿承认曾造福于我们的经济模式目前正举步维艰。美国应该向欧洲学习，坦率承认并努力应对这一现实。 美国能做些什么呢？欧洲已经提出了一个有说服力的构想，美国无疑应该在这方面更胜一筹。麦迪逊、好莱坞、硅谷均是这方面的佼佼者。美国之所以受人尊敬，不是因为它精湛的制造工艺和强大的军事力量，而是因为它清晰、准确地预见未来的非凡能力。如果美国人掌握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精髓，他们有能力迅速实现这一梦想。 第三次工业革命是大工业革命的最后篇章，它将为即将到来的合作世纪打下坚实的基础。第三次工业革命40年的基础设施建设将创造无数的新商机和就业机会。这项工程的结束将标志着以勤劳、创业和大量使用劳动力为特征的200年商业传 奇故事的结束；同时，它标志着以合作、社会网络和行业专家、技术劳动力为特征的新时代的开始。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传统的、集中式的经营活动将逐渐被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分散经营方式取代；传统的、等级化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将让位于以节点组织的扁平化权力。 乍一看，扁平化权力的概念似乎与历史上的权力概念相矛盾。毕竟，传统上权力是金字塔式地由上到下组织起来的。然而，今天，因即将到来的互联网技术与可再生能源的结合而释放的合作性权力将从根本上重构人类的关系。这种重构将是全方位的，对未来社会将有着深远的影响。 到21世纪中叶时，越来越多的商业行为将由智能代理人管理。在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市民社会里，这会解放更多的人力来创造社会资本，从而使其成为21世纪下半叶的主导者。虽然商业对人类的生存仍必不可少，但它已不足以满足人类的所有需求。如果能成功地满足下半个世纪人类的物质需要—这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那些出类拔萃的公司很可能成为下一段人类历史进步的重要推动力。 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我们将探讨第三次工业革命基础设施和经济体制可能的特征、工作原理，预测未来40年它可能的轨迹，并探索社区和世界各国在执行这一计划时存在的困难和机遇。 21世纪中叶，人类能否进入可持续发展的后碳时代，能否避免灾难性的气候变化，第三次工业革命将是希望之所在。现在，我们已具备了实现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科技、规划等条件。能否充分认识到实现这种经济的可能性，能否及时鼓起勇气向目标前进，这都是我们所面临的问题。 互联网+可再生能源”：改写历史的新支点 《第三次工业革命》选登之一 2012-06-05 作者：杰里米.里夫金 来源：经济参考报 ●曾经支撑起工业化生活方式的化石能源正日渐枯竭，采用一种新的经济模式，才能确保一个更具可持续性的未来。 ●互联网技术和可再生能源将结合起来，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创造强大的基础，第三次工业革命将改变世界。 ●传统的集中式的经营活动将逐渐被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分散经营方式取代，传统的等级化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将让位于以节点组织的扁平化权力。 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享誉全球的未来预测大师、“第三次工业革命”概念的创立者、 着名经济学家、美国华盛顿特区经济趋势基金会总裁。他还是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社会评论家和畅销书作家，着有《工作的终结》、《生物技术的世纪》、《路径时代》等，每本书都被翻译成十五种以上的语言。曾经担任过前欧盟委员会主席罗曼·普罗迪的顾问。 我们的工业文明正处在十字路口。曾经支撑起工业化生活方式的石油和其他化石能源正日渐枯竭，那些靠化石燃料驱动的技术已陈旧落后，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整个产业结构也运转乏力。随之而来的是，世界范围内的失业问题到了危险的地步。政府、企业、消费者都陷入了债务泥沼，各地生活水平骤然下降。多达10亿人口——相当于全部人口的近七分之一——面临饥饿，这是史无前例的。 更糟糕的是，以化石燃料为能源开展的工业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日渐明显。科学家们提醒说，地球的温度和化学性质可能发生灾难性的变化，这会破坏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他们担心在本世纪末可能会有大量的动植物灭绝，这将危及人类的生存。 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必须采用一种新的经济模式，才能确保一个更公正、更具可持续性的未来。 通信技术与能源体系交汇派生经济革命 纵观人类历史，新型的通信技术与能源体系交汇之际，正是经济革命发生之时。 制定全面规划的前提是要明白：历史上新型通信技术与新型能源系统的结合，预示着重大的经济转型时代的来临。这是因为新能源技术的出现推动人类文明向着更为复杂的方向发展，而更为复杂的文明需要以先进的新型通信技术为媒介来对其进行处理和整合。因此，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也随之有了新的发展，从而大大减轻了时间和空间对人们更加多样化的经济交流的限制。当这些系统的发展落实到位以后，经济活动呈现正态分布曲线，即先上升达到顶点，经历一段时间停滞之后进入衰退期，该阶段的衰退规律由通信与能源矩阵所建立的乘数效应决定。 根据一般的经济学知识，人们总是想当然地认为基础设施是充当经济活动基础的静态模块。然而从更深层面上来看，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基础设施实际上是通信技术和能源的有机结合，用以开创一种具有活力的经济体系。在这一体系中，通信技术充当中枢神经系统，对经济有机体进行监管、协调和处理；与此同时，能源起到血液的作用，为将自然的馈赠转化为商品和服务这一过程提供养料，从而维持经济的持续运行和繁荣。因此，基础设施就像是一种生命系统，把越来越多的人纳入更为复杂的经济社会中。 印刷业中蒸汽动力技术的引入使新闻媒体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一跃成为主要信息传播工具。带有油墨辊的蒸汽印刷机，以及之后的轮转印刷机和莱诺铸排机，不仅大大提高了印刷速度，同时也大幅度降低了印刷成本。以报纸、杂志以及书籍等形式出现的印刷材料，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美国和欧洲的大街小巷，促进了历史上第一次公众文化普及运动的产生。1830～1890年期间，在两大洲出现的公立学校培养了一大批劳动力人才，他们具有文字读写能力，能够对以煤炭为动力的蒸汽铁路以及工厂经济进行系统的管理和操作。 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电信技术与燃油内燃机的结合引发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工厂的电气化迎来了批量工业制成品时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汽车的出现。亨利·福特对t型汽油动力汽车的大量生产，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社会。几乎在一夜之间，成千上万的人们卖掉马车换上汽车。为了满足人们对燃料持续增长的需求，新型石油工业加紧开采原料，从而促使美国成为世界头号产油大国。 不到20年，美国各地遍布水泥公路，美国人也因此开始迁移，在几年前还是偏远乡村的土地上重新安家。电话，以及随后出现的收音机和电视机，重塑了人们的生活，催生了一种全新的信息网络，使人们从此踏进了石油经济和汽车时代。 互联网和可再生能源结合引爆第一轮产业革命 互联网信息技术与可再生能源的出现让我们迎来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在21世纪到来之际，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将实现在家庭、办公区域以及工厂中自助生产绿色能源的梦想。此外，正如人们在互联网上可以任意创建属于个人的信息并分享一样，任何一个能源生产者都能够将所生产的能源通过一种外部网格式的智能型分布式电力系统与他人分享。 20世纪90年代中期，通信和能源这种新的结合方式出现。互联网技术和可再生能源将结合起来，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创造强大的基础，第三次工业革命将改变世界。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基础设施反映出了权力关系本质的变化。第一次工业革命与第二次工业革命均采用垂直结构，倾向于中央集权、自上而下的管理体制，大权掌握在少数工业巨头手中。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组织模式却截然不同，其采取的是扁平化结构，由遍布全国、各大洲乃至全世界的数千个中小型企业组成的网络与国际商业巨头一道共同发挥着作用。 第一次工业革命使19世纪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第二次工业革命为20世纪的人们开创了新世界，第三次工业革命同样也将对21世纪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它将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给社会经济 和政治体制塑造了自上而下的结构，如今第三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绿色科技正逐渐打破这一传统，使社会向合作和分散关系发展。如今我们所处的社会正经历深刻的转型，原有的纵向权力等级结构正向扁平化方向发展。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五大支柱 正如历史上任何其他的通信、能源基础设施一样，支撑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各种支柱必须同时存在，否则其基础便不会牢固。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支柱包括以下五个：1、向可再生能源转型；2、将每一大洲的建筑转化为微型发电厂，以便就地收集可再生能源；3、在每一栋建筑物以及基础设施中使用氢和其他存储技术，以存储间歇式能源；4、利用互联网技术将每一大洲的电力网转化为能源共享网络，这一共享网络的工作原理类似于互联网(成千上万的建筑物能够就地生产出少量的能源，这些能源多余的部分既可以被电网回收，也可以被各大洲之间通过联网而共享)；5、将运输工具转向插电式以及燃料电池动力车，这种电动车所需要的电可以通过洲与洲之间共享的电网平台进行买卖。 2010年秋天，欧盟的发展使得其对整合以上这五大支柱的需要变得愈加迫切。一份欧盟委员会的解密文件显示，在2010年至2020年间，欧盟需要花费1万亿欧元用于更新电网系统，以使其与可再生能源流相适应。这份内部文件还显示“欧洲依然缺乏使可再生能源与传统能源在同等水平竞争的基础设施”。 欧盟希望到2020年，绿色能源可以生产出三分之一的电力。这就意味着电网必须经过数字化以及智能化处理，从而能够储存足够的间歇式可再生能源，以满足成千上万的地方能源生产商的用电需求。 当间歇式可再生能源的总量超过电力总量的15%时，在欧盟基础设施建设中加快使用氢和其他存储技术是非常有必要的，否则大部分电能将会因此而丢失。同样的道理，用激励性措施来鼓励欧盟内部的建筑和房地产行业将数百万建筑大楼改变成微型发电厂，这一做法也十分重要，这样能够就地利用可再生能源，并且将多余的电力送回智能电网。 只有以上这些条件都得到满足，欧盟才能够提供足够的绿色电力，用以驱动已经准备投入市场的插电式电动车和氢燃料电池汽车。如果支撑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这五大支柱中的任何一个的发展出现滞后，那么其他的支柱也会因此而发展受阻，在这种情况下，基础设施自身会进行相应的调整。 欧盟“后碳”时代发展路线图 从2000年起，欧盟开始积极推行大幅减少碳足迹的政策，以加速向可持续发展经济时代的转变。欧洲各国制定了目标和基准，重新部署了研发的重点，并且为了适应新型的经济发展出台了法规条例，公布了新标准。 2007年5月，欧洲议会发布了一份正式书面声明，宣布把第三次工业革命作为长远的经济规划以及欧盟发展的路线图。目前，欧洲委员会的诸多机构及其成员国正在执行第三次工业革命路线图。由飞利浦、施耐德电气、ibm、思科系统、阿希奥纳、西图、奥雅纳、艾德里安·史密斯-戈登·吉尔建筑设计事务所、q-cells等公司组成的团体是世界最大的经济发展团体。目前，它正与城市、地区及国家政府合作，制定将其经济结构转化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基础的总体规划。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构想很快传播到亚洲、非洲和美洲的国家。2011年5月24日，经合组织第50届部长级周年会议在巴黎召开，34个成员国的首脑和政府部长参加了这次会议。在开幕式上，我提出了第三次工业革命五大支柱经济计划。这是经合组织绿色经济发展规划的首次展示，将为未来的“后碳”产业提供模板。 《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将展望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美好前景，揭开这种经济模式的神秘面纱，深入了解实施这项工程的开拓者们——政府首脑、首席执行官、社会企业家，以及非政府组织。我有幸与欧洲主要国家的领导人一起设计欧盟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蓝图。这些领导人包括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意大利前总理罗马诺·普罗迪、西班牙首相何塞·路易斯·罗德里格斯·萨帕特罗、欧盟委员会主席曼努埃尔·巴罗佐，以及欧洲理事会的五位主席。 第三次工业革命是大工业革命的最后篇章，它将为即将到来的合作世纪打下坚实的基础。第三次工业革命40年的基础设施建设将创造无数的新商机和就业机会。这项工程的结束将标志着以勤劳、创业和大量使用劳动力为特征的200年商业传奇故事的结束；同时，它标志着以合作、社会网络和行业专家、技术劳动力为特征的新时代的开始。 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传统的、集中式的经营活动将逐渐被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分散经营方式取代； 传统的、等级化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将让位于以节点组织的扁平化权力。 乍一看，扁平化权力的概念似乎与历史上的权力概念相矛盾。毕竟，传统上权力是金字塔式地由上到下组织起来的。然而，今天，因即将到来的互联网技术与可再生能源的结合而释放的合作性权力将从根本上重构人类的关系。这种重构将是全方位的，对未来社会将有着深远的影响。 可持续发展的实用经济计划 21世纪中叶，人类能否进入可持续发展的后碳时代，能否避免灾难性的气候变化，第三次工业革命将是希望之所在。 让我们想象一下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美好蓝图吧。 变燃烧碳基化石燃料的结构为使用可再生新能源的结构；重新认识构成世界的一砖一瓦，将每一处建筑转变成能就地收集可再生能源的迷你能量采集器；将氢和其他可储存能源储存在建筑里，利用社会全部的基础设施来储藏间歇性可再生能源，并保证有持久可依赖的环保能源供应；利用网络通信科技把电网转变为智能通用网络，从而让上百万的人可以把周围建筑产生的电能输送到电网中去，在开放的环境中实现与他人的资源共享，其工作原理就像信息在网络上产生和传播一样；改变由汽车、公交车、卡车、火车等构成的全球运输模式，使之成为由插电式和燃料电池型以可再生能源为动力的运输工具构成的交通运输网。在全国建立充电站，人们可以在充电站买卖电能。 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变革中，欧洲比美国、日本、中国及其他国家走得更远，但我仍然不希望让大家认为德国正全速前进。事实正与之相反，它还处在起步阶段。不过至少人们已经有了意向，变革正在酝酿，尽管谁都不能保证欧盟将会坚定方向，很可能变革最终不能推行或是退回原点。如果那样的话，我就不能确定哪个国家将会站在机遇之门前，带领世界进入新纪元。 人类的发展停滞是可以避免的，历史上有很多美好的愿景最终破灭的事例，但这次有所不同。我们面临着更大的风险，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外部灭绝的危险，这种事情是半个世纪前人类从未想过的。 大规模摧毁性武器的扩散同迫近的气候危机一起推动事态向更严重的方向发展，这不仅仅是我们所知的人类文明的衰亡，而是人类物种的灭亡。 第三次工业革命不是可以铲除社会病毒的灵丹妙药，也不是能带我们进入极乐世界的鸦片，它不是一个虚无的概念，它是一个可能带领我们进入可持续发展的后碳时代的实用经济计划。 （中信出版社授权《经济参考报》独家选登） 专家热评 里夫金先生不仅明确地勾画了全球面临的挑战，也为商界领袖、政府和公众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思科董事长、总裁 约翰·钱伯斯 杰里米·里夫金的创造性思维一直影响着决策者和公众。这本书展示了可再生能源与现代科技在向低碳经济过渡时将发挥重要作用。——欧盟委员会主席 若泽·曼努埃尔·巴罗佐 杰里米·里夫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模式是引领人类进入21世纪的杰出新经济模式。它是罗马长期经济发展计划的核心。它将为世界上每个要创造可持续发展和繁荣的城市描绘蓝图。——罗马市市长 詹尼·阿雷曼诺 每一栋建筑都将变成微型发电厂 《第三次工业革命》选登之二 2012-06-06 作者： 来源：经济参考报 ●19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造就了密集的城市核心区、拔地而起的工厂。 ●20世纪，第二次工业革命催生了城郊大片房地产业以及工业区的繁荣。 ●21世纪，第三次工业革命将会把每一栋楼房转变成住房和微型发电厂。 ●我们即将步入一个“后碳”时代。人类能否可持续发展，能否避免灾难性的气候变化，第三次工业革命将是未来的希望。 人类已经经历了两次工业革命，马上将迎来开创性的第三次工业革命。1870年以后，以电力的广泛应用、内燃机(石油)和新交通工具(汽车)的创制、新通讯手段(电话、广播和电视)的发明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隆重登场，取代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在某种程度上说，第二次工业革命是以石油和其他化石能源为基础和动力逐步发展起来的，但如今石油资源的日渐枯竭也正将其逼上穷途末路。 在本书中，作者根据自己几十年的研究和总结，认为我们正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石油世纪的最后阶段，而根本的原因在于以石油为代表的石化资源危机以及它所带来的熵账单。 石油日益枯竭，第二次工业革命根基遭动摇 地球物理学家m·金·哈伯特自1956年就开始在壳牌石油公司工作。他随后在其论文中预测：大约在1965年到1970年之间，美国本土48个州的石油产量将达到峰值。虽然他的预测在当时遭到了同事的嘲讽，但后来的事实证明，美国的石油产量在1970年达到峰值，随后进入了长期的下降通道。 在全世界范围内，全球原油产量也并不乐观。国际能源署总部设在巴黎，在能源信息和预测方面颇具权威，因而深受世界各国政府的信任。该机构在《2010年世界能源展望报告》中称，全球原油产量在2006年就已达到峰值。当时每天的产量为7000桶。为了避免全球经济的剧烈动荡，需要保持每天不低于7000万桶的石油生产量。而获得这些石油需要在未来的25年里投入8万亿美元的巨额资金。而且，据英国石油公司研究证实，全球人均石油峰值早在1979年就已经出现，而这时正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高峰期。 不仅是石油，铀燃料的储量也逐渐降低，更严重的是，如今人类三分之一的人口进入了石油时代，对石油的需求量急剧增加。石油需求不断上升与石油储备逐渐萎缩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地导致两者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持续攀升。2008年7月，世界市场的油价冲到创纪录的每桶147美元，而在7年前，每桶价格却低于24美元。 而且，中东地区的政治动荡加剧了石油需求不断上升与石油储备逐渐萎缩之间的矛盾，将会造成世界油价的波动。2011年年初，利比亚的政治动乱迫使其全国的油田关闭，结果是原油产量每天减少160万桶，油价上升到每桶120美元。石油分析家担心沙特阿拉伯或者伊朗也将会发生类似的石油生产中断，这将导致油价一夜之间上升20%至25%，从而严重破坏本就脆弱的全球经济复苏。关注中东政治动荡的国际观察家认为，这个地区将很难恢复正常生产。历史上，独裁政府长时期地统治着社会精英并实行集权体制，石油时代的结束预示着独裁政府的末日，这并不是巧合。 虽然中东地区年轻人的觉醒值得赞赏和支持，但石油危机后的几年，将有两个相关的现象出现：一个是总需求上升，它将把油价从每桶150美元推高到每桶200美元甚至更高；另一个是石油盛产国因政治动荡导致的生产中断，它将同样推高油价。 与此同时，受新技术突破、及早采用新技术以及规模经济等因素的影响，新型可再生能源的价格持续下降。光伏发电的成本有望以每年8%的速度下降，使得发电成本每8年可降低一半。如果全球用电量以每年5%的速度增长，到2012年，光伏发电将会在整个欧洲市场达到电网平价(电网平价是指使用替代性能源发电所消耗的成本与使用传统化石燃料或核能发电的成本相当，或者更低)。 传统化石能源成本不断上扬，可再生能源成本不断下降，两者之间的巨大反差引起了全球经济的巨变，也必将动摇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根基，从而催生21世纪的新型经济范式和管理模式。以可再生资源为基础、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势必会在这一过程中担当重任。 信用泡沫和金融危机合力压垮第二次工业革命 信用泡沫和金融危机是怎样把第二次工业革命推上穷途末路的呢？作者在此以金融危机的重灾区美国为例，结合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进程，揭示了其中蕴含的深层原因。 汽车时代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一个标签。1956年《州际公路法案》通过，为汽车时代完善基础设施提供了强大动力。州际高速公路基础设施加速了公路建设商业化的发展，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搬迁到有新建州际高速公路出口的郊区。20世纪80年代，随着州际高速公路建设的完成，商业和房地产的繁荣达到了顶峰，这意味着以汽车时代和石油世纪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也达到了巅峰时期。而事实上，第二次工业革命在随后即开始减速。因为这时的人们购物成瘾，消费变得更像集体炫富。紧接着，商业和房地产商的过度扩张，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房地产市场的低迷，经济陷入严重的衰退。随后，经济衰退的影响蔓延到全世界，第二次工业革命也开始走下坡路。 数据显示，20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家庭平均储蓄率约为8%；2000年时，家庭储蓄率已锐减到1%左右；90年代中期美国人债 台高筑，破产创历史新高。1994年，多达832 829人申请破产。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2002年，破产人数飙升至1 577 651。2007年时，许多美国人已入不敷出。然而，信用卡债务仍然在继续攀升。 正是在这段时间，银行开始推行第二个信用工具——次级抵押贷款，这一业务只需要很少或不需要现金支付。数百万美国人以此方式购买他们原本负担不起的房产。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创造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泡沫经济。仅仅几年，在一些地区房价就已翻番。房主们把房产看做有利可图的投资。许多人把他们的新投资作为摇钱树，再次进行抵押，以获取两到三倍的资金偿付信用卡，继续疯狂购物。 全球抢购风以及总产出的急剧上升，推升了对日益减少的石油的需求，并导致世界石油价格的上涨。石油价格的急剧上涨引发了全球供应链中从谷物到汽油等物品价格和服务价格的上涨。 当油价超过每桶100美元时，22个国家爆发了自发的抗议和骚乱—在墨西哥发生了玉米粉圆饼抗议，在亚洲爆发了大米骚乱。这都是因为粮食价格的急剧上涨引起的。目前，全球有40%的人每天的生活水平是2美元或更低，大宗商品价格的微小变动都意味着普遍的风险。2008年，大豆和大麦价格上涨了1倍，小麦上涨了2倍，大米上涨了4倍。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报告说，有10亿人(相当于全部人口的近七分之一)将面临饥饿，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受急剧上升的油价影响，发达国家中产消费者的恐慌情绪开始蔓延。商店中日常用品的价格直线上升，汽油价格和电价扶摇直上，建筑材料、药剂、包装材料的价格也飞速上涨，当然，还可以列出很长的名单。到春末，价格已高得令人望而生畏。 2007年，房价暴跌，房地产泡沫破灭。数百万曾认为自己是富人的美国人突然发现，他们已无法支付即将到期的抵押贷款的利息了，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房屋数量暴涨。2008年7月，当石油价格飙升至创纪录的每桶147美元时，全球范围内的购买力终于崩溃了。由于大量借款未得到清偿，银行和其他信用机构随后停止了放贷，股市崩溃。美国政府虽被迫向华尔街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7 000亿美元救助资金，但是，所谓的大萧条还是开始了，实际失业率逐月上升。到2009年年底，全美失业率已达10%。这意味着有近2700万人失业和未充分就业。这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美国失业率的最高水平。奥巴马总统采取一揽子措施拯救银行系统，但对美国家庭却几乎没有任何作为。2008年，美国家庭累积债务逼近14万亿美元。下面一组数据可以清晰地看出美国家庭债务有多重：20年前，普通家庭债务是其收入的83%；10年前，这一比例上升到92%；而到了2007年，这一比例已上升至130%。 就这样，美国人似乎在不知不觉中以一种僵化的思维，用疯狂购物的方式，降低直至毁掉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经济增长速度，挥霍了“二战”以来40年间积累的财富。当储蓄花光后，他们又借了数万亿美元，继续花着自己还没有挣来的钱，以继续生活在无可匹敌的经济神话中。由于美国、欧洲和亚洲的银行、金融相互交织，这次信贷危机超越美国，席卷全球经济。这次经济大地震标志着化石燃料时代的结束。 生态危机击溃最后一道防线 信用泡沫和金融危机是第一种债务，接下来这个债务远比第一种更加严重，更加难以偿还，并且现在正在源源不断地积累起来。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熵账单即将到期。近200年来，燃烧煤炭、石油、天然气推动了人类的工业化进程，向地球大气中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阻止了太阳的热量从地球上空散去，导致地球温度灾难性的转变，继而会造成对未来生命的毁灭性打击。 2009年12月，192个国家的政府首脑聚集在哥本哈根，共同商讨应对人类面临的历史上最严峻的危机—由工业化引发的气候变化。2007年3月，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曾在巴黎发表了一项有关气候变化的报告，阐述问题的严峻性，共有来自100多个国家的2500多名科学家参与了此项报告。这是15年中发表的第四份类似报告。 1、协同效应加剧气候变暖 在报告中，作者敏锐地发现了一个问题，即“协同效应”。作者在1980年出版的《熵》一书中就开始论述气候变化，并引起了人们对此问题的关注。1988年作者所在的部门成立了“全球温室网络”，召集了气候研究人员、环境保护组织以及经济发展专家，进行了10年之久的努力，推动有关气候变暖的讨论从学术走向公共政策领域。但作者在该书中坦承说，虽然自己早就意识到了全球变暖的紧迫性，但仍然低估了地球温度上升的速度，原因在于没有正确地理解协同效应以及它可能导致的意想不到的正反馈。而这一效应正是温室效应剧增的重要原因之一。 举例来说，由于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增加，地表温度升高，进而导致北极地区冰层融化，这样避免了热量从地球上消失。雪面覆盖的减少，意味着反射能力的丧失——白色反射热量，黑色吸收热量——地球散发的热量减少。反过来，这又提升了地球表面的温度，以正反馈的方式加速了雪的融化。现在，可以认为，当地球生物圈中其他突变引发它们自己的反馈回路时，这一反馈回路及其乘数效应几乎是没有止境的。我们所面临的不确定性更加可怕。 2、地表温度上升将导致物种灭绝 第四次联合国气候报告提醒我们：地球的化学性质正在发生变化。这绝对不是什么好消息。科学家告诉我们，到本世纪末，地球表面的温度有可能上升至少3℃，气温会显着升高。虽然3℃听起来不高，但我们需要知道的是，这个幅度的上升使温度达到了300万 年前的上新世的温度。那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世界。 根据科学家的观点，仅仅1.5℃至3.5℃的变化，就能导致动植物在不到100年内大量灭绝。这一观点意味着，将有最低20%、最高70%的物种灭绝。这其实是一件非常严峻的事情。在最近的4.5亿年里，地球上已发生了五次物种灭绝事件。每次都是一个大毁灭，需要1000万年才能恢复生物物种的多样性。 那么，地表温度的上升是怎样影响了生命的存亡呢？作者以生态系统中树木的消失为例解释了这一问题。21世纪下半叶的时候，美国东北部地区气候的变化也会影响到迈阿密的气候。人类能通过迁移适应气候变化，但树木显然不具备这种能力。几千年来，不同种类的树木已经适应了某个地区相对稳定的气候。更重要的是，树木生长缓慢。因此，当温度在几十年里发生急剧变化的时候，树木不可能快速迁移以适应气候的变化。这对地球生物的生存具有重大的影响。森林覆盖了地球表面的25%，森林是许多生物物种的栖息地，树木的突然消失会严重影响动物的生存。 更严重的是，哥斯达黎加的科学家注意到，在过去16年里，随着气温的上升，树木的生长速度在稳步下降。研究人员援引的世界各地的类似记录，使人们更加担心我们可能已处在大灭绝时期的早期阶段。 3、水循环受影响最大 全球气温上升最重要的影响是水循环。温度每升高1℃，大气保水量将增加7%。这将导致水分布的根本变化，虽然降水强度会增加，但是降水时间会减少或频率会降低，结果就是更多的水灾和长期的干旱。生态系统已经适应了长期稳定的气候环境，由于不能迅速适应这突如其来的变化，生态系统的不稳定和崩溃就是难以避免的了。频繁的飓风便是有力的说明。2005年出版的《科学》杂志指出，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第四类和第五类风暴的数量已翻了一番。卡特里娜、丽塔、古斯塔和艾克等飓风为21世纪的人类敲响了警钟。 科学家们也预测了海平面的上升及海岸线的消失情况。一些小岛群，像印度洋上的马尔代夫群岛、太平洋上的马绍尔群岛，将会彻底消失在海平面下。世界一些大山上的积雪正在融化。到2050年，一些山上的积雪可能会融化60%。而要在40年里迁移近10亿人，这几乎是难以做到的。北极地区也将是生态系统破坏的重灾区。新的研究预测，到2050年时，夏季冰层覆盖面将会不超过75%。2008年8月，北极周围已有开阔的水域，这是至少12.5万年来第一次发生这种现象。 4、反馈回路会导致地表温度大幅升高 气候学家们最担忧的是难以预测的反馈回路，反馈回路会引起生物圈的巨大改变，导致地表温度大幅升高，而现有机制又无法预测。可以用20世纪前就存在的亚北极地区的永久冻土层的例子说明。这个地区的面积有法、德两个国家的大小，这里草原与野生动物和谐共生。就像一个时代文物密藏容器，这里的永久冻土层保存着大量有机物。科学家们说，西伯利亚永久冻土层的有机物存量比世界所有热带雨林的存量都多。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第四次评估报告中提到了永久冻土层问题，并指出如果永久冻土层融化，将会引起潜在的灾难性后果：二氧化碳进入大气层，进而导致地球温度急剧上升，其水平将远高于现在的预测。但是，目前没有数据能够确认这一状况。 然而，最近刊登在《自然》杂志上的实地考察报告震惊了研究人员：由于温度上升，永久冻土层已经开始以令人惊愕的速度融化。阿拉斯加大学费尔班克斯分校北极生物研究所的科学家警告说，在本世纪的某个时间，随着数量可观的冰层消失、大量二氧化碳和甲烷排放到大气中以及短短几十年温度的急剧上升，人类将迎来严峻的考验。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人类将无法阻止这一生态系统的毁灭，地球上的生命将会消失。 5、只有可再生能源才能可持续发展 美国政府气候学家、美国宇航局戈达德空间研究所所长詹姆斯·汉森所在的研究小组指出，如果用冰芯作为样品测算，工业化前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水平在65万年前就已超过了300ppm。当前的工业化水平远远超过那时的水平，目前二氧化碳的水平是385ppm，并且还在快速上升。根据汉森研究小组的研究结果，由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会在本世纪末或此后不久导致温度上升6℃，并导致人类文明的消亡。如果人类希望保存一个文明发展、适合居住的星球，依据古气候证据和当前变化的气候，需要将二氧化碳由当前的385ppm减至最多350ppm，但希望能减少更多。 化石燃料驱动的工业时代即将结束，这已经是无可辩驳的事实。这并不意味着明天石油就会枯竭。石油还会供应，但供应量会减少，价格会上升。由于石油的生产与定价都取决于单一的世界市场，所以，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在能源自立的旗帜下独善其身。至于天然气，其全球状况与石油大体相似。虽然中国的煤炭、加拿大的沥青砂、委内瑞拉的重油、美国的油页岩储量相对丰富，但是这些能源开采费用高昂，并且这些能源比原油和传统天然气都要排放更多导致全球变暖的气体。如果我们转而使用这些污染性的能源以推迟化石燃料时代的结束，那么，急剧升高的全球气温将不可避免地主宰人类的命运。 关于替代性资源，人们认为，相对于化石能源来讲，核能是一个可替代的选择，因为它不产生二氧化碳，某种程度上可作为解决全球气候变暖的措施。但核能从来就不是清洁的能源。放射性物质和核废料对人类的健康、对生物和环境都是严重的威胁。2011年，日本地震和海啸引发的福岛核泄漏引发了世界范围的政治地震，大多数国家的政府推迟了筹建新核电厂的计划，降低了对这项20世纪技术的期待。 可再生能源与互联网技术催生第三次工业革命 要想产生新的工业革命，新通信技术必须和新能源体系结合，就像历史上的每次重大经济革新一样。 新通信系统从来不会独立存在，它们是通过新能源系统管理流动性的机制。第二代电子通信技术(互联网技术)与第一代电子通信技术(电话、广播与电视)有着根本的不同。第一代电子通信技术用来管理经济和使经济市场化。这种经济的基础是化石能源，大量商业活动源于特定的能源体系。虽然它提高了生产效率，优化了操作实践，创造了新的商业和就业机会，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延长传统工业模式的寿命，但它不可能完全发挥分布式通信的潜力，其阻力来自能源集中化的体制与商业基本结构的内在制约因素。相比之下，第二代电子通信技术分布自然而理想，更适合管理分散式能源(可再生能源)以及与新能源相伴而来的扁平化的商业活动。 如今，互联网信息技术与可再生能源的出现与融合让我们迎来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在不久的将来，每个建筑都是小型的发电厂，人人都是绿色能源的自助生产者。除此之外，正如人们在互联网上可以任意创建属于个人的信息并分享一样，任何一个能源生产者都能够将所生产的能源通过一种外部网格式的智能型分布式电力系统与他人分享。这就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为我们描绘的蓝图。 总之，第二次工业革命已经走到尽头，我们即将步入一个“后碳”时代。人类能否可持续发展，能否避免灾难性的气候变化，经济能否实现新的跨越式发展，第三次工业革命将是未来的希望。 (中信出版社授权《经济参考报》独家选登) 重大的经济转型时代即将来临 《第三次工业革命》选登之三 2012-06-07 作者： 来源：经济参考报 ●通信技术与能源系统新的融合预示经济转型时代来临 ●五大支柱结合组成不可分割的科技平台 ●竞争的市场将越来越向合作网络让步 ●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将发生根本性变化 历史上新型通信技术与新型能源系统的结合，预示着重大的经济转型时代的来临。这是因为新能源技术的出现推动人类文明向着更为复杂的方向发展，而更为复杂的文明需要以先进的新型通信技术为媒介来对其进行处理和整合。 如今，我们正处在信息技术与能源体系相融合的年代。互联网信息技术与可再生能源的出现让我们迎来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在此基础上，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也随之有了新的发展，从而大大减轻了时间和空间对人们更加多样化的经济交流的限制。当这些系统的发展落实到位以后，经济活动呈现正态分布曲线，即先上升达到顶点，经历一段时间停滞之后进入衰退期，该阶段的衰退规律由通信与能源矩阵所建立的乘数效应决定。这就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发展的整体规律。 五大支柱绘就宏伟蓝图 作者：（美）杰里米·里夫金 基础设施实际上是通信技术和能源的有机结合，它可以开创一种具有活力的经济体系。在这一体系中，通信技术充当中枢神经系统，对经济有机体进行监管、协调和处理；能源则好比是血液，为将自然的馈赠转化为商品和服务这一过程提供养料，从而维持经济的持续运行和繁荣。因此，基础设施就像是一种生命系统，把越来越多的人纳入更为复杂的经济社会中。 正如历史上任何其他的通信、能源基础设施一样，支撑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五大支柱必须同时存在，否则其基础便不会牢固，因为它们是靠相互间的联系而发挥作用的。 1.向可再生能源转型 由于传统的化石燃料以及铀燃料的储量逐渐降低，导致其价格在国际市场上持续攀升。与此同时，受新技术突破、及早采用新技术以及规模经济等因素的影响，新型绿色能源的价格持续下降。光伏发电的成本有望以每年8%的速度下降，使得发电成本每8年可降低一半。这一涨一落的巨大反差引起了全球经济的巨变，从而催生了21世纪的新型经济范式，可再生的绿色能源炙手可热。如今，太阳能和风能发电设备装置正沿着个人电脑以及互联网用户增长的轨迹继续向前发展。本书详细地介绍了太阳能、风能、水能、地热能和生物能等新型能源在各国被开发利用的情况。 2.分散式生产 与那些只能在世界某些地区发现的化石能源和核能等稀缺能源不同，可再生能源到处都是，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收集这些分布不均、频率不一的能源。作者提出，就必须摒弃集中收集的传统思维。这种思维源于20世纪关于化石能源的经验。面对新能源，我们必须及时做出转变，用分散式思维，将每一个现存的大楼转变成一个两用的住所——住房和微型发电厂，就地收集绿色能源，为整栋楼房供电。 3.使用氢和其他存储技术存储间歇式能源 虽然可再生能源总量多、清洁、让我们得以生存在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世界，但太阳不会一直照耀，风不会一直吹拂，因此可再生能源多半是间歇式供应的。如果仅仅是依靠当时的可再生资源来供应自身的电力，当这些资源暂时不具备时，我们将面临周期性停电的困境。为了保障电力的正常供应，必须提前储存部分电力，以备不时之需。作者经过了长期的研究，最终认为氢气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4.利用互联网技术建立能源共享网络，实现分配(或者叫“能源互联网”) 这一共享网络的工作原理类似于互联网：成千上万的建筑物能够就地生产出少量的能源，这些能源多余的部分既可以被电网回收，也可以被各大洲之间通过联网而共享。这种智能型能源网络将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比如智能公用网络系统会与天气的变化相关联，使得电流以及室内温度会随着天气状况的改变和用户的需要而改变。 5.将传统的运输工具转向插电式以及燃料电池动力车 运输是最后一个支柱，重点是改变由汽车、公交车、卡车、火车等构成的全球运输模式，使之成为由插电式和燃料电池型以可再生能源为动力的运输工具构成的交通运输网。建筑物转变为小型发电厂和创建能源互联网，使这些基础设施可以为插电式电动机、氢燃料电池车提供动力。同时，由于能源互联网的建立，电动车所需要的电可以通过共享的电网平台进行买卖，当自身电源充足时也可以将电能回输到电网。当我们把插电式汽车和氢燃料看做潜在的发电厂时，第三次工业革命基础设施提供的分散式电能数量将是巨大的。 把这五部分结合在一起就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科技平台。这个平台是一个应急系统，它的价值和功能和其中的组成部分截然不同，换句话说，这五部分之间的协同作用实现了“1+1>2”的整合效应，树立了一个新经济的范例，它可以改变整个世界，也能改变我们。 能源改变世界 能源机制塑造了文明的本质，决定了文明的组织结构、商业和贸易成果的分配、政治力量的作用形式，指导社会关系的形成与发展。在21世纪，对能源生产与分配的控制将由石化能源巨头转向数百万自我生产并将盈余通过信息与能源网络共享的小生产者手中。能源的民主化对我们如何在下一个世纪安排人类生活的架构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这个新的时代，竞争的市场将越来越向合作网络让步。随着分散型资本主义的崛起，自上而下的垂直资本主义模式将逐渐被边缘化。 1.改变做生意的方式：分散式生产，合作共赢 石化燃料(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被称为“精英能源”，原因很简单，它们只在特定的地域出现，需要政府动用大量的武装力量来占领矿源，还需要中央集权、自上而下的命令与控制体系和大量的资本对其进行开采、加工与运输。这种特性也决定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商业运营模式的主要特征：金字塔形的层级结构，拥有自上而下的权威。处在产业结构金字塔顶的石油工业受益的同时，其所产生的剩余财富可以流入处于底层的其他小型产业和工人手中，从而带动整体经济的发展，即所谓的“涓滴理论”。 但与前两次工业革命不同，日渐兴起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以分布在世界各地、随处可见的可再生能源为基础的，而这些可再生能源大部分是免费的，如太阳能、风能、水资源、地热、生物能、海浪和潮汐能等。这些分散的资源被数百万个不同的能源采集点收集起来，通过智能网络进行整合、分配，最大限度地实现能源的有效利用并维持经济的高效、可持续发展。可再生能源的这种分散式的本质更需要合作性的组织结构而不是层级结构。这一新兴的、扁平式的能源机制为由此衍生出来的所有经济活动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组织模式：分散式生产。在这一新兴革命中，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生产者，拥有自己的公司，资源的占有和财富的分配也更加平均。 如果说可再生能源为人人提供了商业机会，那么互联网技术这一新型交易平台的建立则使销售者和购买者之间的敌对关系被供应者和使用者之间的合作关系所取代，利己主义被利益共享所取代。网络的附加值并不会贬低个人的价值，相反，每个人的财富都会通过共同努力得到共同的增长。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这一观点，该书以人们熟知的维基百科和社交网络为例，阐述了这些新型的分配、合作平台在知识的共享、创新和发展方面的杰出表现。 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这种扁平式、合作性的商业模式已经全面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集中型、层级式、自上而下的生产组织结构，符合现代商业的需求。随着分散、合作式商业模式的引入，同传统的垄断式资本主义相连的产业正在遭受严重的挑战。 2.生物圈政治将缓慢取代地缘政治(国际关系的转变) 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将自然视为战场。为尽可能多地占有资源确保自己及子孙后代的繁衍，每个生物都以命相搏。这一理论为国家所采用，并在人类历史的广阔舞台上以地缘政治的形式进行实践。为了获取化石燃料(这也是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能源命脉)和其他有价值的资源，国家间不断地进行战争，边界一次又一次地重新确定。 能源机制内所发生的由化石燃料到分散式可再生能源的转变将会重新界定带有生态思维的国际关系理念。第三次工业革命所需的可再生能源储量丰富、随处可见且易于共享，但是需要对地球生态系统进行合作管理，所以不大可能出现为争夺能源大打出手的现象，全球合作的可能性反而大大增加。在这历史性的新时期，生存意味着的不是竞争而是合作，不是各自为战而是你我相连。如果说地球更像是一个由相互依赖的生态关系所组成的生命有机体，那么我们的生存则依赖于彼此合作共同保卫身处其中的全球生态系统。这才是可持续发展的深层含义，也是生物圈政治的本质所在。 3.倾覆守旧的经典经济理论大厦 经典经济学理论一直深陷在牛顿的力学上，但实际上牛顿力学建立在相互独立的个体物质基础上，并没有考虑时间发展和过程的概念，因此会误导我们对经济的理解。而第三次工业革命将生态学和可持续发展等概念引入经济学，历史上第一次，经济学大厦的地基上出现的诸多裂痕将使经典经济学理论大厦面临倾覆的危险。 (1)财富观的嬗变：从独占到分享 经典经济理论认为，市场中的财富交换是产生经济行为和产生财富最有效的手段。这一资本主义核心是若干基于人性的假设。在经典经济学家眼中，人生来就是利己的、竞争的、贪婪的，会利用他人的善意为自己谋利，或躺在他人的劳动成果上不劳而获，或者独享自己的成果，获得更多的收益。这样，人类天生的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将会确保社会总体财富的稳定增长，并推动人类走向无限的进步。现实世界生生被分为“我的”和“你的”两个部分。 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人的驱动这一概念和统治经济行为的若干假设的看法截然不同。互联网和新型通信技术使我们进入全球性的社交空间和新的时间领域之中，全球网络的接入成了同19世纪和20世纪私有财产权同等重要的概念。现在，数千万的年轻人正在积极地加入互联网上分散、合作性的社交网络之中，比如维基百科和脸谱网。他们乐于用自己的时间和才智(大部分是不索取任何报酬)来为他人谋福利。他们这么做仅仅是为了享受与志同道合者共同致力于促进生活进步、推动社会发展、大幅提高生活水平的乐趣。 因此，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人性驱动的解释是“对社会性的需要和集体性的寻求”。这种无处不在的观念转变在人们对财产的看法上得到了更多的体现。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传统的财富观念——鼓励获取物质财富和独占、排他的权利，被全新的通过社交网络同他人分享经验的财富观所取代。 (2)金融资本的核心价值减弱，利润的概念发生本质变化 资本主义建立在以下假设的基础之上：积累起来的个人财富将会以金融资本的形式，通过控制财富产生的科学技术和分配的物流手段，获取更大的利益。煤炭、石油等能源十分昂贵，因此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工业革命需要巨额的先期投入，金融资本的重要性空前凸显；这些资源的开发又需要专业化的分工和技能，这些因素使前两次工业革命都必须采用集中化的管理和生产方式。 与此相反，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新型分散、合作式的通信和能源领域之中，社会资本的积累与金融资本的积累同等重要，富有价值。原因就在于，随着通信科技成本的日益低廉，分散式网络的进入成本也随之骤降，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广阔的、开放性的互联网和输电网络中潜在的企业家和合作者。这样一来，金融资本在新型企业的创立方面所发挥的作用逊于社会资本，起码在开始阶段是如此。比如谷歌、脸谱和其他全球性网络，它们都是由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在宿舍里建立起来的。 随之变化的，还有利润的概念。在传统的资本主义市场中，利润是在交易成本的差额中产生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不仅信息的生产和分配的成本几乎为零，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保持差额赢利几乎就是不可能的，赢利的概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财产仍然存在并掌握在生产者手中，消费者在一段时间之内可以访问、获取。实际上，时间成了稀缺资源和交换的关键组成，服务的获得超越了所有权成为主要的商业驱动力。这种由买卖关系向供用关系、所有权交换向网络内特定时间服务的获得之间的转换正在改变我们对经济理论和时间的定位与思考。就更深层的角度而言，新兴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能源和通信基础设施正在改变我们衡量经济成功的标准。 (3)时空由工具变为命运共同体 在经典经济理论中，空间被视为一个装满等待开发的有用资源的容器(储藏室)，时间则被视为可以用来加速生产过程、创造无限经济财富的工具。人类动因被认为是作用于空间内广泛分布的资源之上的外部力量，利用科技将资源尽可能高效地转变为生产效用。这种对空间和时间的工具性观点就是经典经济理论的核心时空观。 上述理论和实践一直注重对自然的开发与利用，忽视地球化学和生物过程中的反馈机制，使地球的生态系统枯竭，使地球温度和气候产生了重大的变化。人类要想继续生存与繁衍，就必须重新理解生态网络中反馈机制的运行规律，建立新的时空观。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对应的新范式里，空间应该是由活跃关系所组成的共同体；在时间的安排中，效率也需要让位于可持续性。对于管理模式，我们也要重新界定，使其同自然界的再生周期相符合，而不是单一地追求生产效率。 这种从生产率到传承性、从效率到可持续性的转变将使人类再次同我们所居住的更大的生物圈共同体的起伏、节奏和周期保持一致。这也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本质所在，同时也是现有的经济理论不足以成为指导新经济时代发展、创造生物圈意识的理论框架的原因所在。 人类生活掀开新篇章 新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基础设施所产生的协同作用将使全球经济进入历史转折点，世界许多地区将从第三次工业革命过渡到合作时代。就像我们的祖先从游猎状态转向集中的灌溉农业状态，从农业时代转向工业文明时代一样，我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将发生根本性变化。 1.集体责任感催生生活质量之花 第三次工业革命改变了我们对个人与他人之间关系和责任的看法，我们开始以集体的思维方式进行思考。在洲际化的合作共同体中分享地球上的可再生能源很自然地就形成了新的种族认同。而这一新兴的相互联系和生态圈嵌入意识的觉醒催生了对生活质量的新梦想，在新一代中尤其如此。 美国梦长久以来被视为激励各地人民的无上准则，强调对个人物质利益、自治和独立的追求。然而生活质量这一概念却要求基于合作利益、联系和相互依赖进行新的理解和定位。我们逐渐意识到真正的自由并不是对他人免责的孤岛，而是存在于与他人的紧密联系之中。生活质量的实现离不开共同体之中每个人的积极参与，要求每个成员都具有高度的责任感，确保在追求的过程中不让一个人掉队。 启蒙经济学家坚信幸福和“美好的生活”离不开个人财富的积累。处于第三次工业革命前沿的年青一代却认为在满足基本的经济需求的同时，个人的幸福离不开社会财富的积累。 2.存在的意义：活着是为了游乐 人们的就业领域可分为四类：市场、政府、非正规经济和公民社会。然而，由于智能技术的应用，市场就业机会将持续减少。各国政府也在精简人员，在税收征管、兵役等诸多方面也引进了智能技术。非正规经济包括家庭生产、易货贸易甚至极端的黑市交易和经济犯罪行为也可能渐渐消失，因为传统经济体正在向高科技社会转变。 那么就只剩下公民社会这一种就业方式。公民社会经常被称为第三部门，这表明它没有市场或者政府那么重要。其内部组织也经常被贴上“非营利”“非政府组织”等标签，尽管事实并非如此。第三部门实质上是一个共享体，在那里人们相互分享智慧，为了社会联系的纯粹乐趣而居住在一起。公民社会好像互联网一样，它的核心设想就是把个人融入更大的网络团体，不仅会提升团体的整体价值，而且也会提升每一个成员自身的价值。 市场环境下的人际关系主要是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是实现自身物质利益最大化的手段，而在第三部门人际交往的目的就是其本身，因此体现了人的内在价值，而不仅仅是实用价值。正如19-20世纪工业革命把人们从农奴制度、奴隶身份和契约劳动中解脱出来，第三次工业革命和合作时代也会使人类摆脱机械劳动的桎梏，从事深层游戏——这就是所谓的社交活动。人类在共同探索普遍性的过程中，通过开展深层游戏，感受对方，超越自我，与更加广泛甚至所有的生命团体建立联系。即使在最简单的层面上，在最重要的生命旅程中，我们从事第三部门工作就是寻找我们存在的意义。 第三次工业革命和合作时代为人类提供了一个机会，摆脱束缚在功利世界里机械地生活，享受自由带来的愉悦：活着是为了游乐。 3.改变人类现有的居住方式 当能源机制和新的通信媒介并存的时候，空间导向就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德国心理学家们称之为格式塔转换。第一次工业革命催生了大量垂直的、高耸入云的高楼大厦，而第二次工业革命催生了分散的郊区的发展，这种发展是线性的外延式发展。 根据联合国有史以来首次发布的《世界城市状态报告(2008—2009)》提供的信息，大多数的人类都生活在城市中，而且很多是在人口超过1000万的超级大城市及其郊区。我们已经变成了“城市人类”。500年前，地球上的每个人在一生中平均会遇到1000个人。今天，对于纽约市的居民而言，在他家或者他在曼哈顿市中心的办公室周围10分钟车程的半径范围之内都会遇到22万人。 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人类居住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当我们庆祝世界的城市化之际，我们正在迈向另外一个历史时刻，在这个时刻，原生态地区逐渐消失。我们的科学家告诉我们，在当前这些孩子的有生之年，“原生态地区”可能会从地球表面上彻底消失。 而第三次工业革命催生的结果却是截然不同的。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总体规划中，现有的城市和郊区空间将被纳入封闭的生物空间内。在数以千计的生物地区中，每个这样的地区都是一个点，第三次工业革命催生的能源、通信和运输系统将这些点连接成一个网络，覆盖多个大陆。也就是说，拥有五大支柱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基础设施，将现有的生活空间、工作空间和娱乐空间同我们所属的生物圈的其他部分融合起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就是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人类新型的居住方式。 第一次工业革命使19世纪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第二次工业革命为20世纪的人们开创了新世界，第三次工业革命同样也将对21世纪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它将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对于第三次工业革命创造的新未来，我们翘首以待。 (中信出版社授权《经济参考报》独家选登) 从理论到实践：欧盟发展路线图 《第三次工业革命》选登之四 2012-06-08 作者： 来源：经济参考报 ●“第三次工业革命”已成欧盟各国首脑的政治高频词 ●新能源替代旧能源遭遇基础设施缺乏和利益集团抵制的障碍 ●教育的基本框架原则与教育理念需要重新修订才能适应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需要 过去16年，我在沃顿商学院担任资深讲师，所讲内容涉及科学、技术、经济以及社会的新趋势。在高级管理课程中我开始介绍第三次工业革命。为期5周的高级管理课程让来自世界各地的首席执行官和企业主管人员意识到了他们在21世纪即将面临的新问题和挑战。“第三次工业革命”这个概念很快传播到了各个管理层，也成了欧盟各国首脑口中的政治高频词。从2000年起，欧盟开始积极推行大幅减少碳足迹的政策，以加速向可持续发展经济时代的转变。欧洲各国制定了目标和基准，重新部署了研发的重点，并且为了适应新型的经济发展出台了法规条例，公布了新标准。与欧洲各国相反，美国人正沉迷于追捧硅谷最新研发出来的电子产品和热门 应用程序；很少人关心石油峰值的预测，对于气候变化将导致恶果的警告以及显示我们的经济并不健康的众多迹象也置之不理。虽然在自己的国家，我却感觉自己像个局外人。因此，我一路往东去了欧洲。过去10年里，我有五分之二的时间都在欧盟国家度过，有时也穿梭于大西洋两岸，和政府、企业以及民间社会团体一道推进第三次工业革命。 2006年，我开始与欧洲议会的高级官员共同起草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经济发展计划。2007年5月，欧洲议会发布了一份正式书面声明，宣布把第三次工业革命作为长远的经济规划以及欧盟发展的路线图。目前，欧洲委员会的诸多机构及其成员国正在执行第三次工业革命路线图。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引领者 2008年夏天，随着房地产市场的下跌，能源价格达到了最高值，金融市场处于敏感期，对于我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合适的时间，可以以此为契机把很多萧条的公司(这些公司涉及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五大支柱中的一个或者多个)联合起来，面对面地讨论我们是否有可能组合成一个集团来对第三次工业革命进行展望并制订一个针对欧洲、美国和世界的计划。10月24日，80位来自世界一流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和高级管理人员参在华盛顿参加了此次会议，涉及可再生能源、建筑、房地产、信息技术、电力和公共事业、交通运输以及物流业。经济危机为推进第三次工业革命提供了机会。 1.罗马的生物圈规划 当罗马市长乔瓦尼·阿莱马诺邀请我们制订一个40年期的总体计划以将西方文明中第一个伟大的城市转变成体现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城市时，我们毫不犹豫地抓住了这次机遇。 我们计划将把罗马地区改造成一个综合的社会空间、经济空间和政治空间，将其嵌入到一个资源共享的生物圈之中。罗马生物圈是由三个同心圆组成的。内圈包括具有历史意义的核心区和居民区。市中心有许多开放的工业区和商业圈。工业区和商业圈之外，土地变得更加开放，形成农村地区，围绕着大都市。这种生物圈模型注重不同区域之间的连接性，将周围的农业地区同商业区以及历史核心区和住宅区恰到好处地连接起来，当地居民可以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然后通过便捷的电网输送到各个地区。市中心将进行整修，以保证空间的开放性和道路的畅通无阻，从而使行人重新享受街道的便利和历史建筑的韵味。并且将分阶段改善公共交通，修建自行车道和步行街以推动这种转变。 内圈：罗马政府关心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在古老的城市心脏地带提高市内人口密度和维持人们的社区归属感。由于缺乏现代房屋，交通拥堵以及空气污染严重，目前的趋势是市中心的人口不断减少，郊区村落的人口日益膨胀。虽然罗马市中心的居民住房短缺，但是办公用房却很多。因此，我们的城市建设规划小组建议罗马效仿纽约和芝加哥，利用符合古罗马建筑特色的建筑技术，将市中心废弃不用的办公用房改建为住宅区。这个计划要求保留具有特色的历史建筑，同时将这些历史建筑的内部空间改造成为公共空间，就像古代罗马的别墅一样。罗马城的绿化计划还包括在历史核心区修建数千个小型花园。 工业区和商业圈：修葺一新的居住区为主的市中心周围是绿化良好的工商业区，这是罗马经济的核心区。根据计划，工商业区将转变为一个巨大的实验室，用以研发新的技术，将罗马变成一个低碳经济示范区。整个工商业区内遍布着代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企业，包括一些科技工业园区、新建的大学、高科技创新型企业等。工商业区将被设计成有着大片绿色空间的工作区域，该区的建筑是无碳大楼和工厂，它们使用的能源都是当地生产的可再生能源，而且集中供暖、集中供电，其他能源也是通过一体化的设备集中提供。 绿色外圈(农村地区)：根据罗马总体规划的要求，未充分利用的和被遗弃在罗马外围的农村土地将会重新开发，开发方式就是引进数百个种植当地水果、蔬菜和谷物的有机农场。农业地区将采用生态耕作方式，生动地体现出源自意大利的“慢餐运动”所提倡的理念。此外，还将建立多个农业研究中心、动物保护区、野生动物康复诊所、植物种子保护机构和树木园以恢复罗马生物圈的活力。罗马的绿色外圈也为实施大型可再生能源项目提供了极大的机遇，这些项目包括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质能等项目。可再生能源园区将会遍布整个农业地带，恰到好处地融入整个环境之中。 所有这些创新的设计都是为了恢复罗马生物圈，将罗马地区改造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系统，为罗马居民提供大部分基本的能源、粮食和纤维等。 2.摩纳哥的绿色发电计划 我们问的第一个问题是，摩纳哥的能源来自哪里？该国17%的电能来自海洋发电，供热制冷所需能源的25%来自燃烧废物发电。绝大多数用电来自法国，而法国主要依赖核能发电。 摩纳哥的建筑挤压在如此狭小的地块上，根本没有多余空间可以建设大规模的能源园区。但摩纳哥拥有6公里长的海岸线，可以利用潮汐和海上风力发电，而且该国光照率较强，所以可以利用太阳能电池板或光伏电池板发电。 摩纳哥24%的面积都覆盖着屋顶，这些屋顶中有一半都适合安装太阳能电池板(面朝南方而且不被遮挡的屋顶即可)。利用建筑物的正面作为聚光点，可以将太阳能发电量增加一倍。 摩纳哥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在不破坏传统建筑的同时，在建筑物上开发利用充足的阳光辐射。摩纳哥公国政府的态度十分明确， 他们不想改变原有建筑的外观和风格，包括建筑的色彩和格局。 通常情况下，多数太阳能光伏电池板是深蓝色的，安装在十分难看的脚手架上。如果摩纳哥的建筑上面都装上这种光伏电池板的话，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庆幸的是，很多企业正在将小型的太阳能光伏发电板直接安装在玻璃瓦、建筑物遮篷、玻璃、百叶窗甚至窗帘上，用各种方式加以隐蔽。 风能发电科技也可以安装在建筑物上。最近人们研发出了纵轴风力发电机。这种发电机无须转动，可以在人口稠密的市区利用更多的气流。我们可以把这种发电机安装在摩纳哥现有建筑的屋顶上，以增加该国可再生能源的发电能力。 绿色屋顶和绿色墙体正日益流行起来。在现有建筑上栽培植物可以减少雨水流失，增加热调节(在夏天，这些植物可以降低城市“热岛效应”，在冬天则可以蓄热)，并且增加市区生物多样性。太阳能、风能和绿色屋顶，所有这些计划都能帮助摩纳哥重新融入当地生物圈，并且提高公民的环保意识。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行进障碍 1.可再生能源与传统能源在同等水平竞争的基础设施缺乏 欧盟希望到2020年，绿色能源可以生产出三分之一的电力。这就意味着电网必须经过数字化以及智能化处理，从而能够储存足够的间歇式可再生能源，以满足成千上万的地方能源生产商的用电需求据行业观察家预计，从2010年到2030年，美国需要花费大约1.5万亿美元才能将目前的电网改造成智能电网。一份欧盟委员会的解密文件显示，在2010年至2020年间，欧盟需要花费1万亿欧元用于更新电网系统，才能使其与可再生能源流相适应。 这份解密文件同时显示，目前欧盟依然缺乏使可再生能源与传统能源在同等水平竞争的基础设施。 2.缺乏行业先驱，推广难度大 欧盟把自己定位为世界上最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但在完成气候变化指标的同时实现经济增长的矛盾一直使欧盟委员会及其成员国面临持续的压力。而且，在第三次工业革命这个领域没有行业先驱。 他们对是不是先驱不感兴趣，他们都急于发起一场经济革命，但在现实中却都遇到了难题，甚至是绝望——他们突破性的技术和产品可能在几十年中乃至永远无人问津。 3.筒仓思维导致先行项目孤立 欧洲委员会建立了一些部门和机构来鼓励发挥筒仓的积极效应，即项目与工程自主、独立，与其他部门和机构的工作完全隔离。这个现象并非布鲁塞尔独有。事实上，这在世界各国的政府都很常见。由于筒仓思维没能在各部门和机构间发挥其积极性，政府降低了寻找协同优势和制订整体计划提高社会总体福利的预期。筒仓思维不可避免地导致先行项目的孤立。 4.旧能源游说力量强大 在美国，大型能源公司拥有华盛顿最强大的游说力量，目前登记在案的有600人之多，他们的影响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可以指导国家能源政策的“选择”。据一项调查显示，代表油气公司利益的说客中有四分之三曾经是国会相关行业监管委员会的成员，或曾经在负责行业管理的联邦政府机构中工作过。而离职之后，也会在公司中得到说客的位置，收入颇丰。 与旧能源强大的游说力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可再生能源与组成第三次工业革命基础设施的五大支柱尚未联合起来。原因之一在于很多关键产业长期以来一直附属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结构，现在正身处两种能源机制、经济时代和不同的商业模式之间。他们深知石油时代即将终结，但目前又必须依赖它。代表汽车业、建筑业、能源电力业、it业和交通部门利益的同一批说客同时为相抵触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相关的立法创制和管理条例进行游说已经见怪不怪了。 教育要面向第三次工业革命 现在，当今世界正在实现由集中型第二次工业革命向扁平式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转变。因此，现有的教育体系也需要进一步修正。对支配教育和教学法的基本框架原则进行修订绝非轻而易举。世界各地的教师也只是刚刚开始对固有的教育理念进行修订，使其与新生的一代年轻人相适应，这些年轻人需要学习的是如何在一个内嵌于生物圈世界之中的分散、合作式的经济模式中生存。 1.为21世纪第三次工业革命培养劳动力 高中和大学都需要开始培养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劳动力，课程安排也需要把重点转移到前沿信息、纳米技术、生物科技、地球科学、生态学、系统理论以及各种职业技能，包括制造和销售可再生能源技术，将建筑转化成小型的发电厂，安装氢气和其他存储技术，搭 建智能公共事业网，制造使用氢燃料电池的交通工具，建立绿色物流网络等。 我们的全球团队认识到，要想让学生在可持续发展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生存和获得工作，就必须让他们具备专业技能、技术和职业技能，为此我们和大学以及学校系统合作，把它们转化成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学习环境。 举个例子，我们在罗马的总体计划就是和罗马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利维奥·德圣托利合作，与他的团队一起将校园里的建筑改造成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基础设施。我们引入了可再生能源、氢存储技术和智能电力网络。我们的目标是将大学与其他大学、中小学连接起来，形成覆盖整个罗马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网络。在接下来的几年，这个具有先驱意义的网络将会把商业和住宅能源企业连接起来，到那时，整个网络将成为一个完全可运作的基础设施。洛杉矶也启动了类似的方案，那里的社区大学系统通过第三次工业革命基础设施连接了起来。 2.培养生物圈保护意识 专业技能和技术对于向第三次工业革命过渡至关重要，但如果过分强调技术和技能，而不改变学生的观念，这样培养出来的劳动力就会用前两次工业革命的实用主义心态去开展经济活动，这就本末倒置了。我们的教育不仅仅是培养高效劳动者的职业工具，而且要使他们重获“亲自然情结”，有意识也有能力去保护和管理我们的生物圈。 科学家发现，人类生来就是具有同情心的，我们的本性并不像很多启蒙运动家所说的那样缺乏理性、冷淡、贪婪、好斗而且自恋。相反，人类富有爱心、热爱交际、合作性强而且相互依赖。随着历史的变迁，同理心也发生了变化。狩猎社会人们只同情部落里有血缘关系的人；灌溉农业时代，人们也同情那些与自己宗教信仰一致的人；工业时代，同理心的范围延伸到与自己思维相似、国籍相同的人身上。 如今，能源通信系统再次更新换代，这必将会导致更加明确的分工，这样又会促进个性化发展，加强自我意识。人类不断加强的自我意识会使我们的同理心不断增强。因为我们的个性越来越强，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生命是独特的和脆弱的。这种“唯一一次生命”的存在感让我们能够体会别人独一无二的人生旅程，让我们能够对别人表示支持。从第三次工业革命开始，同理心开始跨越国界，延伸到生物圈的界限。我们认识到生物圈是不可分割的社区，我们应该同情其他同胞，并把其他生物当做我们的亲人一样对待，这也就是所谓的生物圈保护意识。 因此，在一个全新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教育的基本任务就是让学生意识到自己是同一个生物圈的一部分，以此来思考并身体力行。这将是我们面临的时代考验，并将决定我们是否能创造一种与地球新的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来及时减缓气候变化，防止人类灭绝。 3.转变教育和学习方法：同理心体验+分散式合作 当人们在一起讨论的时候，把他们的经历结合起来得到的结果要比一个人思考的结果更理想，这就是分散式教育的出发点。 传统主导的教学方式从上而下，目的是为了培养具有竞争性而且独立自主的个体。而分散式合作教育，目的是让学生意识到知识的社会属性。新的观点认为知识不再是客观独立的，而是我们对共享经历的解释。寻找真相就是懂得万事万物是如何联系起来的，通过与他们深入互动，我们才能发现这些关系。扁平式学习鼓励学生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体会他人的感情和思想，通过这样来增强学生的同理心。我们的经历和相互关系越多元化，同理心就越能发挥作用，我们就越容易理解现实，越容易理解我们每个人是如何融入整个大背景的。 把教育转变成同理心体验和分散式合作的学习过程，并把这个过程延伸到整个生物圈。这样，我们就能培养与第三次工业革命相配套的判断力和意识。 (中信出版社授权《经济参考报》独家选登) 结语：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一项全社会实践。换言之，这一进程需要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政府、工商界、公民社会组织都要参与。城市、地区、国家基础设施的革命性变革，最终会影响到所有人，人们的生活、工作和娱乐的方式都将改变。在考虑这一计划的各个环节时，方方面面的利益都要顾及。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全社会的支持。倘若在目标上没有广泛共识的话，任何行政区域都很难获得足够的社会资本，动员公民参与如此宏伟的经济结构变革。 杰里米：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国不能滞后 2012年07月05日07:14 环球时报 【美】杰里米·里夫金 新型通信技术与新型能源系统的结合，通常预示着重大经济转型时代的来临。按照这一理论，我认为，我们已经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19世纪以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和20世纪以电气化为基础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如今人类进入以绿色科技为领先的第三次工业革命。 欧洲率先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其中两个重要的标志，一是2007年欧盟建立了“20-20-20到2020”计划，即到2020年之前，温室气体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20%，能源使用效率提高20%，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增加20%。二是在2007年，欧洲议会通过正式宣言，引入建设第三次工业革命所需的5大支柱计划，从此走上新经济之路。 正如我在新着《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中所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第一大支柱是从化石燃料结构向可再生能源转型。欧盟已经承诺，到2020年20%的电力将来自可再生能源。第二大支柱是用世界各地建筑收集分散的可再生能源。欧盟拥有1.9亿幢建筑，欧盟的目标就是，将它们转化为微型绿色发电厂：在房顶收集太阳能，在屋前装上风能发电设备，利用地热供暖，将厨余垃圾转化成生物能源。这一支柱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促进当地经济，创造大量就业。阳光不会一直明媚，风力不会一直充裕。所以，第三大支柱是，我们必须在建筑和其他基础设施中使用氢和其他可储存基础来储存这些可再生新能源。第四大支柱是互联网技术革命与可再生能源相结合所建立起来的神经网络。当成千上万栋建筑开始生产绿色能源，并把它们存储起来时，人们可以把这些电能输送到电网中去，通过能源互联网实现与他人的资源共享，其工作原理与现在的互联网一样。第五大支柱是以插电式或燃料电池动力为交通工具的交通物流网络。到时可在任何一个生产电力的建筑中为车充电，也可通过电网平台买卖电力。 我想强调的是，这五大支柱只有组合起来，才能形成新的经济模式。美国总统奥巴马犯的错误是，他主张绿色经济，投入了几十亿美元给许多独立的项目，但这些多是彼此没有联系，没有成为新经济建设所必需的基础设施。 可以说，美国是20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楷模。二战后，美国大力发展高速公路，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在大约40年时间里，美国的新就业全部依赖于基础设施建设。这也是我们现在要做的。德国和北欧国家的发展也很迅速。我5月底去韩国见了李明博总统，他们也正在制订绿色增长计划。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欧洲和美国花了25年时间建立新的基础设施系统，又花了25年时间完善它。第三次工业革命所需的时间会更短。欧盟有2020年和2050年计划，建设5个支柱基础设施的工作应该在20年内到位，使设施成熟还需要再有20年时间。我们现在的任务是，维持第二次工业革命，不能让它死亡，同时必须迅速地投资于第三次工业革命，以便在未来25年能迅速摆脱第二次工业革命。到那时，还坚持停留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国家将被淘汰。 欧洲虽然深陷债务危机之中。其实，欧洲遇到的问题与美国、中国一样，那就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正在终结。“欧洲统一”下一个阶段需要做的就是加快第三次工业革命。这个任务不可能一天就完成，但应该说，欧洲正处在非常有利的位置。 我认为，亚洲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担任先行者和领导者的机会很大。亚洲正在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而且速度非常快。在今后几年中，中国需要对未来的经济发展方向做出重要决定，如果选择第三次工业革命这条道路，那么中国极有可能成为亚洲的龙头，引领亚洲进入下一个伟大的经济时代。▲(作者jeremy rifkin是美国华盛顿特区经济趋势基金会主席，本文由段聪聪采访整理) 杰里米·里夫金：第三次工业革命摆脱危机之路 发布时间：2012.06.11 10:59 作者：经济参考报 《第三次工业革命》作者杰里米·里夫金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第三次工业革命是摆脱危机之路,建议中国：新能源和新通讯技术协同发展 在世界经济复苏仍然面临许多不确定因素背景下，美国未来趋势学家杰里米·里夫金的专着《第三次工业革命》引起全球广泛关注。里夫金认为，世界正迎来以新能源和新信息技术为特征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这将为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增长提供重要动力。 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文版面世之际，《经济参考报》记者对杰里米·里夫金进行了一次独家专访。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电话采访中，里夫金就很多外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诠释。他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不仅仅是一个学术概念，更是当前全球摆脱经济危机的必由之路。 “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成为一个热门词汇。但对绝大多数普通人而言，“第三次工业革命”仍是一个十分模糊的概念，而不同的学者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概念也有不同理解。正因如此，里夫金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首先给“第三次工业革命”进行了一番定义。里夫金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就是目前新兴的可再生能源技术和互联网等新通讯技术的出现、使用和不断融合后，将带给人类生产方式以及生活方式的再次巨大改变。 里夫金说，我们目前面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其本质是以化石燃料，以及相关技术为基础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已经日薄西山，无法再支撑世界经济的发展。而第三次工业革命是摆脱经济危机的必由之路。 “新能源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将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高油价，以及地缘政治日趋紧张的今天，风能、太阳能、潮汐能、生物能源等新型能源具有极大的优势，可以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而对新通讯技术，里夫金认为，互联网等新通讯技术可以帮助分散式的可再生能源生产，并实现其储存和分享，并能使利用率大大提升，将使第三次工业革命成为可能。 除了解决能源问题，第三次工业革命还将创造大量新型的工作机会。“欧洲拥有超过1亿9000万座建筑，欧洲的目标是使大部分建筑变成可以生产能源的微型发电厂。这样一来，每栋建筑都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特点，利用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生产电力。届时，将会出现一些新的公司，这些公司提供将建筑改造成个人电站的服务。而这将创造出数以百万计的新工作机会。”里夫金透露，“目前德国已经对100万栋建筑进行改造，创造出37万个新就业机会。” 里夫金说，除了帮助我们摆脱经济危机，第三次工业革命还将彻底改变人类的生产方式。“这将极大地改变商业模式。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创造出了拔地而起的工厂和大片的工业区，以及集中化的生产方式。而第三次工业革命，通过信息技术，生产将可以是分散式，每栋建筑都可以利用自己产生的能源进行生产，而订单和用户需求也可以及时传达给生产方，而生产方也可以通过互联网来展示和销售自己的产品，这几乎省去了不必要的成本。” 对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实现路径，里夫金认为，将充满挑战和机遇。他说，“经济危机本身就是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促进，为了摆脱危机，主要工业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都会试图进行第三次工业革命。”但他同时也指出，“建立在化石能源和核电基础上的传统能源部门和大公司，可能会成为巨大的阻碍。” 里夫金建议，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在实现第三次工业革命时，可以多借鉴欧洲的经验，“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就应考虑向新能源转换、能源储存、能源跨洲分享、信息技术应用等关键要素，并使其协同发展。”里夫金还提醒，“不要重蹈美国的覆辙，美国的政策没有协同发展，新能源政策浪费了数以十亿计的美元，使纳税人的钱打了水漂。美国新能源政策并没有产生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作用。例如，在某一州进行燃料电池生产，在另一州建设太阳能发电厂，但却并没有将这些联系起来，使得这些投入很难单独发挥效果，更谈不上对经济产生推动作用。”（记者 侯云龙 曾德金 王龙云 ） 第三次工业革命是摆脱经济危机的必由之路 《经济参考报》独家专访杰里米.里夫金（一） 2012-06-11 作者：记者 侯云龙 曾德金 王龙云/北京报道 来源：经济参考报 在杰里米·里夫金的专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中文版面世之际，《经济参考报》记者对他进行了独家专访。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采访中，里夫金就很多外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讲解。在他眼中，“第三次工业革命”不仅仅是一个学术概念，更是当前全球摆脱经济危机的必由之路。 什么是“第三次工业革命” “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成为一个热门词汇，不仅是里夫金这样的学者，对它进行了深入研究，《经济学人》这样的知名媒体同样对它给予了高度关注。事实上，第三次工业革命已经成为欧洲很多国家实现未来经济进一步增长的手段，而其他国家也感受到了这股潮流，希望能借此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 但对绝大多数普通人而言，“第三次工业革命”仍是一个十分模糊的概念。而不同的学者，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概念也有不同的理解。正因如此，里夫金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首先给“第三次工业革命”进行了一番定义。 里夫金认为，所谓“工业革命”，参考已经被各界广泛认知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情况，必须包含三大要素：新能源技术的出现、新通讯技术的出现以及新能源和新通讯技术的融合。当新的能源、通讯技术出现、使用和不断融合时，将极大地改变人类的生产方式，进而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 因此，里夫金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就是目前新兴的可再生能源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出现、使用和不断融合后，将带给人类生产方式以及生活方式的再次巨大改变。他指出，当新的通信技术和能源技术出现，并且相互融合，将会极大地推动经济的发展。例如，19世纪世界迎来了一次通讯技术与能源技术的融合，这就是所谓的第一次革命。当时以蒸汽为动力的印刷机代替了手工印刷，这使得人类可以以低成本制作大量的印刷品。此时，学校大量出现，知识得以传播，新的经济模式日益崛起，最终造就了密集的城市核心区和拔地而起的工厂。20世纪，人类经历了第二次通讯技术与能源技术的融合，即第二次工业革命。电视、电话、广播等新型通讯技术的出现以及电力、石油等新能源的使用，极大地改变了经济形态以及人们的生活，催生出城郊大片的房地产业以及工业区的繁荣。 “目前，我们面临类似的情况，新的能源技术和通讯技术正在融合，其结果将再次改变我们的经济形态和生活方式。”里夫金这样说。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概念之所以会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是因为第二次工业革命正在进入尾声，就像日落一样。”里夫金说，我们目前面临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其原因是以化石燃料以及相关技术为基础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已经日薄西山，无法再支撑世界经济的发展。这是因为相关的技术已经日渐落后，而以此为基础的工业生产也越来越没有效率。 里夫金介绍，根据一项对全球人均石油峰值的研究，在1979年第二次工业革命高峰期就已出现。英国石油公司进行的另一项研究以及后续其他研究也证实了这一判断。更重要的是，2007年年中，当国际油价超过每桶70美元时，就已经使全球经济处于巨大的风险中。原因很简单，在全球经济体系下，任何商业活动都与石油化石能源息息相关。 另外，世界面临全球性的气候变化，使得农业也面临着冲击。“所以，我们不得不问，我们该何去何从？显然，我们需要以新的经济洞察力去思考这个问题，这迫使我们提出新的发展策略，以便使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尽快摆脱这场危机。在2040年前我们还需要进一步降低碳排放。而这就是我们在21世纪的情况。” “我想我们应该问这样一个问题，全球性的工业革命将如何发生？”里夫金这样回答：“我无法给出欧洲、中国或者其他国家的路线图，但如果考察之前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当新的通信技术和能源技术出现，并且相互融合，将会极大地推动经济的发展。而我们现在就面临这样的机遇。” 里夫金向记者表示，第三次工业革命将和前两次工业革命截然不同，将是摆脱经济危机的必由之路。他认为，“前两次工业革命中的通讯技术都是‘中心化’的，能源的生产方式以及工业生产方式，都是集中生产。但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互联网技术，则更多的是一种点对点的分散式技术，这样将使分散式的能源生产和工业生产成为可能。而这种生产方式将更有效率，同时也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里夫金说。 里夫金介绍，为了摆脱经济危机，欧洲已经开始进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尝试。欧洲计划在2020年前，有可再生能源提供20%的电力，到2030年，30%的电力将来源于绿色能源。这一计划并非空谈，新技术的不断完善和使用，让可再生能源的生产成本不断下降。例如，光伏发电的成本有望以每年8%的速度下降，使得发电成本每八年就能降低一半。如果全球用电量以每年5%的速度增长，到2012年，光伏发电将会在整个欧洲市场达到电网平均价，甚至低于这一水平。而一项令人振奋的研究显示，太阳光线一小时的照射所产生的能量足以支撑全球经济运行一年。如果这些能源能够得到有效利用，那么新能源毫无疑问将成为摆脱此次经济危机的一大基础。 五大支柱必须协同发展 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中，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实现方式，进行了细致的规划，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他倡导的“五大支柱”。据他介绍，目前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国家，已经以此为基础，制定了各自未来的经济发展战略。 在书中，里夫金这样介绍五大支柱：支柱一，向可再生能源转型；支柱二，将每一大洲的建筑转化为微型发电厂，以便就地收集可再生能源；支柱三，在每一栋建筑物以及基础设施中使用氢气和其他储存技术，以存储间歇式能源；支柱四，利用能源互联网技术将每一大洲的电力网转化为能源共享网络，这一共享网络的工作原理类似于互联网；支柱五，将运输工具转向插电式以及燃料电池动力车，这种电动车所需的电可以通过洲际间的共享电网平台进行买卖。 里夫金指出，之所以提出这五大支柱，是因为这些将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关键要素。“支柱一是能源本身，也是新能源技术以及新能源技术和新通讯技术融合的基础；支柱二是能源的生产方式；支柱三是能源的储存形式；支柱四是能源的分享机制；支柱五是如何更加有效地利用新能源，而这种方式也会极大地促进新能源的推广。”里夫金这样解释。 里夫金认为，作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关键要素，五大支柱必须协同发展，不能有所偏废。他以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汽车工业为例，进一步说明了协同发展的重要性。他介绍，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电信技术与燃油内燃机的结合引发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工厂的电气化迎来了批量工业制成品时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汽车的出现。亨利·福特对t型汽油动力汽车的大量生产，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社会。几乎在一夜之间，成千上万的人们卖掉马车换上汽车。为了满足对燃料持续增长的需求，新型石油工业获得了高速发展。汽车工业发展的同时，其他产业也在协同发展。不到20年，美国各地遍布水泥公路，美国人也因此开始迁移，在几年前还是偏远乡村的土地上重新安家。同时，电话以及随后出现的收音机和电视机，重塑了人们的生活，催生出一种全新的信息网络，使人们从此踏入了石油和汽车的时代。 里夫金向记者强调，五大支柱一定要协同发展，不能有所偏废。他介绍，在过去几年，他在意大利和挪威考察时，已经见识了当地的太阳能和氢能等新能源的生产和使用。但令人遗憾的是，目前各界将太多的精力放在了能源的集中生产上，这是第二次工业革命阶段的能源生产方式，事实已经证明这种生产方式将会变得越来越没有效率。 “在欧洲我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仅仅生产各种新能源是无法帮助我们走出发展困境的。因此，支柱二的重点是建筑物。欧洲拥有超过1亿9000万建筑，我们的目标是使大部分建筑变成可以生产能源的微型发电厂。这样一来，每栋建筑都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特点，利用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生产电力。支柱二将极大地推动欧洲经济，更重要的是这将创造出数以百万计的新工作机会。”里夫金这样说。 里夫金进一步指出，同样不能忽略能源储存技术，因为“阳光不会一直明媚，风力不会一直充裕”。电力公司和公共事业公司曾向他抱怨，当电网中有15%到20%，甚至更多的比例来自可再生能源时，电网供电就会受到天气影响，电网将面临周期性断电、限电的风险。里夫金对此却并不担心，他介绍，事实上目前在技术层面，已经找到了储存间歇性能源的解决之道。其中，最为成熟和可行的技术，就是以氢为介质生产的长期储存材料。 里夫金说，氢来源广泛，价格相对低廉，技术也很成熟。宇航员在太空中以氢为燃料绕地球飞行已经近50年，是将其拿回来做可再生能源储存介质的时候了。“欧洲提出将花费90亿欧元，用于为建筑配套氢和其他能源贮存设备。”里夫金认为，外界已经注意到了支柱三的重要性。 对于互联网等新兴通讯技术，里夫金同样十分看重。他认为，这关乎可再生能源是否可以有效分享以及如何分享，将决定新型能源能否被接受，能否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基础。 里夫金介绍，目前越来越多的人都对建立一个“能源互联网”表示出了兴趣。ibm、思科、西门子、通用等大公司正在跃跃欲试，期望把智能电网变成能够运输电力的新型高速公路。由此，电子传输网络将会变成信息能源网络，使得数以百万计自助生产能源的人们能够通过对等网络的方式分享彼此的能源。 “由于电网电流在一天24小时内是不间断变化的，因此每栋大厦中分布在数字仪表上的信息会采用动态定价形式，以便消费者能够根据价格变动，自动调整用电量。此外，能够接受用电调整的消费者，将会享受相应的优惠。与此同时，动态定价也将促使能源生产商们把握回收电流的最佳时机。”里夫金这样解释能源互联网的运作机制，因此他也再次强调了互联网等新型通讯技术的重要性。 对于里夫金的协同发展观点，目前有学者仍持有不同意见，认为新能源技术，或者新通讯技术可以单独发展，进而推动全球经济发展。在采访中，里夫金回应了这种观点。他认为，新能源或新通讯技术单独发展，尽管会对经济发展产生推动，但难以产生“工业革命”式的效果。 “新能源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将扮演者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主要是因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基础化石能源，已经无法支撑全球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在高油价以及地缘政治日趋紧张的今天，传统的化石能源还可能限制经济的发展。而风能、太阳能、潮汐能、生物能源等新型能源则具有极大的优势，并可以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里夫金继续，“因此，不能抛开新能源去谈第三次工业革命。” 在里夫金看来，互联网等新通讯技术可以帮助分散式的可再生能源生产，并实现其储存和分享，并能使利用率大大提升，其在五 大支柱和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我举个例子，通过互联网，唱片业实现了分散式的销售，这使得唱片业再度繁荣。而通过互联网等技术，分散式的能源生产和分享的成本将大大降低，会对五大支柱中的其他因素有所促进。”里夫金这样说。 奥巴马的能源政策是失败的 在进一步说明五大支柱需要协同发展时，里夫金用美国的能源政策做了一番阐释。在他看来，奥巴马总统的新能源政策是失败的。 “如果只重视五大支柱其中之一，例如只重视国内市场的能源生产，一切将变得毫无意义。美国就在这方面犯了错误。奥巴马总统的新能源政策浪费了数以十亿计的美元，使纳税人的钱打了水漂。他的新能源政策并没有产生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作用。例如，在某一州进行燃料电池生产，在另一州建设太阳能发电厂，但却并没有将这些联系起来，使得这些投入很难单独发挥效果，更谈不上对经济产生推动作用。”里夫金流露出些许失望。 里夫金进一步说明：“我再次以汽车工业为例，解释协同发展的重要性。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美国做得很好，除了汽车制造外，同期还诞生了全国范围的加油站系统、高速公路系统，还加速了城市化和郊区住宅化进程，而这又进一步促进了电力系统的建设。事实上，这些都是共同发展的，不会一个接一个的出现。而目前美国的能源政策，并没有体现出对协同发展的深思熟虑。” 在采访中，里夫金多次提到了美国的能源政策，他说之所以反复提及美国的能源政策，是希望给其他国家以警示。 他介绍，在上任第一天，奥巴马就立即着手解决美国的经济复苏问题。奥巴马政府将经济复苏问题与国内所面临的其他两大问题——能源安全和其后变化联系在一起。奥巴马总统开始谈论绿色经济的前景，以及可能创造出的新工作机会。每当奥巴马提到绿色经济复苏计划时，总能提出一长串其政府将要实施或建议的项目方案和具体实施措施名单。这些方案中有相当一部分获得了奥巴马政府的资金支持。比如，投入116亿美元用于提高能源效率、63亿美元用于可再生能源的建设、44亿美元用于电网点带化改造、20亿用于研发插电式动力汽车和燃料电池技术。但奥巴马的政策缺少协同发展的远见。使得很多政策成为摆在美国民众面前的一堆实验性计划和搁置项目。 他认为，欧洲的经验值得借鉴。目前欧洲议会已经认可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并制定了行之有效的规划，而德国等一些欧洲国家，已经开始采取行动。 2007年5月，欧洲议会通过了一项正式宣言，该宣言将进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任务交付给欧盟27国的立法部门。议会对新经济愿景的强烈支持向世界其他地区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欧洲已经走上了新经济之路。 “而美国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政策。”里夫金说，目前美国正在投资在中西部和西南部安装巨型、集中的风能和太阳能电厂。然后建立一个超高压电网，将这些人口较为稀少地区所产生的电能输送给东部人口密集地区。但可悲的是，电网的建设费用将分摊到数百万消费者头上。这种对可再生能源的集中生产、统一分配的政策，并没有得到东部各州和电力公司的认可。2010年7月，新英格兰和中大西洋地区11个州的州长联合致信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和少数党领袖，反对这一输电政策。很多州长认为，这将损害部分地区推进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努力，同时也不利于创造就业。更可怕的是，这一项目投资高达1600亿美元。 “我和很多学者认为，此次经济危机的实质，其实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已经难以为继。但奥巴马政府却不愿正视这一现实，而是花了无数纳税人的钱，去拯救银行业。通过进一步的金融改革和监管，可能会缓解此次经济危机，但却无法摆脱，这是因为我们没有找到经济继续持续发展的动力。” “但是欧洲已经看清了形势。欧洲计划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消耗，占到能源总消耗的20%，意味着可再生能源将成为欧洲生产三分之一的电力。而德国等国家已经开始着手将建筑改造成微型发电厂了。另外，戴姆勒公司的氢气动力客车已经作为欧洲清洁能源项目的一部分在汉堡、阿姆斯特丹、伦敦、柏林、马德里等一些城市投入运营。另外，欧洲还在和地中海地区的非欧洲国家以及非洲国家，商谈跨洲能源分享的可能性。”里夫金认为，欧洲已经成为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领导者，并走在了前面。对于其他国家而言，选择就在眼前，其决定将直接影响未来国家的经济前景。 观点精选 ●所谓“工业革命”，必须包含三大要素：新能源技术的出现、新通讯技术的出现以及新能源和新通讯技术的融合。当新的能源、通讯技术出现、使用和不断融合时，将极大地改变人类的生产方式，进而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 ●“第三次工业革命”就是目前新兴的可再生能源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出现、使用和不断融合后，将带给人类生产方式以及生活方式的再次巨大改变。 ●我们目前面临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其原因是以化石燃料以及相关技术为基础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已经日薄西山，无法再支撑世界经济的发展。 ●欧洲已经开始进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尝试。欧洲计划在2020年前，有可再生能源提供20%的电力，到2030年，30%的电力将来 源于绿色能源。 ●一项令人振奋的研究显示，太阳光线一小时的照射所产生的能量足以支撑全球经济运行一年。如果这些能源能够得到有效利用，那么新能源毫无疑问将成为摆脱此次经济危机的一大基础。 ●新能源或新通讯技术单独发展，尽管会对经济发展产生推动，但难以产生“工业革命”式的效果。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实现方式，“五大支柱”非常重要。支柱一，向可再生能源转型；支柱二，将每一大洲的建筑转化为微型发电厂，以便就地收集可再生能源；支柱三，在每一栋建筑物以及基础设施中使用氢气和其他储存技术，以存储间歇式能源；支柱四，利用能源互联网技术将每一大洲的电力网转化为能源共享网络，这一共享网络的工作原理类似于互联网；支柱五，将运输工具转向插电式以及燃料电池动力车，这种电动车所需的电可以通过洲际间的共享电网平台进行买卖。 第三次工业革命开启洲际市场大门 《经济参考报》独家专访杰里米.里夫金(二) 2012-06-12 作者：记者 王龙云 侯云龙 曾德金/北京报道 来源：经济参考报 《第三次工业革命》作者、美国经济学家杰里米·里夫金日前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越洋电话专访时指出，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演进，洲际经济和政治联盟将加速形成，作为样本的欧盟不会因为当前的债务危机和紧缩困局放慢脚步，亚洲地区则有可能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潜在引领者。 洲际化：全球化的下一站 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商业和贸易的全球化将向洲际化这一新定位进行调整，随着wi-fi这样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物流基础设施在各大洲的建设，洲际经济和政治联盟都将加速形成。 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里夫金提到了“洲际化”(continentalization)这个概念，在推进第三次工业革命当中，洲际市场和洲际政治联盟，以及一些政府间的新型合作模式，都是不可或缺的，“欧盟正朝着这个方向加速前进，美国未来也将如此”。 “实际上，第三次工业革命强调的是能源共享，可以在洲际范围内协调并实现运输和交易”，里夫金说，“英美两国在第一、二次工业革命中获得成功的模式已经过时，现在需要形成统一的洲际市场并由可协调的洲际政府进行管理。”里夫金还解释说，“就洲际联盟(承担的责任来)说，我们是需要两种功能的，即经济和政治，因为针对基础设施的革新需要政府间以及公民社会的大协作。” 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提到，分散型可再生能源能够跨越国界、自由流动，成千上万的人都可在自己家、工厂和办公室或者附近区域自行发电，并在社区或地区间共享能源，每个人都将成为一个遍布整个大陆的、没有界限的绿色电力网络中的节点，正如信息在互联网上自由流动一样。以此为特征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将人类连接到一个与其平行的、分散化且合作性的泛大陆政治空间之中。 作为洲际性市场和洲际政治管理的基石，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基础设施具有扁平化的组织特征和分散、合作式及网络化的特点，因此洲际治理乃至全球治理也将具有同样的特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基础结构是垂直的，组织形态是等级制和集中化的，因此单一世界政府的设想在逻辑上比较适用。但当今世界的能源/通信基础设施具有节点化、相互依赖和扁平化的特征，单一世界政府的设想便显得与世界格格不入。网络通信、新能源和新兴商业模式在全世界的发展，必将促进网络化治理在洲际和全球的发展。 在里夫金看来，今天，虽然有欧盟的存在，世界上大部分人仍然难以想象成为洲际性联盟的公民是怎样一幅光景，成为一个横跨大陆的政治家族中的一部分又是什么感觉。虽然每个大陆都需要有一个政治联盟进行管理的想法看上去有过时之嫌，然而在排除一些不确定因素之后，这却是社会未来的发展形态。他在着作中提到，政治分析家和记者们一直思考各种各样的新型政治力量安排，比如二十国集团(g20)、八国集团(g8)甚至两国集团(g2)以及金砖国家等等，但却对一个在全世界兴起的、更加基础的政治安排——洲际治理绝口不提，这实在令人难以接受。 为此，在接受《经济参考报》的专访时，里夫金特别强调，洲际化的趋势已经出现，“欧盟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实验区”，可能是重要突破口的亚洲也开始讨论这一话题。他认为，世界上其他一些地区，已经追随欧盟的脚步，开始形成本大洲的洲际性联盟。它们具有与欧盟相同的目标——创造统一市场。与此同时，与欧盟一样，这些大洲也开始了分散式的互联网通信媒体同分散式的可再生能源相结合的尝试，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经济模式奠定基础——拥有适于洲际商业和贸易发展的、经过有效整合的电力网络、通信网 络以及交通体系。 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还提到，能源机制内所发生的由化石燃料到分散式可再生能源的转变，将会重新界定带有生态思维的国际关系理念。第三次工业革命所需的可再生能源储量丰富，随处可见且易于共享，但需要对地球生态系统进行合作管理，所以不大可能出现为争夺能源大动干戈的事情，全球合作的可能性反而大大增加。“在未来的历史进程中，生存并非取决于竞争，而是合作，不是各自为战，而是人人相协”，里夫金指出，“如果说地球更像是一个由相互依赖的生态关系所组成的生命有机体，那么我们的生存则依赖于彼此合作，共同维护其中的全球生态系统，这既是可持续发展的深层含义，也是生物圈政治的本质所在。” 经济危局难阻欧洲变革步伐 我们需要福利改革、劳工改革、市场改革等等，但不能仅仅满足于仍基于第二次工业革命思路的那些改革，对未来的欧洲经济增长来说，这些举措意义不大。尽管它们很重要，但欧洲需要新框架和新战略，新的经济发动机。 在回答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蔓延，欧元区经济濒临二次衰退，许多国家实行紧缩政策，这些会不会阻碍欧洲推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问题时，里夫金说：“我和巴罗佐、默克尔等欧洲领导人在此问题上谈过此事，就在5月29日，欧盟委员会举行了一次会议，主题就是‘增长使命：引领新工业革命’，由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安东尼奥-塔亚尼主持，我在本次会议上做了主题演讲。简单地说，我们正在为欧洲下一阶段工业政策寻求优化方案。” 目前，欧元区国家面临三重考验。一是经济衰退。根据欧盟委员会上月11日发布的春季经济预测报告指出，欧洲经济虽然今年下半年有望开始复苏，但全年表现将依然疲软。二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形势越来越糟。继希腊等国之后，西班牙成为最新一个接受救助的国家，欧元区已宣布向西班牙提供最高达1000亿欧元(约合1250亿美元)的金融援助资金。6月17日希腊重新举行大选，将决定该国是否还留在欧元区之内。三是“紧缩”与“增长”之争，德国等要求重债国严格执行此前制定的紧缩计划，降低公共债务，但其他一些国家已经呼吁应把保持经济增长放在首位。 对此，作为欧盟经济政策的建言者，里夫金说：“欧洲一些国家的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过高，的确需要执行紧缩政策，防止债务危机进一步恶化，但这需要遵循三条原则：首先，所有的紧缩措施不能损害欧洲一体化的目标，即‘欧洲梦’(european dream)；其次，紧缩措施不能损害欧洲社会市场模式；再次，紧缩措施不能弱化欧洲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动能。” 里夫金强调，紧缩最终是为了增长，但不能因为一再紧缩而伤害了经济。“当默克尔刚刚当选德国总理的时候，她在演讲中提到新世纪的德国怎样发展经济，包括怎样与中国竞争获取更多的市场。我在柏林时就问她，在能源经济时代，您怎样发展德国的经济，怎样促进欧洲乃至全球的经济增长？”里夫金说：“在欧洲，我们进行了讨论并明确了一些认识，欧洲需要福利改革、劳工改革、市场改革等等，但不能仅仅满足于仍基于第二次工业革命思路的改革，对未来的欧洲经济而言，这些举措意义不大。尽管它们很重要，但欧洲需要新框架和新战略，新的经济发动机。” 在里夫金看来，第三次工业革命为分散式的、洲际性能源和通信结构的实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这必将建立一个完美的经济空间，所以欧盟及其伙伴地区所拥有的10亿人口可以轻松、有效地进行商业和贸易，发展绿色可持续经济，欧洲也因此将在2050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统一市场。 “欧盟拥有一只‘金鹅’(golden goose)，我们需要饲养这只‘金鹅’。下一阶段会发生的事情是，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发展，欧盟将因此获得更多的经济发展空间以及政治空间，为此，当下我们需要加快推进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基础设施建设。”里夫金说，“届时数以亿计的欧洲人将在自己的建筑内制造能源，通过互联网甚至共享来自俄罗斯的能源并将能源进行转移，这将通过互联网还有能源电网得以实现，这就是欧洲下一阶段的宏伟计划，不做的话，别无出路，只能坐等倒退。” 据报道，为了摆脱经济危机，欧洲已启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战略。早在2007年，里夫金创立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概念就获得了欧洲议会的认同，目前相应计划已在欧盟委员会多个部门及27个成员国中开始实施。根据欧盟的计划，到2020年，欧洲将获得由可再生能源提供的约20%的电力，到2030年将达30%。 政府应扮演什么角色 私营部门不能单独创造基础设施，在这方面，“我从未听说过私营部门能够单干”，比如在高速公路、石油管道等建设方面，我们必须仰仗政府的作用。 在谈到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政府、企业、个人扮演什么角色的问题时，里夫金表示，就像此前提到的五大支柱必须同时发挥威力一样，政府、企业和个人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也都不能缺位。他在接受专访时说，“政府当然要扮演重要角色。我们需要社会市场模式，不能单靠市场模式进行第三次工业革命。” 里夫金认为，从历史上看，在市场充当推动创造性和企业家精神发展的引擎的角色时，它从来没有能够单独引发一场经济革命。新通信手段的推广和新能源的采用，通常是政府和产业力量共同努力的结果。 实现第二次工业革命到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转变，最艰难的部分在于观念的改变而非技术的发展。“长久以来，我们一直认为，经济革命可以从创造者和企业家的组合中不可阻挡地迸发，一旦有人尝试了新的技术、产品和服务，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投资将其推向市场，这一自由资本主义的观点实际上只是一家之言。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都需要政府以公共投资的形式积极地参与其中，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政府也通过建立新的规章制度和标准对新兴经济活动进行管理，并通过不同的税收激励机制和补贴确保新经济秩序的发展和稳定。” 里夫金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专访时指出，私营部门不可能单独创造基础设施，在这个层面，“我从未听说过私营部门能够单干”，比如在高速公路、石油管道的建设上，我们必须仰仗政府的作用。 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里夫金还写道，很多美国人一直坚信，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是政府担任守夜人，由看不见的手对市场进行调控的结果。即便面对不断创纪录的政府赤字和日益高涨的税收压力，一些人还是希望政府不要过度染指经济，而将赌注下在由企业所迸发出来的创造力之上，期待新的商业机会将大量涌现，人类的总体财富将不断增长、屡创新高。与之相反的是，欧洲和世界上其他很多国家都不大相信开放式的自由资本主义，而是偏好政府的积极介入以维持一个更加均衡的社会市场模式。“欧盟在政府和产业的亲密结合上，比美国走得要远”，里夫金评价说，“我们需要平衡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让政府远离经济。 里夫金认为，需要将所有的创造潜能集中利用起来，发展新的经济模式。只有在商业、政府和公民社会之间建立一种公开、透明的综合性伙伴关系，才能为经济转型提供动力。 里夫金认为，要想应对目前的经济困局，美国民众必须转变认识。首先我们必须告诉美国民众美国经济史上所取得的每一项巨大成就都是政府资助重要资源和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并长期协助的结果，这样数以千计的新兴产业才能发展壮大。在国家治理方面，美国还应以过去政府和公司的关系为鉴，确保第三次工业革命具有与众不同的本质，即政府、企业和公民社会之间形成一种开放、透明的合作关系，这种关系代表的是美国民众的根本利益，而不是商业精英的代言人。 亚洲迎来发展新机遇 现在，新一轮的通信技术和能源技术的融合正在发生。这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并且成为我们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第二次工业革命是由西方引领的，但第三次工业革命可能会由亚洲引领，也许就是中国。 在谈到第三次工业革命在世界各地进程如何时，里夫金表示：“我认为，未来亚洲将成为最重要的地区。目前，欧盟是实验区，但要为下一阶段工业政策找到一个优化方案。今后24个月里，围绕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讨论将在亚洲多地展开，韩国已经率先迈出一步，而我的着作将于6周内在日本出版。” 里夫金表示，他曾与韩国政要和日本商界巨擘讨论过第三次工业革命在亚洲逐渐推进的可行性，并获得他们的认同。与其对话者认为，韩、日两国将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参与者。“第二次工业革命是由西方引领的，但第三次工业革命可能会由亚洲引领，也许就是中国。”里夫金说。 里夫金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说：“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是‘垂直模式’(vertical scales)，所以我们看到国家性的市场及国家性的政府融入其中，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模式是扁平的，就像已经广泛适用的wi-fi技术一样，进入亚洲各国。通过互联网和能源的结合，我们可以很方便地进行能源共享，比如，地球上的一半球处于黑夜之中，其富余的能源可以通过互联网‘智能地’转移到处于白昼的另一半球，这就是我们想要达到的目标——洲际市场和洲际政府，欧盟就是样本，中国、日本、韩国、印度等亚洲国家也可以借鉴这种方式。” 里夫金建议中国学习欧洲、特别是德国的模式，在制定能源政策时，要考虑所谓的五大支柱一同发展，考虑到每一栋建筑，每一个城市，每一个郊区，用五大支柱将其连接，最后将整个亚洲连接在一起。 至于给中国其他的建议，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指出，中国人需要关心的问题是20年后中国将会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是身陷于日薄西山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之中继续依赖化石能源与技术，还是积极投身于第三次工业革命，大力开发可再生能源科技？如果选择了第三次工业革命这条道路，那么中国极有可能成为亚洲的龙头，引领亚洲进入下一个伟大的经济时代。在亚洲开展第三次工 业革命基础设施建设，将有利于泛大陆市场的培育并加速亚洲政治联盟的形成。中国也将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主要力量，推动整个亚洲实现向后碳社会的转型。 访杰里米·里夫金:五大支柱造就"扁平化的世界" 2012-06-13 11:40:04 来源：新华网 “像使用wifi一样，通过互联网和能源的结合，我们可以很方便地进行能源共享，当地球上的一半球处于黑夜之中，其富余的能源可以通过互联网‘智能地’转移到处于白昼的另一半球..” 如果不是亲耳所闻，上述情景或许只能在科幻小说里出现。而这正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的作者杰里米·里夫金描绘的未来20多年的生活场景。在《经济参考报》记者对里夫金长达一个多小时的独家专访中，他多次强调，与前两次工业革命采取自上而下集权式垂直管理体制不同的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组织模式是扁平化结构，中小型企业组成的网络与国际商业巨头共同发挥着作用。这就是里夫金所说的“扁平化的世界”。 能源新体制 工业新模式 在当前世界经济危机阴影难除的背景下，第三次工业革命将应运而生，人类将迅速过渡到一个全新的能源体制和工业模式，极大地改变全球的生产和生活。 能源互联网经济 从宏观的角度来说，里夫金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将是目前经济危机的一种解决之道，上述五大支柱将催生新型经济范式。总体来看，这将是一种能源互联网经济。 里夫金介绍说，能源互联网，是关于我们如何分享能源，以便于支撑全球经济发展。通过能源互联网，我们可以将每一个微型电站生产的多余能源予以出售，并且可以做到跨洲出售和传输，就像今天我们通过互联网进行全球性的信息传输一样。目前，德国已将开始建设这样的能源互联网。 这一共享网络的工作原理类似于互联网，里夫金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专访时做了个形象的比喻：“像使用w ifi一样，通过互联网和能源的结合，我们可以很方便地进行能源共享，当地球上的一半球处于黑夜之中，其富余的能源可以通过互联网‘智能地’转移到处于白昼的另一半球..” 里夫金说，今天，我们正在见证一个新型通信媒体和能源机制的重新整合。这也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在清洁能源、绿色建设、电子信息、微型发电系统、分散式的it网络、插电式的生物电池交通工具、可持续化学、纳米技术、无碳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等各个领域风起云涌的体现。而这种整合必将带来新型科技、产品和服务的大量出现。 传统的化石燃料的储量逐渐减少，导致其价格在国际市场上持续攀升。与此同时，新技术的采用使得新型绿色能源的价格持续下降。有数据显示，光伏发电的成本有望以每年8%的速度下降，使得发电成本每8年可降低一半。这一涨一落的巨大反差引起了全球经济的巨变，从而催生了21世纪的新型经济范式。 里夫金举例说，美国的一些音乐公司不懂得分享，报纸也不愿分享博客，以为互联网会带来损失，这其实是错误的理念。而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每一个人都能制造自己的信息、发布自己的新闻，同样也能提供自己的能源，这样就形成新的商业模式。 分散式生产的世界 里夫金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专访时指出，制造业正在逐步扁平化。过去，工业生产是垂直的，生产之后再进行销售。建厂要很多钱要很多资源，集中化的生产让工厂运转起来，集中化的宣传、集中化的运输。第三次工业革命将使这种生产方式发生改变，不再是垂直化。 里夫金说，除了帮助我们摆脱经济危机，第三次工业革命还将彻底改变人类的生产方式“这将极大地改变商业模式。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创造出了拔地而起的工厂和大片的工业区，以及集中化的生产方式。而第三次工业革命，通过信息技术，生产将可以是分散式，每栋建筑都可以利用自己产生的能源进行生产，而订单和用户需求也可以及时传达给生产方，而生产方也可以通过互联网来展示和销售自己的产品，这几乎省去了不必要的成本。” 过去的工厂是以制造无数相同产品为基础，但未来的工厂将致力于大规模定制———并且可能看上去更像织布工的小屋，而非大企业的装配线。 《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提出了这样一种设想：没有任何一个企业或商业模式能够比以重型设备和蓝领工人为基础，通过装配线大批量生产工业产品的高度集中的工业巨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更大的影响。但是如果有数百万人可以在自己家中或企业中更廉价、更快捷地同时生产一批或单独一个产品，而生产出来的产品可以与世界上最先进的工厂的产品媲美，那又该如何呢？ 里夫金预见说，第三次工业革命可以让数百万人生产自己所需的能源，也为耐用品的生产提供了可行性。在这一新兴革命中，每个人的都可以成为生产者，拥有自己的公司。这就是分散式生产的世界。里夫金将这种过程称为3d印刷。 未来的制造业将发生革命性的变化。3d印刷让每个人变成“工厂”，3d打印机通过叠加连续的材料层，造出固体物品。只需点几下鼠标就能调整数码设计。3d打印机可以在无人操作时工作，并且能够制造出许多对于传统工厂来说过于复杂的东西。 里夫金介绍说，信息的“民主化”新时代，制造业也是民主化，每个个体也可以充当制造商，物流、后勤也可以，其中的成本也会越来越低。有了这个技术后，任何一个人通过软件一层一层把东西复制出来，这是基于互联网完成的。过去的制造业造成很多浪费。而新的技术，基于能源类的“工厂”，只需消耗十分之一的原料和能源，利用窗外非常廉价的风和阳光，不用消耗石化产品，就完成这个产品的制造。 而在推广成本上行，里夫金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专访时指出，在过去，产品推广的成本很高。而现在，依靠全球化的互联网，很多东西都是免费的，不必再通过传统方式，在报纸、广播、电视、杂志上花大钱做广告和销售，这种方式使得很多小企业制造产品会更有效、更节能。比如说，中国的一些企业可以改变过去的集中化生产方式，其推广方式也将有所改变，减少了生产、物流和交易费用，这样就可以节约成本。中国成千上万个小公司将可以形成巨大的市场力量。这对于微小企业来说极为有利。 那么大的企业怎么办？会不会消失？里夫金分析说，个别大企业有可能消失，但是大多数大企业不会消失，它们可以变成集合商，为小企业提供物流平台、交易的平台，它们不再大规模制造商品，它们提供平台和服务。 每栋建筑是一个发电厂 里夫金提出，必须摒弃集中收集能源的传统思维。这种思维源于20世纪关于石化能源的经验。面对新能源，我们必须及时做出转变，将每一个现存的大楼转变成一个住房和微型发电厂，就地收集绿色能源，为整栋楼房供电。 里夫金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专访时指出，届时，将会出现一些新的公司，这些公司提供将建筑改造成个人电站的服务。这些公司的角色，就好比20世界70年代的史蒂夫·乔布斯。20世纪70年代，世界上只有少数人和公司拥有计算机，信息的传播都是“中心化”的。在乔布斯等人制造了个人电脑后，信息的传播方式被极大地改变了，而且出现了很多新型的工作，以及数不清的工作机会。今天全球有23亿人使用手机或笔记本电脑进行交流。这些改变在过去短短25年间就完成了。 里夫金分析，第三次工业革命同样会产生相同的效果。现在绝大多数的人，还在向传统的能源公司购买能源。但在欧洲已经出现了个人电站。在德国，已经有100万栋建筑被改造成了微型电站，同时创造出37万个新工作机会，而未来将会达到几百万之多。我相信在未来，全球将有更多的建筑被改建成微型电站，就像当年使用互联网的情况一样。 除了解决能源问题，第三次工业革命还将创造大量的新型工作机会。“欧洲拥有超过1亿9000万座建筑，欧洲的目标是使大部分建筑变成可以生产能源的微型发电厂。这样一来，每栋建筑都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特点，利用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生产电力。届时，将会出现一些新的公司，这些公司提供将建筑改造成个人电站的服务。而这将创造出数以百万计的新工作机会。”里夫金透露，“目前德国已经对100万栋建筑进行改造，创造出37万个新就业机会。” 这将极大地推动欧洲经济，并创造出数以百万计的新工作机会。例如在能源的储存上，欧洲提出将花费90亿欧元，用于为建筑配套氢和其他能源贮存设备，这将创造出更多的新工作机会。 里夫金认为，正如历史上任何其他的通信、能源基础设施一样，支撑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各种支柱必须同时存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正是从五大支柱将世界改造成上述样子。里夫金说的五大支柱是指：(1)向可再生能源转型；(2)第二，微型发电厂分散式生产；(3)第三，使用氢和其他存储技术存储间歇式能源；(4)能源互联网；(5)将传统的运输工具转向插电式以及燃料电池动力车。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推动力量 《第三次工业革命》给未来世界描绘出了一幅宏伟的蓝图，在《经济参考报》记者长达一个多小时的专访中，里夫金多次谈到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推动力量，认为当前世界的经济危机本身就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开展的机遇，而欧洲认可第三次工业革命，并且多次提到中国开展第三次工业革命所具有的优势。这些因素都将推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开展。 危机本身或为良机 首先，目前全世界遭遇的经济危机本身就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推动因素。里夫金认为，我们正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石油世纪的最后阶段。这是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严峻事实，因为这一现实将迫使人类迅速过渡到一个全新的能源体制和工业模式。 里夫金分析说，2008年7月，当石油价格超过147美元每桶时，所有衍生产品的价格都大涨，经济发动机停驶了。购买力也受到了严重影响。这是经济界的巨大地震。60天后，金融市场发生暴跌。新的动荡也可预期。更严重的是，国际能源署指出石油产量在2006年达到顶峰。今天，石油生产无法满足中印日益增长的需求。“我看到经济增长周期每4至6年都会突然停滞，这种状况已经持续了25年。通货膨胀日趋严重，购买力在下降。每桶超过150美元的油价是无法承受的。这是真正的危机。” 其次，互联网技术和新能源系统的发展将极大地推动第三次工业革命。里夫金发现，历史上数次重大的经济革命都是在新的通信技术和新的能源系统结合之际发生的，互联网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结合起来，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创造强大的新基础设施。 里夫金指出，现在要保证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果不会消失，需要进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投资，基础能源、基础物流、基础产品都要形成新的商业模式，这过程需要25年到30年。但在建造的同时，也在制造就业机会。把建筑物变成能源中心，充分利用互联网，同时创造了新的工作机会，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当创造出了新的就业机会，满足了各种需求，达到了一个平衡，形成一个平稳的过渡。 欧洲认可第三次工业革命 2007年5月，欧洲议会通过了一项正式宣言，该宣言将进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任务交付给了欧盟27国的立法部门。议会对新经济愿景的强烈支持想世界其他地区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欧洲已经走上了新经济之路。 里夫金介绍说，欧盟需要的不是遏制气候变化计划或者能源计划，只有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计划才能带领欧洲，期望更高一些的话，带领世界在2050年实现零碳排放，进入后碳时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功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问题的严峻挑战。 尽管这样，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变革中，里夫金认为，欧洲比美国、日本、中国及其他国家走得更远，“但我仍然不希望让大家认为德国正在全速前进。事实正好与之相反，德国也还在起步阶段”，里夫金强调，商业圈、公民社会和政治人士逐渐对欧洲的新道路产生兴趣，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准备好或已经踏上征途。不过，至少人们已经有了意向，变革正在酝酿，尽管谁都不能保证欧盟将会坚定方向，很可能变革最终不能推行或是退回原点。如果那样的话，“我就不能确定哪个国家将会站在机遇之门前，带领世界进去新纪元”。 先行城市的实践方案 第三次工业革命并非只是空洞的理论说辞，里夫金说，在世界上一些城市，已经开始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实践，意大利“罗马的生物圈”和美国的“圣安东尼奥市的绿色商业规划”就是例证。 “罗马的生物圈”的建设是西方文明古城转变成体现第三次工业革命之城的样本，里夫金介绍说，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经济发展计划将把罗马地区改造成一个综合的社会空间、经济空间和政治空间，将其嵌入到一个资源共享的生物圈之中。罗马生物圈是由三个同心圆组成的。内圈包括具有历史意义的核心区和居民区。市中心有许多开放的工业区和商业圈。工业区和商业圈之外，土地变得更加开放，形成农村地区，围绕着大都市。这种生物圈模型注重不同区域之间的连接性，将周围的农业地区同商业区以及历史核心区和住宅区恰到好处地连接起来，当地居民可以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然后通过便捷的电网输送到各个地区。市中心将进行整修，以保证空间的开放性和道路的畅通无阻，从而使行人重新享受街道的便利和历史建筑的韵味。并且将分阶段改善公共交通，修建自行车道和步行街以推动这种转变。 罗马的绿色外圈也为实施大型可再生能源项目提供了极大的机遇，这些项目包括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质能等项目。可再生能源园区将会遍布整个农业地带，恰到好处地融入整个环境之中。 所有这些创新的设计都是为了恢复罗马生物圈，将罗马地区改造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系统。 而“圣安东尼奥市的绿色商业规划”则提供了一个贫穷城市开展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范例。该市薄弱的制造业基础却为落实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规划提供了便利，因为制造业活动比其他城市少，而且制造业提供的就业岗位较少，所以该市可以在碳足迹较少的情况下落实新的规划。而里夫金给该市算了一笔账，在2010年至2030年间平均每年将会支出160亿美元用于经济发展，而只需其中的5%，即8亿美元，该市就能实现向新经济时代的转型。换句话说，该市20年间投入一年的经济收入，它就将成为美国首个在第三次革命中走在前列的低碳城市。 中国不应被经济增长的表象迷惑 亚洲国家将成为推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主要力量。西方国家创造了第一和第二次工业革命，而亚洲完全可以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关键主体，可以借鉴欧洲特别是德国的经验。 里夫金说，韩国和日本将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参与者。而现在中国、印度正站在十字路口，因为他们是发展中国家，很多行业都在迅速发展，但又恰逢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末端。 里夫金指出，“在我看来，中国不应被经济增长的表象所迷惑，因为中国的(发展)是崭新的，并且看起来欣欣向荣，中国的城市正在进行着技术革新、物流还有集约化的基础设施建设等内容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但是，这并不是21世纪所应该包括的内容。” 里夫金指出，中国对于第三次工业革命来说尤其关键。中国在运用新能源方面，具有极大的优势。中国拥有数以亿计的建筑，如果将这些建筑改造成微型电站，既可以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能源，又可以创造出无数的新工作机会。事实上，在使用新能源方面，中国潜能巨大。在辽阔的内陆，可以使用太阳能和风能，在沿海地区，可以使用海上风能和潮汐能。因此，“我建议中国应该尽快建立自己的新能源战略，并参考德国等欧洲国家的经验。” 里夫金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指出，第一、二次工业革命偏爱的模式是“垂直模式”(vertical scales)，所以我们看到国家性的市场以及国家性的政府融入其中，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模式是扁平的。让我来介绍一下后一种模式怎样在中国产生的，中国的城市创造出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矿藏”(lode，即第三次工业革命赖以进行的物质条件，译注)，即基础设施条件，比如w ifi，目前在中国广泛使用，每个人可以使用这种扁平的模式进行联系，第三次工业革命就是像w ifi一样进入中国。通过互联网和能源的结合，我们可以很方便地进行能源共享。 不过，里夫金认为，实现第二次工业革命到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转变，最艰难的部分在于观念的转变而非技术的发展。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新兴的通信媒介和能源体制已经聚合出一个新型的经济模式，这种聚合将会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的时间和空间属性，从而要求以全新的方式组织和管理商业活动的生活方式。（记者 曾德金 王龙云 侯云龙） 杰里米·里夫金： 我们正处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开端 2012年06月25日 07:50 21世纪经济报道 本报记者 王尔德 实习记者 张维璇 北京报道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欧盟世界重提“再工业化”。在这种背景下，工业化问题再次成为舆论界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 去年9月，杰里米·里夫金出版了《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预言一种建立在互联网和新能源相结合基础上的新经济即将到来。近日，就“第三次工业革命”相关问题，记者专访了他。 很多人对工业革命的认识存在错误 《21世纪》：依据不同的标准，人们对工业革命有不同的划分。比如今年4月21日出版的《经济学人》杂志认为，头两次工业革命分别是18世纪后半叶以英国纺织机械化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和以20世纪初福特汽车(微博)公司大规模生产流水线诞生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而第三次工业革命则是指以数字化制造及新型材料应用为代表。对此，您怎么看？ 杰里米·里夫金：我很高兴你问了这个问题，因为我认为现在大家（包括《经济学人》杂志）对工业革命往往有一个根本上的错误认识，这就是为什么你有以上的疑问了。无论是那些古老的大河文明（hydraulic civilizations），还是一、二次工业革命，人类历史上所有经济和生产力的进步在其产生条件上都有两个共同之处：一是能源使用方式发生变革；二是可以管理这些能源系统的新信息手段出现。 例如，在采集狩猎时代，人们90%的生活必备品是来源于采摘和狩猎者，那时人类还没有学会驯化动物。所以，采集狩猎时期的社会的能源主要是人力，同时计数系统来管理那些采集狩猎到的物品。如果你来到大河文明的国度，去参观那些在中国长江、印度恒河河谷、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和墨西哥的河流上建立起的大型水利设施建设，你会发现那时的能源还是绿色的。 换句话说，人类通过耕作将太阳能储存在谷物中，这就是我们的能量的来源。这些是庞大中央集权的农业文明。它们有着精致复杂的统治体制，因为组织千百万草原上部落从游牧生活转向规律的耕作生活需要卓越的管理才能。君王需要组织人民修建运河、灌溉体系，需要建设城市，铸造货币。文字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特别要注意的是，这些社会都独立地发明出一套文字体系来管理其伟大的文明。在19世纪，人类手工印刷术为蒸汽驱动的印刷术所取代。这个通讯方式的进步是人类可以大量廉价地印发书籍刊物。我们建立了公立的学校，因为我们需要培养出识字的技术工人。正是这些人管理和推动了蒸汽驱动的复杂的工业革命。在20世纪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电话、电报以及后来的电视广播，使得管理分散在更大范围内的、有更大流动性的国民经济成为可能。汽车开始广泛使用，电力设施、公路、工厂、城市大规模地建设，这时的能源消费结构是石油和电力。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果现在看来难以适应新的发展需要：化石能源在枯竭，其价格飞涨加重了成本负担；其科技，中央电网体系、汽油和柴油的内燃机已非常过时，更别提基础设施的规划等。 所以，我们呼唤由新的信息通讯系统和新能源使用系统结合而创造的一次革命。可以这样理解，我们需要设计一个能使人们从事商业的体系，能源就像血液，而通讯系统就像神经系统。 《21世纪》：在您看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是，互联网和可再生能源的结合将会形成新能源互联网。那么这次工业革命现在具有哪些基础？ 杰里米·里夫金：我们正处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开端，个人电脑和网络的使用使我们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其创造的沟通方式非常有趣。我成长在20世纪，那时我们主要的传媒方式电视是一对多、自上而下的、集中式的、垂直的。如今35岁以下的一代人所熟悉的通讯方式是横向的、用户对用户式的网络。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开端，欧洲，特别是德国，正在将这种分散式扁平式的通讯科技应用于能源系统，结合成分散式能源体系。这里我想介绍分散式能源。与那些仅在少数地方蕴藏，需要大量投资的传统能源不同，它在世界每个角落都可以被找到。例如可再生能源，太阳能、风能、地热、潮汐能等。它们蕴藏量大，可以供人类使用到历史的终结。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支柱包括五个方面；向可再生能源转型；将每栋建筑转化为微型发电厂，以便就地收集可再生能源；在每一栋建筑物以及基础设施中使用氢和其他存储技术，以存储间歇式能源；利用互联网技术将每一大洲的电力网转化为能源共享网络；将运输工具转向插电式以及燃料电池动力车，这种电动车所需要的电可以通过洲与洲之间共享的电网平台进行买卖。 将每一处建筑转变成能量采集器 《21世纪》：放眼全球，第三次工业革命是在概念构想中，还是已经正在发生了？ 杰里米·里夫金：欧盟正致力于第三次工业革命5个支柱的基础设施建设上。德国毫无疑问是这次工业革命的先锋。我很荣幸参与并和欧盟合作制定这项将历时12年的计划。德国在这项计划中担当领导角色，我正式向德国首相默克尔提供建议。第一项支柱：欧盟委员会提出的20-20计划，那就是欧盟成员承诺可再生能源消费量占总能源消费量比重的20%。第二个支柱，如何收集这 些可再生能源呢？欧盟原准备集中在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在那里建设大型的太阳能发电厂，然后通过高压输电线输送到其他国家。当时无人反对，但是从这几年的事实来看，我们无法通过集中太阳能、风能项目来支持整个欧洲大陆经济发展。 因此，特别希望提醒中国的朋友不要再重蹈我们的错误。如果可再生能源可以在任何地方找到，为什么我们非要在集中的地方收集它们呢？所以我们需要重新认识构成世界的一砖一瓦，将每一处建筑转变成能就地收集可再生能源的迷你能量采集器。虽然房屋会产生很多的二氧化碳，但同时也可以发挥正的作用。中国在这方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欧洲刚刚开始建设能收集可再生能源的住宅，很快中国也可以引进这项技术。这项浩大的工程可能持续40年，来将每个住宅转换成小型发电厂。 这就如同史蒂夫·乔布斯当初面临的处境一样。开始时电脑是笨重的大型机，但是如今个人电脑用户有23亿，而且很多小型的软件和应用的开发公司。现在，我们有垄断的大型公共能源公司，他们生产能源然后卖给我们。未来，我们会有数以百万计的小型住宅发电并把多余的电回售给电网，生产成本也会越来越便宜。支柱三，将氢和其他可储存能源储存在建筑里，利用社会全部的基础设施来储藏间歇性可再生能源，并保证有持久可依赖的环保能源供应；利用网络通信科技把电网转变为智能通用网络，从而让上百万的人可以把周围建筑产生的电能输送到电网中去，在开放的环境中实现与他人的资源共享，其工作原理就像信息在网络上产生和传播一样；改变由汽车、公交车、卡车、火车等构成的全球运输模式，使之成为由插电式和燃料电池型以可再生能源为动力的运输工具构成的交通运输网。在全国和州际建立充电站，人们可以在充电站买卖电能。 同时，奥巴马总统希望重振绿色经济。他没有将这五项支柱联系在一起看，而是花千亿美元在单独的项目上。中国应该吸取这个教训，同时发展这五项支柱产业。只有当这五项产业协同工作，才能创造最大的价值和效率。 第三次工业革命：助力亚洲联盟形成 《21世纪》：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您认为中国具有哪些优势？中国能否成为领导者？如果中国想成为领导者，您对此有哪些建议? 杰里米·里夫金：中国的优势在于广袤的地域和巨大的市场。同时，我看到这里的年轻人对新观点是如此的感兴趣，这是我在美国时不曾看到的。中国可以成为这次革命的领导者。我对中国政策制定者的建议是，政府、企业和公民社会需要在中央、地方层面多进行交流和协调，尽快开始第三次革命的基础设施建设，建立起新经济模式的发展规划。 《21世纪》：您曾经提到，在亚洲开展第三次工业革命基础设施的建设将有利于泛大陆市场的培育并加速亚洲政治联盟的形成。对此该如何解释？在亚洲政治联盟中中国将扮演什么角色？ 杰里米·里夫金：简单来讲，第三次革命促进的节点式、横向、洲际的全球化基础设施，以及由此形成的市场，会促进政治联盟的形成。很多人问欧洲下一步的发展规划是什么，欧洲下一步的规划就是第三次工业革命。整个欧洲的房屋将作为节点连成网络，网络有不断扩展的趋势，因为只有属于不同大陆和时区、不同地理、气候条件的房屋加入，才能有足够调剂余缺的交易产生。同时，随着五个支柱的基础设施工程建设会一步步展开，欧盟将成为这个跨区的工程的规划、协调、运作的管理者。前两天韩国总理李明博邀请我做演讲，他呼吁建立横跨亚洲智能电网和能源网络。问题是中国、印度、韩国、日本怎样合作，促进亚洲政治联盟的形成。 《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作者杰里米·里夫金 2012年06月11日07:06 来源：文汇报 早在2007年，里夫金创立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概念就获得了欧洲议会的肯定，目前相应计划已经在欧盟委员会多个部门以及27个成员国中开始实施。他认为，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真正的问题在于能否摆脱传统的中心化的思维方式，换之以一种分散化、水平式、合作式的思维方式来组织商业。日前，他通过越洋电话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本报记者 田晓玲 不久前，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推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封面文章，引发各界的广泛关注。这一话题之所以夺人眼球，是因为低迷的全球经济迫切需要一剂“强心针”，而过去两百年的两次工业革命的确深刻改变了既有的世界格局。 早在《经济学人》杂志的文章推出之前，美国着名的趋势学家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 fki n)就已经在去年9月推出了他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上周，里夫金通过越洋电话在接受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时，就丝毫没有回避两者之间的关联：“你提到的《经济学人》的文章，是基于我今年3月份在《世界金融评论》上发表的封面文章，该文就是讲3d打印、互联网和能源之间关系的，而在我去年出版的英文版《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中有对3d打印更加深入的讨论。”可以说，作为“第三次工业革命”概念的始作俑者，里夫金的着作对全球范围内的相关讨论产生了重大影响。 杰里米·里夫金不仅是着名的趋势学家、美国华盛顿特区经济趋势基金会总裁，还是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社会评论家和畅销书作家，长期关注科技进步对经济、劳动力、社会和环境所带来的影响。除《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外，他还着有《熵：一种新的世界观》《工作的终结》《生物技术的世纪》《路径时代》等。 《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的中文版近日由中信出版社出版；该书预言，一种建立在互联网和新能源相结合基础上的新经济(310358,基金吧)即将到来。这一洞见逐渐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里夫金本人还亲身参与了这一深刻的转型进程：他是欧盟第三次工业革命长期经济可持续计划的主要设计者，这一计划旨在解决包括全球经济危机、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在内的三重挑战。早在2007年，他所创立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概念就获得了欧洲议会的肯定，目前相应计划已经在欧盟委员会多个部门以及27个成员国中开始实施。 里夫金还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全球ceo商业圆桌会议的创立者和主席，这一机制涉及到100个全球主要的可再生能源公司、建筑公司、房地产公司、it公司、能源和公用事业公司、交通物流公司等。里夫金的全球经济发展团队是全球最大的同类机构，他们正与不同的城市、区域和国家政府进行合作，推动经济向后碳时代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转型。 经济层面上真正的地震是能源革命 文汇报：前不久，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刊登封面文章讨论“第三次工业革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您本人是否注意到这篇文章？ 里夫金：你提到的《经济学人》的文章，是基于我今年3月份在《世界金融评论》上发表的封面文章，该文就是讲3d打印、互联网和能源之间关系的，而在我去年出版的英文版《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中有对3d打印更加深入的讨论。 文汇报：与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相比较，您是否同意《经济学人》封面文章对三次工业革命的划分？您自己又是怎么描述“第三次工业革命”的？ 里夫金：我以为，《经济学人》只是讨论了一小部分内容制造业，它忽视了背后一个更大范围的经济样式转变。让3d打印成为可能的是互联网、能源矩阵的转型，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基础设施建设的完成。 让我在这里再做些补充。经济和社会变革总是来自新能源与新通讯方式的交汇。新能源的出现让复杂的文明社会成为可能，它把人群聚集起来，通过劳动分工整合成大的经济体，这同时对新的通讯方式提出了要求，通讯革命又可以用来组织和管理新能源革命。 举例来说：19世纪蒸汽机和煤炭的使用加快了信息流通速度，使大量廉价印刷报纸成为可能，提高了民众的受教育比例。印刷术又反过来管理了以蒸汽、煤炭为动力的能源革命。这就是第一次工业革命。20世纪，集中化的电力，使电话、广播和电视成为通讯中介，来管理石油时代，继而出现了消费文化。现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正走向消亡，化石能源会越来越昂贵，经济增长会因为石油价格上涨而被消耗殆尽，基于化石能源之上的技术，比如内燃机，也就会被淘汰。 默克尔刚刚就任德国总理时曾邀请我去柏林，问我德国经济如何在21世纪实现增长。我就问她，依赖化石能源的时代即将过去，如今，面对以新能源为基础的工业革命，你怎样发展德国、欧洲甚至全球的经济？这是欧美、中国以及全球都面临的难题。所以，经济层面上真正的地震是能源革命，而不是眼前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只是余震。 文汇报：在您的叙述中，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关键是“互联网+能源”。这两个看似不十分相关的概念怎么会被结合到一起的？也有人认为，此前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经济”已经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了，而能源革命则是第四次了。 里夫金：不，两者都属于第三次工业革命。人们对历史演进有很大的误解。只有当通讯革命和能源革命结合，才会带来经济样式的巨变。新能源革命需要通讯革命来管理。回头来看，在19世纪，加速发展的印刷技术生产出了可供阅读的材料，管理起以蒸汽、煤炭为动力的能源。20世纪，把电力和电话结合在一起，才有了后来的变化。现在很多人明白了，信息技术可用来管理分散的能源，通过能源网络把能源集合起来以实现共享。我喜欢用的类比就是，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在互联网上分享音乐，导致唱片公司销售收入跌至冰点，这时唱片公司才真正体会到这种技术的威力所在。能源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分享。 第三次工业革命可以实现能源、制造、营销和物流的民主化 文汇报：当下，第三次工业革命真的进入到我们的现实生活了吗？ 里夫金：我们正在走向新的通讯革命和能源革命的汇合处，所谓“第三次工业革命”，将会大大改变我们的商业、政治和社会。过去25年我们经历了一场巨大的通讯革命。我生长在一个由上而下的中心化的沟通环境中，互联网则不一样，它的组织方式是分散的、合作式的，强调相互支持。今天有23亿人可以发送自己的声音图像，更加直接地联系在一起。通讯革命开始与新能源汇合，则可以形成分散式、合作式的能源。所谓“分散式能源”，同目前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主要能源的区别在于，传统能源的获得成本很高，必须借助规模化、从上到下和垂直化的架构；分散式能源则随时随地可以获得，每天的日照、风吹、粮食、海水甚至生活垃圾都可以转化为能源，大多数人都可以接触到“分散式能源”。 现在欧盟都已经认可这一模型，并试图建立起支撑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五大支柱，这个计划也同样适合亚洲。亚洲和欧洲可以一起成为这一工业革命模型的领导者。具体而言，我的书中提到：支柱一是变燃烧碳基化石燃料为使用可再生新能源；支柱二是重新认识构成世界的一砖一瓦，将每一处建筑转变成能就地收集可再生能源的迷你能量采集器；支柱三最难，涉及储藏，要将氢和其他可储存能源储存在建筑里，利用社会全部的基础设施来储藏间歇性可再生能源，并保证有持久可依赖的环保能源供应；支柱四是利用网络通信科技把电网转变为智能通用网络，从而让上百万人可以把周围建筑产生的电能输送到电网中去，实现资源共享；支柱五涉及运输，要形成以可再生能源为动力的插电式、燃料电池型运输工具构成的交通运输网。 重要的是，必须把这些支柱集合到一起，因为它们单个而言是没有意义的。中国不能再犯美国的错误。奥巴马的错误就是在一地造太阳能厂，在另一地造电池厂，这些设施没有连结，所以花费了巨资却没有成效。 文汇报：您特别强调化石能源时代的结束和互联网与可再生能源的结合。我们担心的是，尽管可再生能源是清洁的、环境友好的，它也很可能是昂贵的。人类今天真能一下子从化石能源时代跨越到可再生能源的时代么？ 里夫金：我觉得这一进展比5年前人们预料的要快得多，过去5年，风能已经很有竞争力了，太阳能在欧洲大陆也很有竞争力，其他能源的开发也在进展中。我们想像一下，在中国成百上千万的建筑中，人们现场收集绿色能源，然后储存、输送到整个亚洲的网络上，就可以产生压倒性力量，这和共享音乐、博客是一样的。 文汇报：您在书的序言中提到，金融危机后，多数国家都在寻找走出危机的办法，发达国家重新认识到制造业对经济的贡献。从服务业或金融业回归制造业，能使我们走出危机吗？ 里夫金：不久前，我碰到法国新总统奥朗德，他说第三次工业革命将是法国的工业化道路，在欧洲，德国其实早就这么走了。当我们拟定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规划时，其基础设施可以不受国界限制。如果一个城市建立起五大支柱，它就会寻找另一个同样的城市，把多出来的能源输送出去，另一个城市可以是北京、首尔或新德里，第三次工业革命就会跨越大洲。 互联网实现了信息的民主化；互联网和能源结合起来，就可以实现能源的民主化，人们可以用非常低的交易成本来创造能源、共享能源；第三次工业革命建立起来的基础设施还可以使我们实现制造、营销、物流的民主化。我们可以用3d打印软件对一个物品进行编码，然后打印出3d产品，这就是“添加式制造”，它和目前的“减成法制造”完全不同。传统的“减成法”是对原材料进行剪裁、拼接然后连接而成；而3d打印则是通过软件一层层自下而上生产产品，它可能只需要传统生产方式1/10的原材料和能源。共享和经济民主组成了全新的模式，所有中小规模企业可以一起合作，来和集权化的全球大公司竞争，这是水平式的而非垂直式的。 这对中国尤其有利。在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时，能源非常昂贵，需要投入大量金融资本，需要国内统一的市场和政府来管理自上而下的运营方式；而第三次工业革命就像wifi一样，连接了成千上百万的节点，更有利于跨国市场和洲际市场的形成。统一的洲际市场将是全球化的下一个阶段。欧盟是潜在的世界最大市场，本身拥有5亿消费者，其从地中海到北非的相邻地区还存在另外5亿潜在消费者。亚洲紧随其后，可以通过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基础设施建设而连接起整个大洲的市场，这一进程也有利于洲际政治联盟的形成。 文汇报：但是，眼前的债务危机表明欧盟的体制可能存在一些问题，如果第三次工业革命真的到来，第二次工业革命框架下已经问题多多的社会制度，能够与更新的技术相匹配吗？ 里夫金：在美国也有人认为，欧洲的社会市场体系在金融层面行不通，征高额税收之后提供公共服务，却没有让资本市场自身运作起来。但是，一项关于最具竞争力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年度权威调查表明，排名靠前的是瑞典、挪威、丹麦这样税率最高、公共服务最好的国家，它们有完善的社会市场模式。 第三次工业革命将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带来成千上万的工作和生意，这些基础设施自身也可以创造新的商业模式，比如3d打印。二战后，美国经过第二次工业革命而成熟起来。而1900年时，我们已经开始为第二次工业革命建造基础设施。经历1929年的大萧条和随后的战争后，1950年代，艾森豪威尔总统开始了美国州际公路系统的建设，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公共项目。1950到1980年代，产生了大量工作岗位，美国进入非常繁荣的时期。之后就是最近20年发生的衰退。很少有人知道，我们之所以能够有积蓄、能消费，用的其实就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积累下的财富。现在，不仅美国，全世界范围内的第二次工业革命都已到达顶峰，开始走下坡路了。出路就是走向第三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基础设施建设完成后，它会为所有人提供一个竞技场，让每个人都参与其中。我们不能说这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我认为两者都有，甚至可以说是超越了两者，因为它要求每个人都是创业者，创造信息和能源、生产产品。 大量投入能够帮助我们过渡到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基础设施 文汇报：英国崛起于第一次工业革命，美国崛起于第二次工业革命，那么，是否还会有某个国家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领跑者呢？ 里夫金：不会了，那些都是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物，是当时通讯和能源的特点所形成的垂直式经济模式导致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强调共享能源、在洲际的范围内沟通或运输，这样的能源网络甚至还会跨越时区。所以，它所需要的基础设施也是呈水平式的，成千上百万个节点、建筑和城市链接到网络上，在整个洲际范围内共享和沟通。所以我说，下一步全球化将是洲际化，欧盟的情况正符合这样的趋势。亚洲对此也有很深入的讨论。要建立水平式的基础设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为了实现洲际网络，建立洲际的市场和政治联盟。你不可能独自一人成就事业，像英国、美国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有所成就的模式已经过时了。 文汇报：不过，在实现新能源的共享之前，第三次工业革命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建设仍旧必须建立在高新技术之上。人们担心这一过程可能仍然是发达国家之间的博弈。 里夫金：当然，专业知识是必需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可能会在新兴经济体中迅速展开，甚至比发达国家还要快，原因恰恰在于这些国家还没有相应的基础设施。你到印度之类的亚洲国家或非洲去看看，很多地方还没有相应的基础设施，没有电力，于是，建设新的基础设施反而比修补老的要快很多。发展中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一个重要例证就是手机，没有人能想到手机会在非洲有市场，但是一两年以后，那里几乎人人都在买手机，即使那里的一些地方基站还在建设之中。第三次工业革命也会这样。 至于前期投入的资金，我认为这不是问题，过去几年我和很多机构及银行都有过讨论。最不发达地区可以通过和私人及公共机构的合作来吸引投资，政府可以利用这些公共基金或国际投资基金来建设基础设施。今天，银行和私募基金都在投资陈旧的基础设施，却没有相应的回报，在传统能源、技术和工厂方面的投资回报也越来越少。我并不是说第二次工业革命会一下子消失，只是说其在未来20年所获得的支持会越来越少，我们必须确保对能够帮助我们过渡到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基础设施大量投入，因为这将对我们产生巨大的影响，将会产生大量的工作岗位和新的商业模式。 文汇报：有人提出中国的崛起会被第三次工业革命所终结，也有人认为这次工业革命对中国而言是巨大机遇。您会怎么看？ 里夫金：我并不怀疑中国可以创造出非常高水平的技术，毕竟，中国比其他国家有更多的工程师、技术人员和生物学研究者。对任何一个国家（无论是美国、欧洲国家还是中国）来说，真正的问题在于能否摆脱传统的中心化的思维方式，换之以一种分散化、水平式、合作式的思维方式来组织商业。这是划时代的变革。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13亿人口的国家来说，如果不转移到水平式的思维方式上来，那就不会有什么出路。现在，我们必须像以前生产信息那样来生产能源，这就要求我们把思考范围扩展到全球经济、政治空间。对亚洲而言，在向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转型中，关键要看哪个国家能够在传统的国内市场中完成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并且让它们运转起来，然后，不再像以往那样出口一个个单独的部件，而是将整个基础设施技术出口出去。 从生产力角度来理解，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罗曾经发现，新古典经济学认为投入更多的资本给劳动力就会提高生产力，两者之间成正比，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有问题的。人均资本投入只能解释经济增长中的14%，那么，另外的86%来自于哪里？过去20年的研究表明，另外那部分来源于热能动力效率的提高。归根到底，经济活动是从自然资源和物质储备那里获得能量的，而不是凭空产生的。未来25年，一门生意的成功与否同劳动力成本的关系已经不大了，真正重要的是能源成本。 所以，在这个不稳定的过渡期第二次工业革命正在消亡，第三次工业革命初生，能源成本就成了关键。传统能源会变得非常昂贵，而新能源大量生产出来以后则会便宜很多，所以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和公司而言，能源成本成为关键性因素了。如果那86%部分的生产率都来自热能动力效率，那么，转向新能源就会大大提高效率。现在，我们有大型的公用事业与能源公司，我们购买它们生产的能源；但在新能源时代，我们就不再是购买了，而是把自身建筑中所产生的能源输送到能源网络中。传统的投资组合方式不会一夜消失，但在未来25年肯定会不复存在。在新能源时代，能源公司的专业不再是出售能源，而是管理能源。他们的新商业模式就是，和其他公司建立起合作关系，帮助他们来管理能源流转，提高热能动力效率，从而提升生产率。这种新的模式也可以用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使人们真正迎来基于经济模型之上的后碳时代。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一种全新的经济模型，为21世纪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让人们更快地提高生产率，解决气候问题，正因此，欧盟首先开始投入到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怀抱。 文汇报：设想一下，第三次工业革命给社会尤其是全球城市化进程又会带来什么变化？ 里夫金：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在印度也有同样的讨论。那里有3亿人在没有电的情况下生活，乡村非常穷，他们迁移到城市，而城市又接收不了那么多人，没法提供足够多的就业岗位。正在消亡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使能源变得越来越昂贵；那些在乡下连电都用不上的人们蜂拥到城市来，然后面临失业，这将是非常危险的政治局面。这种局面不仅仅在印度出现，其实在全球也都在发生。如果把电能与通讯技术结合，就会改变乡村的穷人迁移到城市里去的传统模式。在印度，我们做了相关研究，情况就是这样：乡村通电以后，人们立刻从城市回到乡村做起小生意，并且通过网络互相联系。当能源和通讯技术结合在了一起，就会改变整个生活环境。如果说，19世纪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了城市化，20世纪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了郊区化、使城市周围出现了很多郊区，那么，第三次工业革命则会使我们的居住地分散化，城市规模会变小，人们不一定会再聚集在一起了。 新科技革命正在催生新产业革命 2012-06-14 作者：记者 方家喜/北京报道 来源：经济参考报 最近，国外学者关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论断正在受到中国各方面的关注。专家和学者表示，从世界科技和产业发展的历程看，目前人类已经历了三次产业革命，而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推动者相关的产业革命。全球正面临第四次科技革命，而在未来的数十年里一场新能源、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相融合的科技革命将引领新一场产业革命。 人类已经历三次科技革命 科技部和中国科学院的有关专家表示，在最近的200年中，全球进行了三次科技革命，并引发了相应的三次产业革命，影响甚至决定了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进程。 第一次科技革命发生在18世纪60年代，其产生条件是资产阶级统治在英国的确立，海外贸易、奴隶贸易和殖民掠夺积累了大量资本，圈地运动的进一步推行造成了大批雇佣劳动力，工场手工业的发展积累了一定的生产技术，18世纪中叶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殖民国家，国外市场急剧扩大。 第二次科技革命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其产生条件是，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确立资本积累和对殖民的肆意掠夺积累了大量资金，自然科学取得突破性进展，世界市场的出现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进一步扩大了对商品的需求。 第三次科技革命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其产生条件是，二战后，资本主义推行福利制度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20世纪初科学理论的重大突破和一定的物质、技术基础的形成。 三次科技革命的主要成就与特征：第一次科技革命的成就，一系列纺织机器的发明与瓦特改良蒸汽机。第一次科技革命的特征是，首先发生在英国，并以英国为主体；以轻工业为主导；以蒸汽动力为主要标志；技术发明主要源于工人和技师的实践经验。 第二次科技革命实现了电力的广泛应用(西门子-发电机、格拉姆-电动机)；内燃机和新交通工具的创制(卡尔本茨-内燃机驱动的汽车、莱特兄弟-飞机)；新通讯手段的发明(贝尔-电话、马可尼-无线电报)。其特征是科学同技术开始密切结合；新技术发明几乎同时发生在几个国家；一些国家两次工业革命交叉进行。 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原子能技术、航天技术、电子计算机的应用为代表，包括人工合成材料、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工程等高新技术。其特征是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速度加快，科学技术密切结合，相互促进，科学技术各个领域相互渗透。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革命 专家和学者们表示，产业革命一般是指由于科学技术上的重大突破，使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进而使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出现崭新面貌。 产业革命最早发生在英国。十八世纪六十年代首先从纺织业开始，八十年代由于蒸汽机的发明和采用，促使产业革命进一步深入，遍及化学、采掘、冶金、机器制造等部门。继英国之后，法、德、美等国也于十九世纪相继完成了产业革命。机器大工业的建立，为资本主义制度奠定了物质基础，使之最后战胜封建制度而居统治地位。产业革命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提高了生产社会化的程度。第一次产业革命时期的一系列发明、创造，构成了世界范围的第一次科学技术革命。 第二次产业革命中，炼钢技术的改进，化学在工业中的广泛应用，尤其是内燃机的发明与应用，不仅使原有的重工业部门(钢铁、采煤、机器制造等)有了进一步发展，而且形成和发展起来一系列新的工业部门，如电力、电器、化学、石油、汽车和飞机制造等，使世界工业生产又有了新的发展。到十九世纪末，重工业在世界工业中开始占主导地位。继英国之后，美、法、德、日等先进国家实现了工业化，成了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国。工业的进步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向全世界的扩展，促进了交通运输和国际贸易的发展，同时也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农耕技术有了进一步提高，粮食产量有了显着增长。 第三次产业革命形成了许多崭新的工业部门，如高分子合成工业、核工业、电子计算机工业、半导体工业、航天工业、生物工程、激光光导纤维等工业。尤其是电子计算机、控制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取代了部分人脑的工作，大大增强了生产的自动化程度，从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推动了主要工业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同时这些国家的农业也实现了现代化。 第四次科技革命牵引2050年前的世界 记者调查中国科学院、社科院等机构近20位专家和学者，他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这一次科技革命终将对2050年前的全球产业结构、生产工具、劳动者素质等生产力要素和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发生新的革命性变化。 首先，信息技术成为率先渗透到经济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先导技术，世界正在进入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新经济时代。随着以信息技术产业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的发展，高技术服务业的比重将大大增加，也将促进以物质生产、物质服务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向以信息生产、信息服务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 同时，基因技术、蛋白质工程、空间利用、海洋开发以及新材料、新能源的发展将产生一系列重大创新成果。 与生物学相关的技术将成为21世纪新的经济增长点。生物技术是有生命物质的工业应用技术，用于制造食物、药品或其他产品。生物技术中包括了传统生物技术和现代生物技术，传统生物技术是人类应用发酵技术制造酱油，醋及酒等传统产品。而现代生物技术中的基因工程，或重组dna(脱氧核糖核酸)技术，则可以广泛地用于药物及农业方面。人类基因组序列工作框架图的绘就，直接引发了基因革命的新冲击波。基因革命在21世纪有望通过改变物质生产方式而重塑全球经济。 在21世纪，绿色科技成为未来科技为社会服务的基本方向，也是人类走向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绿色科技强调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综合利用、保护和增值，强调发展清洁生产技术和无污染的绿色产品，提倡文明、科学的消费和生活方式。 国际能源技术发展的趋势将较少地依靠单一能源而更多地依靠多种能源。未来的能源结构将主要依靠二种不含碳的一次能源结构。能源技术发展方向的第二个方面是节能。节能技术的发展反映在各个领域，一是改进结构，比如在房屋建筑中使用绝缘材料以促进电力的有效利用，二是改进使用油及天然气的机器以提高燃料的使用效率。 纳米技术具有彻底改变物质生产方式的巨大潜能。它有可能在新世纪引发一场新的产业革命。同时，柔性生产正以全球规模兴起。柔性生产系统不仅具有硬件生产系统的特征，更主要的是具有软件组织系统的特征。 科学技术一体化以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日益交融成为科技发展主流。本次科技革命，科学技术将呈现更多的交叉性、复杂性和多样性特征。 未来科技和产业革命的方向不会仅仅依赖于一两类学科或某类单一技术，而应该是多学科、多技术领域的高度交叉和深度融合。 国内专家和学者的一个共识是，新能源、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等的交叉和融合将引发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 国务院参事汤敏：以廉取胜的制造业将发生根本性变化 2012-06-14 作者：记者 张彬/北京报道 来源：经济参考报 当前，全球经济逼近二次探底的边缘，而各国政策制定者在经济增长放缓、就业压力增大、环境问题突出的时刻都在思考并寻找着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与此同时，第三次工业革命悄然袭来，有观点认为，未来的时代，互联网与新能源以及新生产模式的结合是大势所趋。这种结合将再次改变时间和空间对于人类社会经济生产活动和生活方式的种种局限，进而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重塑社会经济形态，成为全球经济走出低谷的新动能。在200年的全球工业化进程中，中国与历次工业革命失之交臂。中国如何才能不被第三次工业革命甩开？记者近日专访了国务院参事、友成基金会常务副会长汤敏。 记者：您是否同意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即将到来？ 汤敏：对于“第三次工业革命”这个说法，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划分，对于第三次工业革命是刚刚袭来还是早就到了，也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任何一种生产工具如果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十倍就会产生革命性的东西。原来的生产方式是马拉、牛犁，后来出现的蒸汽机提高了10倍以上的劳动生产率，于是产生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而现集成电路可容纳的晶体管数目，约每隔18个月就会增加一倍，在这种形势下，技术革新的速度也更快。另外，由于“3d打印机”的发明，使制造业产生了更加革命性的变化。 记者：您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历史和经济背景是什么？ 汤敏：我认为主要有两方面的背景：一方面，计算机网络和软件技术的不断革新，并且革新的速度越来越快；另一方面，这轮的经济危机造成了社会的巨大需求，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巨大需求。因为一次大的危机之后往往是因为技术革命才能让社会产生新的需求，最后走出危机，社会也因此有了新的进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越是在经济出现危机的时候，新型工业和新型技术才发展的越快，所有的资本、所有的人力都集中到这上面去，一些关键技术才有可能取得突破。如果说目前面临着新一轮的工业革命的话，那么它产生的可能性更大、发展的速度更快。 记者：就像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之于第一次工业革命，电力的使用之于第二次工业革命一样，有人说此次工业革命主要基于新能源与信息技术的结合，也有人说是新能源、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多方面技术革新，您认为，这次新工业革命的主要特点有哪些？ 汤敏：近年来，信息网络的发展已经深入到生产、生活的每一个环节。而高技术合成材料如碳纤维、石墨烯、纳米等各种新型材料层出不穷。我认为新能源、高端制造业、生物技术、纳米产业等等都取得了突破性的革新，这些方面整体上构成了第三次工业革命。 而这种数字化制造最具标志性的新生产工具是刚才所说的“3d打印机”，它又称为“堆砌加工机”。它像打印机一样，一层层地把新型合成材料直接“印”出，或说是“堆砌”出一个产品来。这种模式将会取代传统的车、钳、刨、铣，颠覆性地改变制造业的生产方式。据说，波音公司的飞机中有2万多个零件就是通过这项技术生产出来的。它无需用传统的流水线大规模生产，只要通过电脑给出一个设计，“3d打印机”就可以按照指令“印”出产品来，成本还不高。这一革命将使生产走出大批量制造的时代，取而代之的是小规模地生产少量但多样化的产品。 如此说来，这场新工业革命有两大特点。一是直接从事生产的劳动力会不断地快速下降，劳动力成本占总成本的比例会越来越小。二是新生产工艺能满足个性化、定制化的各种需求，要求生产者要贴近消费者与消费市场。 记者：新工业革命浪潮将对全球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国际分工产生哪些深刻影响？ 汤敏：新工业革命的上述两大特点都会使传统的，以廉价劳动力取胜的制造业发生根本性变化。一种可能的趋势是，过去为追逐低劳动力成本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会很快移回到发达国家中去。最近的一些调查显示，已有近40%的美国企业准备把工厂从中国迁回到美国。把“外包”给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又“内包”回发达国家的企业，这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新趋势。 记者：有观点认为，作为全球制造中心的中国将是这一场新工业革命的最大受害者，您对此怎么看？ 汤敏：实际上，在短期内第三次工业革命不会对我国造成太大冲击，但是我们如果不去关注、追逐和竞争的话，就有可能会被第三次工业革命甩开。举个简单的例子，原来世界上绝大部分的彩电都是中国生产的，人家突然采用了led技术，中国的彩电制造业一下子被甩开了。现在奋力追赶了好多年，但是有些技术与日韩国家还是有差距。现代社会可以说技术瞬息万变，与时俱进和创新也变得尤为重要。我们还没达到全靠自主创新的水平，但是正因为如此，才更要紧跟世界潮流。 十八世纪晚期开始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中国正处于康干盛世后期，gdp稳居世界第一。闭关锁国的中国那时没有赶上工业革命的这班车，被远远地甩在后面，直到1840年后才感到被甩的痛苦。1913年，以福特汽车公司开发的大规模生产流水线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兴起。落在后面的中国，上百年就不断地挨打，差点被开除球籍。 目前，随着劳动力短缺的出现，国内的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中国制造在传统的工业领域已经越来越不具竞争力。而在新兴的领域中，由于大量的外资企业要迁回本国，这将使中国制造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 记者：面对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中国应采取哪些措施来顺应这股新的浪潮而不至于被甩在后面？ 汤敏：除了需要不断地在政治、社会与经济各个层面上的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参与新工业革命所需的宽松发展环境之外，我认为以下几个关键点至关重要。 首先是要抓教育。新的工业革命需要大批的创新型人才。而当前的以应试为主的教育方式真的不能适应这样的需求。当务之急是，如何才能改造出一批、创建出一批能够适应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有全新机制的教育机构来。我们有一批人正在研究如何利用最新机制与技术手段，以更大的规模、更新的模式、更快的速度为更多的年轻人创造出好的教育环境来。 第二是要有更好的创新、创业环境。不断创新是推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原动力。目前各地都提出了要建立创新型社会。然而，没有创业的创新是无本之木，只能是多几篇论文，多几个科技成果奖而已。相对发达国家来说，我国的创业环境还较差。从对青年人的普及创业教育、国家政策对创业的支持，到社会对创业失败的宽容度都很不够。而天使投资、风险投资、产业投资以及高科技企业上市这些支持创业的产业链，在我国只能说是刚刚形成，还远未成气候。创业板的开通给了创业者们很大的希望。可是运作几年后出现的大量问题，又使投资者与被投资者都望而却步。鼓励更多的人去创新创业，打造一个宽松的创新创业环境，理顺创业板市场，是我们能够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机遇的一个必要条件。 三是政府角色的变化。在新工业革命到来的时候，政府要及时转变角色，否则可能会阻碍了企业的转型。在工业革命中企业将会有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一大批传统的企业、传统的行业要被淘汰，而政府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去保护现有的产业和公司。政府会向旧工厂提供补贴，竭力挽回濒临死亡的传统行业。在我国，政府特别有可能会去帮助那些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落后国有企业和近期内能提供很多税收的旧行业，结果反而是人为地阻碍了企业的更新和社会的进步。追求增长速度、热衷上规模的粗放式的增长模式，正好与小型化、个体化、多样化的新工业趋势相悖。对于新兴行业，政府习惯于直接选择赢家，大量的财政资金用于支持他们认为是好的新技术。但是，在以个性化、多样化为特征的新市场中，政府的运营机制很难适应瞬息多变的技术与市场。在新工业革命中，政府到底应该扮演什么样的新角色，是一个尚未解决的大课题。 四是创新机制的形成。在我国，很多的政府投入到最后都会变成国企和大企业收益，因为政府的运作总体上关注大企业，但从全世界的角度来说，真正的创新都是从小企业开始的，即便是苹果和微软也存在从小企业买一些创新技术的现象。美国社会分工明确， 有一大批小企业从事着各种技术的创新工作，包括“3d打印机”，都是发端于小企业，后被大企业所吸收。而我国缺乏这种创新机制，风险投资和天使投资应该关注小企业的创新，形成小企业创新的氛围。实际上，并不是产生gdp了才是创新，并不是把大量资金投于国企的研发才叫创新，有些教授拿着科研经费，在ssci上发表篇论文就被看做科研项目的完成，但是它可能并未真正的转变成生产力。 新一轮技术革命：中国，准备好了吗？ 2012年06月25日10:26 来源：经济参考报 新一轮技术革命对中国挑战大于机遇 ——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冯飞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冯飞（资料图片） ●世界各国在技术研究上已经积累了多年，具备了丰富的经验和知识。一些科学领域的创新为技术创新和推进产业化奠定了相当的基础。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千万不能对新兴企业设置障碍，特别是创新型小企业，要支持发展、鼓励发展，在准入方面还需要做很多的工作。 ●关键的问题是要把发展的精力放在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上，通过技术进步推动产业扩张，产业的成熟反过来又推动技术的进步。 第三次工业革命是否会如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预言的那样如期到来？第三次工业革命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今后的经济发展？对中国是机遇还是挑战？我们准备好了吗？..这些问题不但政府和企业关心，广大学者和研究部门专家也在深深思考，寻找答案。 作为对产业经济和技术经济有着深刻研究的权威专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冯飞研究员不但参与了《“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相关问题调研和文件起草工作，而且曾经两次走进中南海，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主讲人。近日冯飞研究员接受了《经济参考报》记者的专访。 重大创新到了产业化突破的临界点 《经济参考报》：对于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提出的建立在互联网、新材料、新能源相结合基础上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即将来临的观点，您有什么看法？您认为，当前世界和中国的产业发展处于什么阶段？ 冯飞：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都在寻找迅速走出金融危机阴霾的解决方法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当时我们的判断是，全球经济正处在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前夜。虽然没有考虑是第几次革命的问题，但是已经明显看出世界经济正在孕育新的变革。 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至今已逾200年，期间曾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重大技术变革。自上世纪90年代信息技术革命之后，一些科学家和研究人员都感觉到会有一轮新的技术革命呼之欲出。有专家就曾经预言，到了2025年，全球经济将进入生物经济的时代；还有新一代互联网产业，或者称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ib m提出的智慧地球物联网云计算等都属于这种新产业。另外，一些与气候变化相关的产业也获得了高速增长，全球向低碳经济转移也成为了大趋势。 世界各国在技术研究上已经积累了多年，具备了丰富的经验和知识。一些科学领域的创新为技术创新和推进产业化奠定了相当的基础。比如，实际上风能、太阳能经历了几十年的知识积累，从知识的创造到技术的创造再到产业化。这些重大创新到了产业化突破的临界点。 从我国自身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综合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参与新一轮科技竞争的能力和条件。通过发展新兴产业，对于缓解我国面临的资源、能源和环境压力，改变粗放的发展方式，稳定增长，带动就业，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科学技术正处在革命性变化过程的观点逐步被政府决策部门、学术界和企业界所接受。至于说，是第几轮工业革命，由于不同学者和研究人员分析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归纳总结主线不一样，划分也就不一样。《经济学家》的封面文章认为制造业数字化是本轮工业革命的特征。我理解，他的这种总结是以生产方式变革为主线。还有一种方式是从主导技术和新兴产业角度来归纳总结。 比如，从蒸汽机到电气，从it技术到互联网等等。还有人是以科学技术突破角度来讲，比如中科院就有科学家认为，现在是第六次科技革命，其中四次技术革命，两次是科学革命。 新一轮产业革命呈现三大特点 《经济参考报》：普遍接受的观点是从瓦特制成改良型蒸汽机开始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现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期间世界经历了几轮技术革命和科技革命浪潮的冲击，那么您认为，里夫金提出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与前两次工业革命相比具备了哪些新的特点？ 冯飞：我认为，这一轮新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归纳起来有三个主要特点。 第一，新兴技术的群体涌现，协同融合。和前几轮工业革命，也就是蒸汽机、电气、it，这些以某一项工业技术占主导的情况不同，这一轮工业革命需要协同融合。比如，我们认为，信息化浪潮并没有终结，仍然方兴未艾，出现了以信息技术深入应用为特征的新信息化浪潮，或者叫第三次信息化浪潮。第一次浪潮是个人电脑的出现，第二次是互联网，第三次是以物联网、云计算、信息技术深度应用为特征的浪潮。信息技术对其他产业和新兴技术的促进作用非常明显，有很强的催化作用。生物技术也是如此，生物能源与新能源之间还产生了耦合效应。 第二，新兴经济体积极参与到新技术革命中。在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新兴产业的发展。2009年年底，美国出台了“重塑美国制造业框架”的政府文件，其中涉及6大产业，绝大多数都跟我国的“七大产业”有相似性；欧洲出台了“2020年可持续与包容性的智能发展战略”；日本也出台了“日本2020新增长战略”。 从这几大主要经济体的选择来看，对新兴技术的选择日益趋同，各国基本上都把新能源、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作为本国或本地区今后发展的重点。这些主要经济体普遍认为，在这些领域可能存在一些新的发展机遇。到了产业化突破的临界点。加上政府采取适当措施支持可以形成一个新的增长点，进而带动经济新一轮高增长。新兴经济体则试图通过重点突破的战略来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集中力量在一些重点领域实现突破。比如，巴西利用自己独天得厚的资源优势主要在生物能源领域展开突破。 第三，应对共同挑战。各国需要共同应对的挑战主要集中在资源、能源、环境和气候变化等方面。对于新能源汽车和节能环保等产业发展，驱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能源安全，第二是环境与气候变化。而且这两大驱动力也是全球共同应对挑战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竞争和合作是必然的。既有竞争一面，各个国家试图抢占新一轮产业发展制高点，另外必须走合作道路，共同采取行动才能应对全球面对的挑战。 《经济参考报》：当世界各国都意识到新的技术和科技领域将出现新的变革力量，并且有所行动之时，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也不能置身事外，我国政府也需要对这种新情况和新趋势以及对未来可能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加以评估和判断，那么根据您的研究和判断，这一轮工业革命对中国来说是机遇大于挑战还是挑战大于机遇？将对中国产生哪些影响？ 冯飞：我认为，这一轮新的技术革命对中国既有机遇，也有挑战，但是挑战大于机遇。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如果说数字化制造是这一轮革命的突出特点，那么将直接导致劳动力成本变得不像过去那么重要，也就是说将会出现通过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来替代劳动。国外学者提出的观点主要还是在发达国家进入金融危机之后，希望寻求出路，进而提出制造业复兴和再工业化的背景下产生的。他们实现再工业化最大的困难是劳动力成本相对于发展中国家要高得多。这就需要他们能够提供更高的技术去改善效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弥补劳动力的劣势，否则他们的想法就成为空话。 随着技术不断进步，美国在寻找新的出路，主要通过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的融合来弥补制造业竞争力不足的问题。现在看来，这件事现正在逐渐变为现实，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3d打印机的出现。当然，并不是所有行业的劳动力成本都不重要，一些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劳动力成本还是一个重要因素。 第二，新的生产组织方式使得对市场的快速反应和生产个性化的产品成为企业竞争力的核心。在许多行业，体现个性化服务会变得更加重要。这种个性化服务带来一个新问题，对市场快速反应将影响到制造设施的空间布局。工厂放在市场附近，对市场需求能做出快速及时反应的地方成为重要因素，而不是放在劳动力成本低，但是距离市场比较远的地方。这将大大影响产业的空间布局，市场因素的重要性越发凸显出来。能否把市场多样化的需求快速反应到产品的设计当中来满足多样化需求，将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所在。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是最大受益者之一，如果说第三次革命对发展中国家的挑战更大的话，那么对我国的挑战尤为明显。其他发展中国家想走中国当初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走过的道路，即吸引全球制造业到某一个国家的机会已经不多。 第三，规模经济重要性降低。第三次工业革命不像上一次工业革命那样，以规模经济为主要特征。比如，从能源生产和利用角度来讲，不再由一个或者几家大的能源集团集中提供能源，能源都是分散的，每一个人既是能源的消费者又是能源的提供者。虽然有些产品仍然需要大规模生产，规模经济还是主要竞争力所在，但是越来越多的柔性制造对市场的快速反应能力和个性化服务显得更加重要。多样化、灵活性，对于企业而言是新的发展方向。 第四，决策分散化。对我国来讲，这个问题显得更加突出。由于第三次工业革命要求个性化、快速性和分散性等特点，这必将导致决策是分散性的。 总的来说，这轮工业革命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还要假以时日才能看出来。我认为，这种影响在未来的五年会逐步显现出来。现在讲革命已经产生了变化为时过早。但是也引发我们的思考，不能对这种革命性变化漠视，对政策研究部门来说，宁可把挑战评估得更足一些，应对才能更加主动，准备才能更充分，如果对这些战略长期变化视而不见日后我们就会陷入被动。 《经济参考报》：既然您认为是挑战大于机遇，那么中国应如何应对这种挑战？ 冯飞：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当中已经遇到瓶颈性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因为我国以前要素成本低的优势近些年削弱明显，跟发达国家的成本差距在明显缩小。美国研究机构认为，对比劳动生产率调整后的综合性成本，我国的劳动力成本是美国南部州的35%左右。但是，到2015年左右，将达到60%左右，说明中国的综合成本上升速度很快，中美劳动力成本之间的差距在缩小。再加上美国在能源方面，形成了价格洼地，美国的天然气和煤炭非常便宜，美国的物流成本只占到g d p的9%，而中国占到18%，综合起来，一些制造业回归美国是必然，如果再加上第三次工业革命这种技术手段的叠加，中国国际竞争力提升所面临的挑战还是比较大的。 由于中国是经济全球化主要受益者，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产业发展产生的四方面影响，对中国来讲冲击还是很大的。当然中国相对于其它一些国家还具有一些综合性优势，低成本和超大规模市场的结合是许多国家无可比拟的。虽然第三次工业革命提出对市场的快速灵活反应，个性化需求，但是中国市场的规模，再加上多层次性，实际上中国还是有很多机会。 调整周期比较长，政府要适应这些趋势性的变化，企业也要捕捉发展和调整的机会，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在转型过程中，中国的特点是低成本，加工组装有很强优势。但是，要把个性化服务及时转化为产品这就考验企业对市场的反映能力和适应能力，能否把市场需求在产品设计中及时体现出来，这是核心的东西。如果我国能把短板补齐，发挥超大规模国家多层次市场的优势，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危机转化为机遇。 第二，数字化制造对人力资本的要求明显提高，必须具备驾驭这些数字化和智能化设备的人才。现在出现了人才结构供给的扭曲，应该把如何提高人力资本作为重要的国家战略来考虑。人才战略除了要关注高端的创新型复合型人才，还要着眼于培养高技能的技术人才。 第三，体制机制要变革才能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机遇。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不是单一政策的调整，是系统性变革问题，这种系统性变革要求顶层设计和系统性规划，这对我们是最大的挑战。 目前，依靠中国的综合国力，只要我们抓住在制造业当中比较好的基础，体制变革带来的活力完全可以住在机遇。 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不能揠苗助长 《经济参考报》：我国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和掌握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和新一轮工业革命的主动权也对我国未来的产业发展做了相应的规划，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确定了把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未来的重点发展方向和主要任务，您也参与了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问题调研和文件起草工作，您能谈谈“战略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冯飞：我国政府也非常重视在这次工业革命抢得先机。在《“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提出了节能环保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发展方向和主要任务。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战略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能显着地提升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二是能显着增强我国可持续发展能力；三是能让我国更深入地参与国际竞争，谋求在新一轮全球性产业结构调整和科技革命中占据一席之地。最重要的是第三点。 《经济参考报》：与传统产业相比，您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有哪些新特点和新风险？战略性新兴产业除了要担负起未来中国经济再次腾飞的任务，还有哪些新任务？我们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时候应该从以前经济发展战略中吸取哪些经验教训？ 冯飞：战略新兴产业基本上目前都处于起步阶段。起步阶段的特点是技术创新非常活跃，不断地产生新技术，甚至是出现一些“颠覆性创新”、突破性创新。所谓“颠覆性创新”就是一个新的技术出来，可能对一个刚刚诞生不久的技术就是一个完全的替代关系。 所以这个产业当中最大的特点就是技术的不成熟，充满着一些技术风险，同时也充满着一些技术的机遇。正因为有这样的特点，所谓战略新兴产业发展是狭窄的技术创新方面，而不应该等同于传统的产业，地方政府急于拉投资，这样的做法是带有很大的技术风险的。 在产业化的初期，市场是不成熟或者是在成长过程当中的。有一些领域有一个规律是供给创造需求，而不是需求拉动经济，就是有供给了才有需求，比如互联网，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 在产品引入的初期，如果这个产品是对传统产品替代的话，会面临着一个初期成本较高的问题，比如像新能源汽车，替代的是传统的汽柴油汽车。目前新能源汽车价格、成本都比较高，性能上也不如传统的汽车，所以就面临着一个市场进入难的问题。最后是整个的消费环境还有比较大的障碍。比如像新能源汽车的充电设施不完善，也会制约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地应用。这是市场的特点。 从投资来看产业成熟阶段是典型的一个投资“蜂聚”现象，就是像蜜蜂一样地集中在一起，任何一个国家都出现过投资“蜂聚”现象。如果是没有政府干预的这样一种行为，投资的“蜂聚”现象是好事，如果地方政府在拔苗助长的话，就会带来很大的风险，也会造成战略性新兴产业各地盲目发展，出现一些产业雷同、恶性竞争等等问题。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是新技术往往诞生于新兴企业，很多国家都有这样的特点。比如像90年代初的信息革命，信息化浪潮，微软、谷歌、cisco，像这些企业都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很短的时间内成长为世界级的企业，甚至是占据这个行业的全球化地位。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千万不能对新兴企业设置障碍，特别是创新型小企业，要支持发展、鼓励发展，在准入方面还需要做很多的工作。哪个产业成熟发展得好取决于技术的进步、创新的程度。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目前面临三大创新任务：技术创新、管理模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第一是技术创新。关键的问题是要把发展的精力放在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上，通过技术进步推动产业扩张，产业的成熟反过来又推动技术的进步。如果只是关注规模产业化，就会蕴含巨大的技术风险，可能被市场出现的新技术所淘汰。 第二是商业模式创新，一个产业不光是技术的创新，关键是商业模式，这个技术被市场接受，是因为有适合它的商业模式，即企业、消费者能够双赢的模式。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 创新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两翼，不能偏颇。 第三是体制机制创新。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其核心是形成技术不断进步的机制，把全社会的创造力充分调动起来、发挥出来，这是完全不同于传统产业的发展方式。现在的政策、体制，比较擅长传统产业追求规模扩张的管理办法，基本上是规模赶超型，而不是创新导向型，但是要实现技术赶超，相关的制度还没有形成，而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制度，不是靠一两点可以取得突破的，从准入、行业壁垒的破除，到政府行为方式的转变等，都需要一系列适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特点的机制。（记者 金辉） 生物技术与新能源是新工业革命的方向 访国家发改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王昌林 2012-06-26 作者：记者 方家喜 张彬/北京报道 来源：经济参考报 ●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还处于孕育和突破阶段，而最有可能的两大趋势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与信息技术的融合，时间可能需要十五年到二十年。 ●如果说信息技术革命中国抓住了一半的话，那么目前我国完全具备抓住下一轮的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条件。 ●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任务还十分艰巨，怎么样才能真正营造出有利于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成长的土壤，是下一步体制改革的关键。 ●没有制度的转型和创新我们很难把握机遇，也很难充分发展。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问题归根到底很大程度上都是体制机制的问题。 王昌林：1967年1月出生，1991年研究生毕业后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工作，历任研究室副主任、主任、副所长。现任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主要着作和论文：《高技术产业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21世纪的中国创新系统》、《知识经济与中国经济发展》、《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主要任务》等。 日前，国家发改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王昌林就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发展趋势、最新动向，以及中国的机遇与挑战等相关问题接受了《经济参考报》记者的专访。 王昌林表示，总体上来说，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还处于孕育和突破阶段，而最有可能的两大趋势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与信息技术的融合，时间可能需要十五年到二十年。 新科技革命的四大动向 王昌林表示，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还处于孕育和突破阶段，究竟下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是什么，虽然大家也有很多争议，但是产业革命应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第一，它的产业规模巨大，如果其规模不大不足以称之为革命。第二，它应该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相关行业具有广泛的带动作用和巨大的影响。第三，它是科技创新比较密集、技术进步比较快的行业。第四，该行业应该有巨大的市场需求。 王昌林认为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有四个动向，值得高度关注： 第一个动向是信息技术正在并将继续改变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特别是信息网络的深化运用。信息技术革命是提高效率的革命，信息技术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波创新浪潮，一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集成电路的出现；二是八十年代的个人电脑的发展；三是上世纪末的网络经济的蓬勃发展；目前以云计算和物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正在推动信息产业转型升级。 第二个动向是生物技术的发展将会引发医药、医疗、农业、工业等领域的深刻变革。生物技术的发展也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生物技术在医药工业领域的应用，以生物制药为标志，目前生物医药的市场份额是1400亿美元，占全球药物销售的16%，全球销售前十名的药品中有四种是生物制药；二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生物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以转基因农作物为标志，目前全球转基因农作物种植面积增长了八十多倍，生物对农业的变革作用很显着；三是生物技术在工业领域的应用，标志性是生物基产品替代石化基产品。大规模的可降解的环保的产品的出现是未来发展趋势，以解决资源短缺的问题，比如生物乙烯取代乙烯、生物基乙二醇取代石化基乙二醇。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报告认为，到2030年人类将进入生物经济时代。 第三个动向是新能源的发展将会引发绿色革命。可再生能源是未来发展的趋势，目前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费的比例还不高，可以说微不足道，但在未来将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据有关部门预测，2020年可再生能源在消费能源中的比重要达到20%左右，2030年这个比例要达到30%，到2050年这个比例要达到50%以上。可再生能源发展是否会引发产业革命？在王昌林看来，从产业革命的特征来看，新能源革命无疑会引发能源消费和可持续发展的革命性变化。 第四个动向是信息技术与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的交叉融合、突破，这也将引发产业革命。信息技术越来越成为平台技术、共用的技术。目前很多技术的开发都离不开信息技术，比如生物医药的开发、基因的测序、蛋白质组计划等都依赖于信息技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未来的产业革命更多的将是这种融合产生的突破，而不是在一个点上发生。 新科技革命或发生在2030年 为什么大家忽然感觉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山雨欲来风满楼”了呢？王昌林认为，从历史经验看，每次的经济危机都会催生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这次国际金融危机表面原因与发达国家的次贷、虚拟经济有关，根本原因是全球尤其是发达国家缺乏新的增长动力。当前经济危机、欧债危机、金融泡沫使得世界经济进入了调整、转型期，需要一些新兴的主导产业科技的突破来驱动经济新一轮的增长。 王昌林认为历史上有四次产业革命： 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18世纪中叶，在英国人瓦特改良蒸汽机之后，由一系列技术革命引起了从手工劳动向动力机 器生产转变的重大飞跃，标志性技术是化工、钢铁、冶炼、蒸汽机、纺织。第一次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传统生产方式，使得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劳动，工厂取代手工工场，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不仅是一次技术改革，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 第二次工业革命是19世纪初的运输机械革命，纺织工业、采矿工业和冶金工业的发展引起对新型运输工具的需要，乔治·斯蒂芬孙发明了内燃机车，标志性技术是汽车、内燃机。 第三次工业革命是19世纪60年代的电力革命。1866年德国人西门子制成发电机，1870年比利时人格拉姆发明电动机，电力开始用于带动机器，成为补充和取代蒸汽动力的新能源，电力工业和电器制造业迅速发展起来，人类跨入了电气时代。 第四次是信息技术革命，开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集成电路、个人电脑、互联网等为标志。 王昌林说，每一次工业革命之间的时间间隔是60-70年左右，按照这个大周期来看的话，下一轮的新工业革命将会发生在2030年左右。以信息革命来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发端，而真正爆发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的二三十年，它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2000年之后，网络泡沫破灭，美国经济增长缺乏新的动力，于是开始发展虚拟经济。但是由于缺乏新的主导产业的支撑，其经济步入低速发展期，其后发生金融危机也是在情理之中。而要想从根本上走出危机的话，还是有赖于新的科技突破和新的主导产业的出现。 各国抢占战略制高点 王昌林表示，危机有倒逼机制，危机迫使大家寻找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在这种背景下，发达国家都认识到在危机过后要寻找新的增长动力，抢占战略制高点。一方面出台短期政策，刺激经济，走出发展的低谷，另一方面也大力地进行科技创新，培育新的主导产业的出现，抢占战略制高点，促使世界经济走入新的发展阶段。 从国际上来看，美国的创新战略已明确提出要发起一场清洁能源革命。美国在《复苏法案》总计7870亿美元的投资中，有1000亿美元投入创新，涵盖建立国家智能能源网和医疗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发展电动汽车产业、扩大宽带接入、奠定国家高速铁路系统基础等，其中40%将用于清洁能源方面。根据美国能源部下属的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的研究报告，到2050年为止，可再生能源将提供该国所需电力的80%，而50%的能源可能来自风能和太阳能。 美国目前正致力于以下四个方面的重大创新：在2015年前，将太阳能发电的成本减低一半，使其可以与目前来自电网的零售电价相比；在2015年前，将电动汽车电池的成本降低70%，使其寿命成本可以与非电动汽车的成本媲美；到2012年，将美国可再生能源产能和可再生制造能力提高一倍；在5年内，使人类基因组测序图的成本降低到1000美元以下，即科研人员测序50个基因组的成本相当于现在测序1个基因组。 欧盟提出在“绿色技术”和其他高技术方面要达到全球领先水平，并决定在2013年之前投资1050亿欧元用于“绿色经济”的发展。法国政府宣布将建立200亿欧元的“战略投资基金”，主要用于对能源、汽车、航空和防务等战略企业的投资与入股。德国政府批准了总额为5亿欧元的电动汽车研发计划预算，支持包括奔驰公司在内的3家研发伙伴，计划在2011年实现锂电池的产业化生产，推动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 韩国制定和公布了《绿色增长国家战略及五年计划》、《新增长动力规划及发展战略》和《绿色能源技术开发战略路线图》。《新增长动力规划及发展战略》提出重点发展绿色技术、高技术融合、高附加值服务三大产业和新的可再生能源、节能减排等17个新增长动力。韩国政府还计划到2030年，将新再生能源普及率由2007年的2.1%提高到11%；将新再生能源在世界市场的占有率由2007年的0.7%提高到15%；新再生能源产值由2007年的5亿美元提高到1300亿美元，使韩国跻身世界能源强国之列。 日本制定了《面向辉煌日本的新成长战略》，提出重点发展能源与环境、健康两大新兴产业。日本政府大力推动新能源的开发，“新能源开发计划”即“阳光计划”致力太阳能开发利用，同时也包括地热能开发、煤炭液化和汽化技术、风力发电和大型风电机研制、海洋能源开发和海外清洁能源输出技术。另外，日本的《可再生能源特别措施法案》也已获得通过，以鼓励并普及可再生能源发电。 2010年10月18日，我国发布了《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计划用20年时间，使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整体创新能力和产业发展水平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促进新兴科技与新兴产业深度融合，在继续做强做大高技术产业基础上，把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成为先导性、支柱性产业”。 王昌林表示，战略性新兴产业将在未来五年里逐步成为国民经济先导力量，我国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体上有两个 立足点：一个是要紧盯国际的发展方向，代表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的新方向；第二个点，必须立足中国国情，其中涵盖四个方面的问题的解决思路，即解决我国当前发展面临的能源与环境问题、农业问题、健康问题、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问题。 王昌林说，根据国家前期的规划，到2015年，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将提高到8%，到2020年将升至15%。可以预期，战略性新兴产业将在未来五年里逐步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先导力量。 王昌林表示，我国实施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体目标是通过十年到二十年的长期努力，使中国成为世界上重要的科技创新中心和制造基地。而对于如何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国家提出了“市场主导、创新驱动、重点突破、引领发展”十六个字的路径。 核心问题亟待突破 王昌林认为，虽然新科技革命还处于孕育阶段，但是它真正要取得突破还要解决一些核心问题。 生物技术方面，基因组计划并不是测序工作完成就大功告成了，目前基因组计划对各个基因的功能还未搞清楚，但是这个工作量巨大，完成过程可能还需要一二十年的时间。 新能源方面，风能基本已经成熟，其成本虽然能够控制在比较低的水平，但是受资源限制明显，风能上网的问题需要解决。从理论上来看，光伏产业潜力巨大，但是它也面临一些问题，就是未来的技术进步路线不清晰、成本仍然高居不下、转化效率低。多晶硅的转化效率也就20%左右，并且生产能耗高，使用寿命是二十多年，它的回收和处理能耗也高。 “光伏产业也应该创造个‘摩尔定律’，就是每年的成本要降低多少、转化效率提高多少，制定这方面科技创新的指标。”王昌林说，目前还没有到这个阶段，还有一些关键技术亟待突破，除了上述问题，新科技革命面临的关键问题是能出现一批可大规模推广应用的产品，比如信息技术革命中的集成电路、个人电脑。 王昌林认为，信息技术虽然很重要，但它发生大的科技突破进而引发经济社会革命性变化的可能性不大，美国和日本都没有把信息技术作为革命性的方向来推进，只是把它作为平台技术。信息技术面临的主要是深化应用的问题。相比较于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可能性更大。但是，信息技术是平台技术，信息网络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的基础设施，就像工业社会中的铁路、公路一样，生物技术、新能源在发生革命时也将深刻地与信息技术的结合在一起。 王昌林表示，中国要实现现代化主要面临三大瓶颈制约：能源与环境问题、农业问题、健康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都依赖于新能源技术和生物技术的发展。从人类基因组计划到蛋白质组计划需要花费很长时间，但是如果能够真正把这些东西搞清楚，它的发展空间非常大。健康方面，肝细胞的研究成果可以让人类身体上的器官像汽车上的零部件一样可以随便更换。 从某种程度上讲，生物技术比新能源的产业规模可能会更大一些，它对人类生活的影响面也更大，因为它将引发医疗的变革、生命的延长、农业根本的变革。新能源行业带动的产业主要是生产装备、电池、光伏发电厂、风力发电站。并且，新能源革命只是能源方式的转变，不如电力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从无到有的革命性变化，未来的新能源技术革命与电力革命不在一个量级。 科技体制改革应加强顶层设计 中国错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此次可能会被甩开吗？ 王昌林认为，中国被第三次工业革命甩开的可能性不大，目前科技部相关部门也正在就下一步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趋势进行研究。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五方面的原因：首先，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积累了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其次，我国已经建立了庞大的产业体系。第三，我国拥有一大批科技人才，我国的科技人员数量全球第一。第四，我国拥有一批高速成长的创新型企业。第五，我国有巨大的市场。 “当信息技术革命发生时，中国正在进行改革开放，虽然我们现在是全球的组装加工基地，但是也在世界产业分工中占有重要位置。现在的条件肯定比上世纪八十年好很多，当时很多人都不知道市场经济为何物。”王昌林表示，如果说信息技术革命中国抓住了一半的话，那么目前我国完全具备抓住下一轮的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条件。抓住这次机遇将有利于推进我国新型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但是要成为未来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一极，这需要我们在体制、政策上做巨大努力。 王昌林表示，如果我国要在未来的科技竞争中占有重要位置，需要达到以下标志性的条件：一是要一批大家(科学家)， 能够专心、潜心进行科学研究；二要有一批在全球范围内领军的企业，比如美国的微软、英特尔；三是还要突破一批、掌握一批核心技术。 当前，我国在迎接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方面存在一些问题。美国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有利于科技创新的土壤，然而我国缺乏创新文化和氛围，并且相应的金融创新也很滞后，科技创新的体制、政策、环境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比较大。受科技体制的影响，一些关键性的技术很难突破，难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另外，当前的研究呈现出分散、急功近利、短期行为、浮躁的现象，管理体制也不符合新兴产业发展要求。 “当前我国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全国科技成果产业化率不到5%，使得新兴产业成为无源之水；而人才培养、使用机制不完善造成高端人才缺乏的问题仍比较突出。”王昌林说，这直接造成了自主创新能力的不足，另外目前我们的很多产品成本还比较高，前期投入也比较大，虽然社会效益比较好，但是经济效益比较差。 由此看来，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任务还十分艰巨，怎么样才能真正营造出有利于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成长的土壤，是下一步体制改革的关键。 王昌林表示，要积极培育市场，实施一些重大示范应用工程。积极推进市场应用、基础设施和商业模式的创新。另一方面我们要完善市场准入和监管架构，包括一些机制体制，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 “在上世纪80、90年代，中国对企业更多是直接的资金扶持，对象也主要是国企。我们下一步要转向创新驱动，这是坚持的主线，当然不仅仅是科技创新的驱动，还包括体制创新、商业模式的创新。”王昌林说，除了政府拿出资金扶持市场、引导民间资金进入，更将以比如通过政府采购，鼓励应用等政策，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促进产业发展。 王昌林认为，没有制度的转型和创新我们很难把握机遇，也很难充分发展。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问题归根到底很大程度上都是体制机制的问题。目前我国的科技体制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而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要加强顶层设计、系统的改革，目前任何单一的改革不能够解决根本问题，也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生物产业：一场起跑线上的全球竞赛 2012-06-27 作者：记者 方家喜 白田田/北京报道 来源：经济参考报 “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人类。”在能源危机和粮食危机警钟不断敲响的当今世界，这句名言显得愈发振聋发聩。当前，过度依赖化石能源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已经越来越不可持续，人类必须做出新的选择，因此对生物技术和生物产业寄予了更大的希望。 国内外有关科学家认为，生物技术将在未来的科技和产业革命中充当重要角色。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生物技术和生物产业的发展将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经济社会的形态？中国能否在这轮生物产业革命中抢占制高点？《经济参考报》就此对生物产业领域的知名专家和企业负责人进行了专访。 危机倒逼生物产业发展 没有化石能源的支撑，很多经济和产业的逻辑不再成立。未来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更好地利用生物本身的内在机制，去探索一条新的可持续的、以太阳能和生物特性为基础的道路。 马延和：从文明发展的角度来讲，从钻木取火，到煤炭蒸汽机，再到核能和生物能的初步利用，能源的利用能力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目前的工业经济基本上是石化经济，煤炭和石油促进了现代工业的发展。而未来整个经济社会的 发展要依赖于可再生的碳资源，实际上是依靠生物技术手段，把现有的碳快速转化成可利用的资源。虽然目前生物技术在能源利用方面还没有突破，但具有非常大的潜力。 我国对发展生物产业的战略需求，在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增长快；水、土地、矿产和石油等资源贫乏，无法满足发展工业快速的要求、环境污染重等。因此，必须以可再生的生物资源替代不可再生的化石资源，实现节能减排等。生物产业因其物质资源消耗少、环境保护好、成长潜力大和综合效益好的特点，正在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 生物产业一直是我国调整经济结构、实现传统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朝阳产业。生物产业的发展能有效缓解我们国家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人口健康、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环境保护、资源紧张、气候变化等重大压力。 李绍明：此前的工业革命从兴起到现在大概已经过去了250年，现在到了需要回头认真思考科学技术和产业发展的阶段。 工业革命以来创造的财富比过去几千年、几万年还要多，人类对此引以为豪。但200多年的工业化进程，基本是以廉价的化石能源作为基础，如果没有化石能源的支撑，现在创造的所有财富还叫财富吗？如果化石能源紧缺带来价格在现有的基础上翻十倍，现在很多的产品不能正常使用，不再有使用价值，很多财富都将成为“负财富”，经济和产业的逻辑都不再成立。 200多年创造的财富耗费了几亿年、几十亿年积累的资源，造成巨大的环境负担和问题，可持续性很差。未来不能再延续工业化的发展思路，技术创新和科学进步都要基于新的逻辑，开启新的革命。很多国家看到未来科技和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将目光放在生物技术和生物产业。 工业革命是基于物理学和化学的基本原理，但生命的存在和延续是基于遗传学和生物学。生命尤其是植物的根本能量来源于太阳能，而太阳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现在所有的化石能源也都是由植物固化了的太阳能，才有了现在的可开发、可利用。人类的发展必须回归到怎样更好地利用生物本身的内在机制，去探索一条新的可持续的、以太阳能和生物特性为基础的道路。 生物技术介入产业发展 自从生物技术可以在工业领域实现商业化应用，国际上对生物技术推动产业和经济发展更加重视。 马延和：国外的生物产业是指以现代生物技术为核心的技术方法和产业领域。严格意义来讲，在产品的形成过程之中，至少要有一步或一个环节涉及核心的生物技术。比如聚乳酸，是将淀粉、糖或纤维素发酵变成乳酸，发酵的这一步实际上就是用基因工程的方法改造菌种，使其高产乳酸，或者使乳酸的特性更加符合工业的要求，所以需要生物技术手段的介入。 又比如，过去一个药品的化学合成可能需要几步甚至十几步的反应，现在通过生物技术可以用一步或几步的生物反应取代化学反应。现代生物技术还在介入中药领域，比如把红豆杉里的青蒿素的合成基因组装到另外一个微生物细胞体内，让微生物发酵产生青蒿素，不再依赖植物资源，而且产量大、成本低。 2000年前后聚乳酸的上市，标志着生物技术可以在工业领域实现商业化应用。从那以后，国际上对生物技术推动产业和经济发展更加重视。生物技术要推动经济发展，肯定要介入工业领域，因为在医药和农业的“出口”毕竟是有限的。 我国传统生物制造技术历史悠久，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基因工程、细胞工程、酶工程、发酵工程技术在生物制造领域已经产生了巨大影响，推动了微生物发酵工业进步。同时，现代工业生物催化与生物转化技术正在快速发展，部分技术已成功用于产业化，生物法制备医药中间体如酶法拆分制备光学纯2-芳基丙酸酯、2-辛醇、s-α-腈基间苯氧基苄醇等，已基本具备商业化开发的前景。长链二元酸、丙烯酰胺、羟基乙酸等大宗化学品的生物催化技术已经或即将实现规模化应用；生物造纸、生物纺织、生物制革技术已经形成小规模示范，生物过程装备系统向着多样化、大型化、高度自动化与信息化方面发展。 生物技术介入工业领域的潜力很大，欧盟提出到2020年，对于包括化学药品在内的精细化工品生产，生物技术要替代30%至60%的化学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节能减排的效果非常好，还能够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 不过，由于当前生物技术的发展水平有限，很多生物催化剂还不能实现对化学催化剂的替代。在工业应用过程中，耐受性、工业环境的适应性以及本身的成本，这些问题都使得生物技术和化学方法相比缺乏优势。 李绍明：未来可能要基于生物技术和原理改造过去传统大量的产业，比如用生物技术进行生物制造、生物冶炼、生物制药等。 化学反应和生物反应的机制有巨大的差别，化学反应大部分是基于催化剂，采用高温促进反应，不可避免地存在高耗能、低效率的问题。而生物反应是基于酶催化，在很自然的条件下就能发生反应。以生命科学为基础的发展道路，可以更加高效地利用太阳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给人类带来重大的机遇。 技术差距正在拉大 现在生物产业上再大的差距也只是起跑线附近的差距。在这次重大的全球产业和技术转型中，中国机会巨大，生物产业最有可能走出技术先行的道路。 马延和：这几年国外对生物技术和生物产业的发展，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关注。很多国家和组织在做生物技术和产业发展的规划，像经合组织已经有步骤、系统地组织了这方面的调研和规划。 2009年，经合组织出版了《面向2030生物经济规划议程》，预测到2030年全球生物产业会成为各国gdp中占一定比例的不可忽视的产业，生物医药、生物农业和生物工业会形成三足鼎立的态势，特别是生物工业可能发展得最快。 欧盟出台了两个方案，对生物产业非常关注，提出到2025年，实现欧盟框架内整个社会形态向生物技术转变，形成以生物技术为基础的新的社会形态。 2011年9月，奥巴马总统宣布将即将公布的《国家生物经济蓝图》作为其政府致力于推动科技研发确保经济增长、改善人口健康和发展清洁能源的职责一部分。今年4月份，美国政府发布了《国家生物经济蓝图》，提出了五大战略目标，以确保生物经济有潜力促进经济增长和满足社会需求。 有人认为，中国电子信息技术和国外的差距大，而生物技术差距不大。实际上，生物技术的差距不是“一星半点”。2003年国家做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时候，中国的生物技术落后10年到20年，现在则可能落后了30年到50年，差距正在拉大。 比如，我国在微生物制造与世界先进水平仍有较大差距，以低水平的跟踪和复制为主，自主开发的产品和过程很少。新酶的开发、产业化和工业规模的应用明显落后于国外；而化学品制造领域，则基本停留在利用发酵制造生产简单代谢物的水平上，医药中间体、营养保健品、精细化学品、手性农药等生物合成技术落后于发达国家10至20年。 李绍明：从目前全球生物技术和产业发展的水平来看，美国遥遥领先，其他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印度、欧盟和日韩处于第二方阵。但中国面临着能源安全和粮食安全两头受压的困境，对于生物产业发展的迫切程度远远大于美国。如果只是将生物产业作为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1/7，这和中国人口众多、资源禀赋不好的现状相比有些不相匹配。 不过，和工业革命相比，生物技术和生物产业大体处于18世纪中叶的水平，重大的突破性技术还没有产生。生物产业的“瓦特”还没有出现，“元素周期表”也还没有发现，转基因技术和物理学相比还不能叫做科学。 也就是说，现在生物产业上再大的差距也只是起跑线附近的差距。在这次重大的全球产业和技术转型中，中国机会巨大，生物产业最有可能走出技术先行的道路。将生物产业打造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时机远比it产业好。 重大技术突破能否“中国造” 将来生物科学如果取得重大的突破性进展，会不会产生在中国，现在还存有疑问。 李绍明：人类正处于生物科学再次跨越发展的前夜，未来30年，生物产业一定会造就像ibm、微软、英特尔、谷歌、苹果一样的创新巨人。但将来生物科学如果取得重大的突破性进展，会不会产生在中国，现在还存有疑问。因为中国的科研机制有很多问题，现在国家对科研的支持是天女散花式的，科研机构重视的是大量发表sci论文，但这对于中国将来能否成为重大科学进展的产生地，作用不是特别大。 生物技术靠什么发展，靠什么缩小和美国的差距？生物医药、生物农业、生物制造，每个产业都要有“起飞跑道”。要让一项技术取得重大突破，一定要让其有商业化的可能，否则永远发展不起来。欧盟就是这样衰落的，原本欧盟的生物技术基础比美国好，现在则落到了和中国和印度大概一样的水平。 在未来生物产业的发展中，玉米是战略性作物和全球竞争的焦点，应该在3至5年的时间里允许生物技术的商业化。 玉米应用生物技术的作用远远不是增加产量的问题，而是玉米可以作为农业生物产业最好的“起飞跑道”。生物技术有一定的通用性，只要生物技术在玉米上发展起来，其他的技术水平也就上去了。 马延和：中国生物技术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科研机制。现在科研条件越来越好，从国外回来的人越来越多，科研经费也多了，但生物技术领域基本上没有在国际上领先或者说不落后的成果。现在的科研考核机制是看发表了多少论文，申请了多少专利，而不是为了解决问题。不管是高校还是科研院所，每个课题组带一帮人各做各的，没有合力。但重大技术的出现需要交叉和整合，只有形成合力才能产生重大的技术。 企业是技术创新主体 生物产业的几大跨国巨头不仅体量大，而且增长速度也很快，中国企业面临较大的竞争压力。 李绍明：企业在生物产业领域的研究起步比较晚，都是最近几年的事情。比如生物医药领域开始有一些企业加大投资研发的力度，但和国际巨头差距仍然很大。国际生物医药巨头辉瑞的市值近2000亿美元，而国内比较知名的生物医药企业市值只有1亿美元。生物农业方面，孟山都的市值是380亿美元，而国内最大的种子企业隆平高科或登海种业的市值大概是70亿元人民币。 更让人担忧的是，生物产业的几大跨国巨头不仅体量大，而且增长速度也很快。这些企业通过兼并和内生发展，每年的增长率基本在20%左右，这对中国企业来说是比较大的挑战。 从生物育种技术研发来看，目前企业出现了两大趋势。一是像金色农华、中种、隆平高科、奥瑞金这些原本就有生物育种基础的企业，去年以来投资力度比较大。比如，中种宣称10年投资50亿元打造生物技术研发中心。与此同时，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布局力度也很大，像杜邦先锋公司今年在北京建立了分子育种中心。 二是种子企业和生物技术研发单位进行各种各样的合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未来企业形成的生物技术研发中心，将为全国甚至全球生物产业的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马延和：与国外相比，我国部分生物企业生产水平低几倍甚至几十倍；生产菌株水平低20%至50%，以高资源消耗、高能耗和低人工成本竞争；有一定的产业基础，但不具备新产品的生产技术。尽管我国生物产业现已达1.6万亿元的市场规模，但与国家需求和产业自身应具有的市场地位相比，仍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 科技部发布的《“十二五”现代生物制造科技发展专项规划》中强调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提出通过组建产学研战略联盟和校企联合研发中心(基地、孵化器)等方式，建立企业牵头组织、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共同参与的创新体系。通过财税、金融、投资等政策，引导企业增加研究开发投入，推动企业特别是大企业建立研究开发机构，增强企业创新能力。鼓励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联合开展现代生物制造技术成果转化，改造或新建一批国家工程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重点实验室，提高科研成果的工程化与系统集成能力。鼓励和支持国外机构在华设立现代生物制造领域的研发中心。支持成立生物基材料、生物基化学品、手性化工中间体、氨基酸、酶制剂、工业生物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等产业创新战略联盟。 [相关链接] 美国的“国家生物经济蓝图” 由于生物经济拥有巨大的增长潜力和能带来众多其他社会利益，它已经成为奥巴马政府的优先发展对象。生物经济可以使美国人更加健康长寿，减少国家对石油的过度依赖，应对环境污染问题的挑战，转变制造过程，增强农业部门的生产力和覆盖面，增加新的工作机会与拓展新兴产业。 如今美国生物经济的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三大基础技术的发展：遗传工程，dna测序和生物分子的自动化高通量操作。除了上述这些具有巨大发挥潜力的科学技术，一些新的重要技术，包括新技术与现有技术的创新组合技术正在不断兴起。 未来生物经济依赖于新兴技术，如合成生物学(定向设计改造微生物与植物)、蛋白质组学(大规模研究与操作生物体的所有蛋白质)、生物信息学(扩展利用生物及其相关信息的计算工具与方法)以及各种难以想象的新兴技术的开发应用。最近一系列研究发展趋势也预示着医药健康、生物能源、绿色农业、生物制造和环境保护等领域将有重大的进展。 基于生物经济的巨大潜力，2010年美国奥巴马政府的国家预算申请就将“支持构建面向21世纪生物经济的研究基 础”作为科技优先领域之一。相关部门已经相应的开始集中力量，并在构建未来生物经济取得了重要的初步进展。此外，为了使未来充满活力的美国生物经济有潜力提供重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相应的战略目标开始制定出来。 2011年9月，奥巴马总统宣布将即将公布的《国家生物经济蓝图》作为其政府致力于推动科技研发确保经济增长、改善人口健康和发展清洁能源的职责一部分。以2011年政府的《未来能源安全蓝图》为蓝本，2012年《国家生物经济蓝图》有两个使命：第一，确立美国生物经济全部潜能实现的战略目标；第二，突出促进这些目标实现的早期成就。 《国家生物经济蓝图》提出了五大战略目标，以确保生物经济有潜力促进经济增长和满足社会需求。尽管美国在生物经济领域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但是如果要使美国在快速变化的世界上永久保持强大竞争力就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五大战略目标包括，支持研发投资，构筑美国未来生物经济基础；加速生物研发向市场转移，加强转化与监管的体制和机制；改革与完善监管政策与法规，减少障碍，提高效率，在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安全的同时，削减成本；更新培训项目，将学术研究机构的激励措施与人员培训相结合，满足国家人才需求；促进公私伙伴关系发展和竞争前合作，鼓励竞争者共享资源、知识和专业技能以熟知成败。 (马延和) 能源民主化将改变世界经济格局 访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主任王仲颖 2012-06-28 作者：记者 王璐/北京报道 来源：经济参考报 ●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经济转型时代的来临，都是由新型能源系统与新型通信技术紧密结合引领。 ●新能源是变革的核心，开发可再生能源成为新世纪人类的能源转型行动，引发新一轮工业革命。 ●能源民主化将是建立一个崭新能源秩序的契机，从而改变世界经济格局，向扁平化的方向发展。 ●以新能源为抓手，各国纷纷创新技术、出台政策、投入资金，力争抢占第三次工业革命先机。 ●未来新能源发展，需要政府以公共投资形式积极参与其中，通过自上而下的政策支持形成合力。 王仲颖：男，现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可再生能源发展中心主任。长期从事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产业政策研究，研究领域涉及国家暨区域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战略和规划，可再生能源立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定价机制、技术商业化推广的产业可持续发展配套政策等领域。此外还受国家能源主管部门委托、具体负责多个可再生能源国际合作项目。 主要论着有：《2007/2008/2009中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解读》、《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年鉴2003——2008中国和世界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综述》、《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发展配套政策》、《中国2050风电技术路线图》等。 “人人开发能源、人人控制能源、人人享有能源、人人获益能源，人人成为能源的主人..数以万计的人们将在自己家里、办公室里、工厂里生产出自己的绿色能源，并在能源互联网上与大家分享，这就好像现在我们在网上发布、分享信息一样。” 在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主任王仲颖看来，美国趋势学家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所描绘的这一宏伟蓝图将在未来通过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得以实现。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专访时，王仲颖表示新能源革命将引发第三次工业革命，可再生能源的大力开发能够实现“能源民主化”，形成水平分布和网络扩散式的合作性能源开发与使用架构，从而改变整个世界经济格局，而实现这一切需要政府自上而下的机制推动。 第三次工业革命核心是新能源 能源是经济发展的血液，为将自然的馈赠转化为商品和服务这一过程提供养料，历史上新型能源系统与新型通信技术的结合，都预示着重大的经济转型时代的来临。王仲颖认为，就像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之于第一次工业革命，电力的使用之于第二次工业革命一样，如今新能源和互联网的结合将引发新一轮(第三次)工业革命，而其中新能源是核心。 他介绍说，第一次工业革命是以煤炭为蒸汽动力的机器革命，而此后燃油内燃机和电信技术的结合引发了以电器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但是，依靠化石能源支撑的前两次工 业革命发展至今，造成了世界范围内的能源资源枯竭和生态环境恶化，使世界经济失去了前进的动力。更重要的是，今后世界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工业革命和现代化的实现，如果继续步发达国家依赖化石能源的后尘、重蹈其覆辙，将使人类的经济社会前途和精神文明面临绝境。 在这种情况下，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成为一种新的选择。相较于传统的化石能源，所有可再生能源资源都源自于太阳，分布广、总量多、清洁，可以让人们得以生存在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世界里。尤其是近些年，受新技术突破、规模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可再生能源的价格持续下降，使得其在与传统能源的竞争中更具优势。王仲颖认为，预计2015年大型光伏电站上网电价可降到1元以下，2020年陆地风电成本将与煤电价格持平或更低。 “大力开发可再生能源成为新世纪人类的能源转型行动，将引发新一轮的工业革命。可以说，第三次革命是建立在新能源和互联网相结合的基础上，其中新能源是核心。这里的互联网并不是简单的信息网络，而是指能源互联网。这从第三次工业革命理论最具代表人物里夫金关于五大支柱的描述中也可以看到。”王仲颖解释说。 美国趋势学家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中提到，支撑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支柱包括以下五个：第一是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使其成为世界能源供应的主力能源；第二是将世界上每一栋建筑转化为微型发电厂，实现能源的自产自销；第三是发展和应用氢能等存储技术，使每栋建筑成为剩余能源的储备设施；第四是利用网络技术，建立其五大洲的全球电网，也就是能源互联网，使所有的微型发电厂通过网络买卖和共享剩余能源；第五是普及电动燃料电池汽车，使其通过全球电网充电或者出售剩余的电量。 在王仲颖看来，这五大支柱缺一不可，从开源和销售两个层面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合体系。“里夫金所描述的这五大支柱每栋建筑都是发电厂、每栋建筑都是储能电源，人们可以把自己剩余的能源卖给其他人，现在听起来虽然有点夸张，但技术进步如此之快，未来这一切是有可能实现的。而且未来的能源互联网不见得就是这种物理连接的网络，比如目前中国、日本等国家的研究机构正在研究的无线式充电技术已取得阶段性进展，未来能源的共享也可能通过这种方式实现。” 能源民主化将改变世界经济格局 每次新能源系统的出现都会极大地改变全球的生产和生活，催生出新的经济模式和社会关系，而即将到来的以新能源为核心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也不例外，可再生能源大力发展所带来的能源民主化，将形成水平分布和网络扩散式的合作性能源开发与使用架构，从而改变世界经济格局，使其向扁平化方向发展。 王仲颖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专访时指出，石油、煤炭、天然气等化石能源可以说是“精英能源”，它们只在特定的地域出现，需要政府动用大量的武装力量来占领矿源，还需要持续的地缘政治运作来确保安全。纵观历史和世界，什么是石油？石油就意味着战争！从马岛之战一直到中东的乱局，其本质都是抢夺石油。此外，这些能源需要大量的资本和高度集中的控制体系对其进行开采、加工与运输。这种高度集中的能源基础结构，反过来成为其它经济产业的样板，最终给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塑造了自上而下的结构。 但第三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能源民主化正逐渐打破这一格局。与化石能源相比，可再生能源分布于世界各地，而且是“不能移动”的本地资源，即使你再强大，也不可能把中东的“风”和“阳光”运到大洋彼岸去发电，要想开发这种资源，就必须到当地去开发。而“在这一过程中，带动的是整个产业链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以中国为例，在发展新能源的过程中，是从产业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创新等角度来进行考虑。”王仲颖说。 他认为，可再生能源的开发，需要现代化的技术、新的产业支撑体系，它可以带动本国的经济走向可持续，而且每栋建筑都是一个微型发电厂，每栋建筑都是一个储能，这实际上就是“能源民主化”的一个基础。人人开发能源、人人控制能源、人人享有能源、人人获益能源，人人成为能源的主人，这将是在当今全球能源治理的框架下，建立一个崭新能源秩序的契机。新的能源秩序的产生将减少对能源生产和分配的控制，形成水平分布和网络扩散式的合作性能源开发与使用架构，从而改变当今的世界经济格局，使其向扁平化的方向发展。 王仲颖举例说，丹麦发展风电，老百姓也能入股，西班牙发展风电，整个村庄都可以集体参股。而且还有国与国之间合作，丹麦风电的成功离不开北欧电网四国之间的通力合作。所以说，发展可再生能源可以加强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分享，它可以使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建立起一种以“能源和谐”为标志的新型的经济社会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与发展中国家更为密切相关。王仲颖认为，作为改善世界上贫困人们生活的起点，能源的民主化和电力的全覆盖必不可少。而当今世界能源秩序和经济格局的改变，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机遇，它们可以借此发展自己的能源产业，并随之带动相关其它经济产业的发展，从而使穷国走向富裕。 各国抢占第三次工业革命先机 “最近几年，许多国家政府纷纷着手进行规划，把新能源作为未来发展的重点，抢占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先机，尤其是德国等欧洲国家。”王仲颖表示。 据了解，美国已明确提出要以新能源革命发动一场新的经济、技术、环境和社会的总体革命。2009年2月17日，奥巴马签署《2009年美国复兴与再投资法案》，被称为奥巴马“能源新政”。计划通过设计、制造和推广新的切实可行的“绿色能源”来恢复美国的工业，以培育一个超过二三十万亿美元价值的新能源大产业。根据美国能源部下属的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到2050年为止，可再生能源将提供该国所需电力的80%，而50%的能源可能来自风能和太阳能。 王仲颖指出，美国的抢占先机主要是体现在技术创新方面，奥巴马就明确提出要将新能源技术牢牢掌控在美国手中，计划在2015年前，将太阳能发电的成本减低一半，使其可以与目前来自电网的零售电价相比；到2012年，将美国可再生能源产能和可再生制造能力提高一倍。 而欧盟在新能源方面的政策指向更为宽泛，政府投入大量资金谋求在2020年实现向清洁能源的转型。欧盟在经济复苏计划中，强调“绿化”的创新和投资，加速向低碳经济转型。欧盟委员会已制定了一项发展“环保型经济”的中期规划，主要内容是欧盟将筹措总金额为1050亿欧元的款项，在2009-2013年的5年时间中，全力打造具有国际水平和全球竞争力的“绿色产业”，计划将130亿欧元用于“绿色能源”，280亿欧元用于改善水质和提高对废弃物的处理和管理水平，另外640亿欧元将用于帮助欧盟成员国推动其他环保产业发展、鼓励相关新产品开发、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并落实各项相关的环保法律和法规。 “德国和丹麦最为典型，新能源发展也最为迅速。德国总面积35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两个山东省那么大，人口和山东差不多，在8000万左右，其风电装机将近3000万千瓦，太阳能光伏发电装机为2740万，风电和光伏发电已占到全部发电装机的32%。而整个中国的风电并网装机不到5000万千瓦(2011)，太阳能光伏发电装机更少，不足300万千瓦，而我们的全部装机容量已接近11亿千瓦。”王仲颖感慨道。 与此同时，韩国和日本也持续加强低碳产业发展。据了解，2008年日本出台了《低碳社会行动计划》，提出大力发展高科技，重点发展太阳能和核能等低碳能源，并且为产业科研提供财政关税等政策扶持以及资金补助。韩国制定和公布了《绿色增长国家战略及五年计划》、《新增长动力规划及发展战略》和《绿色能源技术开发战略路线图》。 2010年10月18日，我国发布了《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计划用20年时间，使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整体创新能力和产业发展水平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今年，国家发改委还出台了我国近三年实施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高技术产业化专项，将由国家提供配套资金，扶助五个领域内的优势项目。 中国新能源发展受累体制 “现在阻碍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最大障碍不是成本问题，而是体制问题。可再生能源并网难与电力系统运行模式有着极大的关系。”王仲颖认为。 他指出，在美国、欧盟等国家，电网一般都是充当“高速公路”的角色，只收取过网费，其电力系统运作的核心是“独立电力系统运营商”或“输电系统运营商”，相当于我们的电网调度中心。它们都是非赢利性机构，更能从国家利益和民众的利益出发，为所有有用电权力的用户提供无歧视、无障碍性供电服务。 而我国的电力体制情况则相对复杂一些。首先，我国电网输配没有分开，输配成本不透明。电力体制改革按原先设想的要形成竞争的电力市场，实际上并没有竞争起来，输配电也没有分开，电力调度是电力系统的核心，从电力的普遍服务特性和最优调配电力资源的原则来看，调度应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目前调度依附于电力公司和电网公司，全国又是三家各自垄断的电网公司，这就造成了风资源丰富的内蒙古风电无法送到电力负荷高的京津唐地区。 其次，我国电网公司是国有大型集团，有国资委对其进行利益考核。这就决定了其在分布式能源上网时没有太大的积极性。“假如用户在屋顶安装了分布式的太阳能发电系统，白天去上班了，没有电力负荷，就可以上传到电网上，晚上回来时再从电网上购电，电网起到一个暂时的容器储存的作用。但是因为电网有利益考核，且输配成本不透明，如果用户将剩余的电量供给电网的话，等于按照终端用户电价4毛9进行结算(北京)，收购价与销售价相同，这就意味着电网从中一分钱都没有赚到，所以其自然就没有积极性。”王仲颖解释说。 2011年5月9日，ipcc在阿布扎比发布了《可再生能源特别报告》，根据该报告的研究结论，一个国家或区域的电网接纳20%以内的风电(按电量计)，几乎不需做额外的调整，或造成不可承受的经济负担。按2011年的全国发电量计算， 如果20%来自风电，风电运行按年2000小时，那么现有电网容纳能力可以接纳5亿千瓦的风电装机，可我们目前风电累计并网装机不到5000万千瓦。 而且输电网络的建设也是一个大的瓶颈，不同区域电网之间的连接还是一种弱链接，并没有达到真正的一个互通有无。所以，省与省之间的输电连接、区域与区域之间的输电连接，省与省之间的帮助，是避免风电、煤电“打架”、保障电力输送畅通的有力措施，也是未来电力系统调度模式变革的方向。 此外，王仲颖介绍说，西方发达国家有一个“绿色电力”体制行动。内容是有一部分老百姓、用户愿意付更多钱，来使用非常规电力，不同的地方是，在他们家门口有一个绿色环保的标志。但我国在这方面做的显然还不够，绿色能源、能源民主化的意识还未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心里，也没有相关的机制去促使老百姓参与其中。 亟待自上而下政策支持 王仲颖认为，未来新能源的发展，需要政府以公共投资的形式积极地参与其中，通过自上而下的政策支持，来形成政府、企业和公民社会间的一种开放、透明的合作关系。 从国际经验来看，政府的激励政策在新能源发展过程中举足轻重。这些政策措施包括激励性政策，如各种形式的补贴、价格优惠、税收减免、贴息或低息贷款等，也包括惩罚性经济对策，如排污收费制、能源税等。而发达国家也逐渐认识到这一点，政府在新能源发展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虽然中国政府高层对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很重视，但是在具体的规划和目标制定上还不是很明晰。在王仲颖看来，中国可再生能源政策制定已经进入了“深水区”。十几年前，可再生能源一张白纸，只要有一个想法，没有那么多关联，可以很容易决策发展几千万千瓦，但现在不一样了，要考虑到方方面面的问题。任何一项政策的出台与科学决策是分不开的，这些支撑决策的计算、分析、平衡需要模型和系统分析工具，需要做大量的前期研究工作，这些研究只会越来越复杂，是拍脑袋拍不出来的。 与此同时，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的落实也需要配套的机制来保障。“尽管我刚才说风力发电我们资源潜力有26亿千瓦(陆地)，但是把它分解为一个一个项目，到底在周围哪一个具体的地点、哪一个地方更适合建立多大规模的电厂，这些资源详查工作还要做，同时这个信息如果向社会公布后，对投资者还有一个方向性的作用，我应该去哪里开发可再生能源。我们建立一个稳定的市场信号发布机制，才可以吸引投资者，来投资可再生能源的项目，并不仅仅解决利用问题，我们设法解决成本问题，较高的成本，那么从有利于全社会利益最大化角度考虑，给你一个非常优惠的电价输送到网上，这样你就会有积极性。同样可再生能源如何进行投入，政府要做一个指导性工作。”王仲颖称。 因此，他认为，体制改革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等到体制改成功了再搞可再生能源，那一切都晚了，所以国家支持新能源发展，就是在现有体制下或体制改革的同步中，创新机制打破利益格局，重新调整利益相关方，重新平衡发电方、输电方、地方政府和用电方的利益，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来搞可再生能源。 可再生能源配额制正体现了这样的一个理念。施行配额制就是在地方政府愿意接纳可再生能源，发电商也愿意去开发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情况下，国家对发电企业、电网企业、地方政府三大主体提出约束性的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要求，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创新一些政策机制来平衡各方利益集团。这个过程肯定有人利益受损，有人因此得益，但国家整体利益最大化是最重要的。配额制的实施还将与国家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和调整能源消费结构的宏观目标相协调。 保罗.麦基里：制造业数字化引领第三次工业革命 访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编辑保罗.麦基里 2012-06-21 作者：记者 王龙云 侯云龙/北京报道 来源：经济参考报 ●在一个加速全球化的世界里，制造业走向数字化的趋势下，一些重大变化其实已经发生。 ●智能软件、新材料、灵敏机器人、新的制造方法将形成合力，产生足以改变经济社会进程的巨大力量。 ●新工业革命将是颠覆性的，如同纺织厂消灭了手工织布技术，福特“t”轿车让传统手工铁匠下岗。 ●第三次工业革命不仅影响到产品的生产方式，还将影响到产品的生产地点。 保罗·麦基里是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编辑，主要负责科技和创新领域，《第三次工业革命》系列文章撰稿人。此前，他曾作为《经济学家》杂志的第一任亚洲商业新闻报道员及亚洲新闻编辑，在香港工作多年。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负责创新与科技报道的编辑、《第三次工业革命》系列报道撰稿人保罗·麦基里(paul markillie)日前接受了《经济参考报》记者的邮件采访。麦基里在回信中指出，制造业数字化将引领第三次工业革命，智能软件、新材料、灵敏机器人、新的制造方法及一系列基于网络的商业服务将形成合力，产生足以改变经济社会进程的巨大力量。 五大进展推动制造业数字化 在其主笔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系列文章中，麦基里开宗明义地提到，“我们正面临着第三次工业革命”。在回答《经济参考报》记者提出的“什么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确切定义”以及“其主要特征是什么”的问题时，麦基里说，人们用不同的方式去定义制造业的发展过程，“一些人认为我们正处在第四次或第五次工业革命当中，也有一些人认为，目前所发生一切，不过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延续”。 按照麦基里的理解，历史上的三次工业革命是这么划分的： 第一次工业革命始于18世纪晚期的英国，纺织业迈向了机械化。诸如清洗羊毛、纺纱成线以及轧机织布等工序，之前都是由手工业者在自己家里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将这些工序集中到一处完成，那就是纺织厂。“这使织布变得更有效率，并促使其他手工业也效仿起来，集中在一个地方完成所有工序。工厂就是这么产生的。”麦基里表示。 第二次工业革命始于20世纪初，当时在底特律，亨利·福特改变了生产工序，创建了流水作业的生产线。与过去在工厂中分批建造的模式不同，流水作业将每个岗位的任务简单化，工人们也易于培训。这种变革将人类带入了大规模生产的新时代。他认为，前两次工业革命不仅使人们变得更加富裕，而且推动了城市化进程。 麦基里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将迎来制造业的数字化发展，而且会扩散到其他领域。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推进，同样要经年累月才能完成，单单是将新的制造观念在全球范围内推广，估计要数十年之久。不过，麦基里在邮件中指出，第三次工业革命不会像过去两次工业革命那样缓慢，“毕竟，我们生活在一个加速全球化的世界里”，麦基里说，“在制造业走向数字化的趋势下，我们应该注意到一些重大变化其实已经发生了”。 麦基里在回信中解释说，制造业的数字化将是一场波及全球的革命，其星星之火来自美洲、欧洲和亚洲。“目前，我们已经看到了工业机器人、自动化工程器械以及由计算机辅助完成的各种设计，而制造业的数字化进程正从5个方面向前推进。” 一是更聪明的计算机软件。 现在，大多数物品都能通过软件在电脑上转化为一个三维模型。在电脑屏幕上，你可以从各个角度来检测一件产品，还可以把产品的内部瞧个清楚。通过虚拟技术，你可以在电脑上对产品进行检测并开发新功能。比如一辆新汽车，你可以通过模拟器驾驶它上路。类似的软件同样可以应用于规划厂房的布局和为生产机器编程。总之，数字化的模型大大提高了生产速度并降低了成本。 二是新材料的出现。 目前，已经有很多新材料出现。碳纤维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山地自行车、钓鱼竿、航空器和越来越多的汽车之上。碳纤维和钢材一样结实，但比后者轻一半。如果你用这种材料制造一架飞机，可以飞得更远，若是一辆汽车，可以跑得更快。你还可以利用碳纤维一气呵成地制造某种产品的大型零部件，省去了很多铆钉和焊接时间。这会帮你降低劳动力成本。其他新材料包括纳米颗粒，它会赋予产品一些新的特性。现在已经有了一种利用纳米颗粒制造而成的玻璃，可以实现自动除尘。麦基里在文章中指出，新材料比旧材料更轻、更坚固、更耐用。 三是更灵巧的机器人。 麦基里说，今天的工业机器人，就是像曾经的大型计算机，价格昂贵，安装费钱，而且移动不便，下一代机器人就如同现在的个人电脑，将非常适用于中小型企业。 麦基里在系列文章中举了日本大型工业机器制造商fanuc公司的例子。该公司对一些生产线进行了自动化改造，机器能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工作长达数周。其他很多诸如使用激光切割及喷射铸造的工厂，也实现了这种无人干预的生产方法。 麦基里预计，下一代制造业机械设备将会完全不同，不仅仅是相对便宜且易于上手，而且会和人们一道工作而不仅 仅是取代人们的工作。它们会抓取、装运、暂存、拾取零部件以及进行清理打扫等，这些技能让它们可以应用于更广泛的领域。 四是基于网络的制造业服务商。 在互联网上，这些服务商促成了完成的产业链。通过互联网，一家欧洲公司可以从另一家位于美国的公司那里获得设计图纸和样品，并在中国找到一家加工企业。在线制造业服务商，就像mfg.com一样，撮合全球大大小小的企业展开合作并相互购买产品和服务。其他的网站，比如shapeways.com，可以说是在向任何一个可以拿着笔记本上网的人，提供加入制造业及使用3d打印技术的一条有效路径。 五是新的制造方法。 麦基里举例说，最有名的是3d打印技术(也称立体印刷)，通过这种技术，可以一层一层地“堆砌”出与样品完全相同的产品。这就是为什么它也被称为“添加式制造”。“3d打印机除了具有无人值守的特点之外，还能制作许多对传统工厂来说太复杂而做不了的东西。假以时日，这些神奇的机器将可能在任何地方制造出你想要的任何东西，无论是在自家的车库，还是非洲的某个村子。”麦基里在文章中说。 这种技术还能走多远？麦基里在系列文章中援引通用全球研究中心idelchik的话说：“有一天，我们将用它生产发动机。”而其他一些公司相信，会出现一种混合型的3d打印系统，将能直接制造出整条组装线的大部分部件，不仅节省了大量材料和工时，而且可以准确地安装在其他装置上。 新工业革命将带来什么 麦基里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系列文章中强调了新科技、新材料和高端自动化机械及机器人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重要性，而且这些元素将形成合力，产生改变人类社会的巨大力量。 “大量非凡的技术正聚合在一起，智能软件、新的材料、灵敏的机器人、新的制造方法以及一系列基于网络的商业服务”，麦基里称，“过去的工厂是以制造无数相同产品为基础的，但未来的工厂将致力于定制生产——可能看上去更像织布工的小屋，而非福特的装配线”。麦基里在文章中说，“(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车轮已经完全转了起来，它来自‘大规模生产’，却向‘个性化生产’的方向驶去”，“它还将简化生产流程并推动人们学会利用互联网来分享创意”。 麦基里举例说，旧的生产方式需要很多部件，然后将它们拧或者焊接在一起，现在，产品可以在电脑上设计，然后用3d打印机把它们制作出来。而且，制造一种新产品或对旧有产品进行改造，在软件上改变一些程序，要比重新改造厂房更容易也更经济，3d打印技术为我们带来了大规模定制化的生产方式，其中的每一件产品有可能都会遵循客户的需求而与众不同。可以拿“隐形牙齿矫正器”来说明，它是由透明塑料做成的。过去，你在牙齿整形时需要用金属丝固定位置，现在通过3d打印技术，你可以获得针对每一颗牙齿的“牙齿矫正器”。许多医疗植入工作同样可由3d打印技术协助完成。总之，随着机器性能的提高和使用材料的增加，3d打印技术会带来更多定制化的产品，比如助听器和军用喷气机的高科技部件已经可以以定制的形状打印出来。 此外，对于那些想加入制造业的人来说，这些新技术从成本上降低了“门槛”。当年，福特为了建设规模巨大的river rouge工厂先要筹得一大笔资金，与之相对的是，未来的制造商要想起步，会简单许多。 麦基里在给《经济参考报》记者的回信中说，你所需的就是一台笔记本电脑。他指出，一些设计软件是免费的，设计图纸可以通过互联网上传到制造商或者3d打印基地，一些最便宜的家用3d打印设备现在甚至已经降到2000美元以下。“而且，利用互联网，使用这些技术，你坐在家中就可以触及全球市场。” 与此同时，运用新技术还能降低投资风险，你可以生产出少量的产品在市场上投石问路，视销售情况以最快的速度调整设计，还可以很迅速地为客户提供定制服务，这样你的生意就会慢慢做大。对于一家传统工厂来说，只有你先向其提供1000件或1万件以上的订单，它才会考虑投产。有了3d打印技术，你或许只需做出少量产品就可检验市场的接受度了。 在高速互联网的帮助下，基于新技术和新材料的产业供应链布局也将发生改变。麦基里认为，未来，在沙漠中工作、 缺少某种工具的工程师将不再需要找人从最近的城市送来工具，他只需下载设计文件并打印出来。“终将有一天，工程因为缺少一个部件而停工或是客户抱怨找不到所购买产品备件的情况，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麦基里同时强调，如同所有的革命一样，第三次工业革命也是颠覆性的。 数字技术已经撼动了媒体和零售业，正如纺织厂消灭了手工织布技术，福特的“t”型轿车让传统的手工铁匠下岗一样。 麦基里在文章中指出，很难说，许多人在看到未来工厂的模样时不会心中打颤。在这些工厂中，再也没有身着油污工服的产业工人，操作着肮脏的机器设备。它们将一尘不染，里面只有为数不多的工人。并且十几年之后，很多汽车生产企业的人均生产率将是现在的两倍。大多数工作将不在工厂中进行，而是在附近的办公室里，那里聚集着设计师、工程师、it专家、物流专家、营销人员等。未来的制造业岗位将要求员工掌握更多的技术，那些枯燥的、重复性的工作将一去不复返：如果一件产品根本不需要铆钉，那么铆钉工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麦基里还认为，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界线逐渐变得模糊。劳斯莱斯公司将不再是卖喷气式发动机的，而是根据每台发动机的使用时间来收费。 麦基里指出，政府一直不擅长挑选赢家，并且当一大批企业家和各种类型的diy者在网上交换点子，之后在家里将之转化为实物产品、从车库发货到全球之时，政府的预测能力将变得更为有限。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向前推进的时候，政策制定者应坚持如下原则：为技术工人提供更好的训练，为各类企业提供更为明晰的规则，为各种形式的商业团队创造稳定的竞争环境，除此之外，都应交给“革命者”。 中国不能再拼劳动力价格 麦基里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不仅影响到产品的生产方式，还将影响到它们的生产地点。对中国来说，现在应该为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做好准备。 他在系列文章中指出，以往，制造企业总是将工厂建在劳动力便宜的国家，以此控制成本。但劳动力成本正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一部499美元的苹果ipad仅仅包括33美元的制造成本，最后在中国的装配成本只有8美元之多。一些公司正将海外生产线逐步迁回发达国家——这并非中国的工资水平走高，而是这些公司希望更加贴近市场，这样它们可以更快地对需求的改变作出反应。如今，很多产品变得越来越复杂，最好的解决之道就是让设计人员和制造人员在同一个地方工作。波士顿咨询公司估算，在运输、电脑、金属制品及机械领域等，从中国进口商品中的10%到30%均可在2020年之前实现本土化生产，此举将为美国经济每年贡献200亿到550亿美元。 此外，麦基里还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系列报道中指出，本轮国际金融危机提升了制造业在发达国家领导人心中的地位。“西方一些政策制定者认为，为了增加就业岗位并防止更多工业技能向海外流失，现在是时候重振制造业了”，麦基里指出，“这说明了两点，一是制造业对一个国家及其经济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二是新型制造业将创造出新的工作岗位”。 麦基里认为，上述种种原因，促使一些制造业回流到发达经济体，但对中国来说，这并非完全是件坏事。“作为一个制造业国家，中国的远期目标不能建立在劳动力价格优势之上，不仅因为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在打这张牌，而且中国的生产成本也会逐渐上升”，麦基里说，“更重要的是，新兴的数字化制造业不需要大量劳动力在车间进行密集型生产，意味着廉价劳动力算不上一个特别显着的优势”，因此，对中国来说，要做的是转移到产业链的上游去。 “与此同时，中国也可以利用这些新技术来增强自身的竞争力”，麦基里在回信中说，“在未来的制造业领域，最重要的是生产者可以提供哪些技术，帮助客户完成的其定制化需求。或许，在工厂的厂房内，工人的数量会减少，但他们的技能却大为提高，可以为自动化的生产设备提供相应的配套服务”。此外，与制造业相关的工作，比如产品设计等，更多地出自工厂之外，而制造业本身的工作将升级类似提供服务与支持的二线岗位，“因此，中国或是其他国家，在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最重要的一项准备就是提高工人的技能水平”。他还说，对中国企业而言，同样要将触角伸向每一个市场，“在海外市场中建立分厂并不是什么难事，这种做法会让你离客户更近一些，以便更快地满足他们可能随时更改的需求”。 新一轮工业革命的灵魂是信息革命 访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主席张亚勤 2012-06-20 作者：记者 李静/北京报道 来源：经济参考报 ●新一轮的工业革命，一定是原子、比特和dna的融合发展，即能源科学、信息科学、生命科学的共同发展。 ●信息革命是新一轮工业革命中的骨架，更是它的灵魂，支撑起整个能源的分配、生命科学的发展。信息是最核心的东西。 ●制造业中劳动力因素在整个产业链里面的比重会越来越少，可能更多的是服务、创新和软件。 ●中国有很大的机遇。中国正处于高度的城市化进程中，各种需求旺盛，中国人又很勤奋，想致富，这种动力非常重要。 当前，全球经济逼近二次探底的边缘，新一轮工业革命呼之欲出。着名趋势学家杰里米·里夫金提出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概念，国外媒体积极跟进，有关组织和学术界高度重视，不同层次、不同界别的人士正广泛参与到这场讨论中来。 作为身处新一轮工业革命的重要一员，信息产业的it巨头们对这个话题想必会有更深刻的认识。日前，《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了微软公司全球资深副总裁、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主席张亚勤博士，就新一轮工业革命下的背景和趋势、信息时代互联网的应用与新技术、新能源结合以及中国的机遇和挑战听取张博士的见解。 信息和物理世界融合才能推动变革 《经济参考报》：杰里米·里夫金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即将到来，也有学者认为，这是历史上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您赞同哪种观点？ 张亚勤：我比较赞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说法。但我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更是一次信息革命，从最早人类文明开始，经历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再到信息革命。工业革命里面可能有各种不同的阶段，早期的标志就是蒸汽机的发明，有了机械动力，第一次冲破对人类体力的限制。而信息革命则是把人的脑力极限发挥到极致，冲破脑力的极限。物理世界和虚拟世界是分不开的，物质、能源、信息和通讯应是相辅相成的。 《经济参考报》：物质、能源、信息和通讯应是怎样相辅相成的关系？我觉得您这个观点与里夫金所描绘的工业革命中互联网与新技术、新能源结合说法颇为相似。 张亚勤：里夫金的观点，我相当赞成。我们一直在讲原子和比特。在体力和物质的世界里，最基础的单位可以是原子，由原子产生了能量。而在信息世界里面描述的单位是比特，由比特出现了熵，然后产生了信息、通讯和互联网。早期时，所谓信息更多用于通讯，有了电报、电话、电视机，包括互联网早期都是信息本身的相乘效应，怎样把比特变得更加有效，但没有完全融入到物理世界中，两者基本上是平行发展。而现在双方融合已经开始，利用互联网，可以让整个生产力提高，发现新能源，帮助提高能源利用率，包括物流、制造业、交通，新能源，信息产业已经融入到物理世界。这种融合将带来新的机会。 比特和原子的融合，才能真正推动新的革命。信息的世界一定要融入到物理的世界，才会形成一个新的飞跃。物联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把互联网和物理的世界用传感器连在一起，信息对物理世界就会产生比较大的变革。 《经济参考报》：关于第三次工业革命发生的背景，您是怎样描述的？ 张亚勤：这里有两个观察点。第一，对新能源的需求。燃烧煤炭、石油、天然气等推动了人类工业化的进程，但这些属于不可再生的能源，存储量有限，这些能源肯定会在不远的将来走到尽头。碳的排放是一个刚性的约束。燃烧这些能源向地球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导致地球温室效应的加重，这对未来的生命也会造成打击。所以肯定需要新能源的利用，这是大趋势，这已经在发生了。 第二，信息技术本身也在不断发展，并同新能源在逐步结合。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都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很多超级计算机用于改变目前电源管理技术，改变现在能源的配电分布，我们现在的smart grid，即智能电网，很大程度上是用信息的技术来节省能源。麦肯锡分析说，在2020年，信息技术可以节省能源30%，很多领域已经在使用信息技术，使社会变得越来越有效，越来越低碳。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灵魂是信息革命 《经济参考报》：在您看来，新一轮工业革命有哪些特征？ 张亚勤：新一轮的工业革命，一定是原子、比特和d n a的融合发展，即能源科学、信息科学、生命科学的共同发展。我们现在的能源及其利用模式，还会不会是将来五十年的主流？很多能源是不可再生的，要尽量让能源利用更加有效，并且去开发利用新能源。能源是工业革命很重要的基础，而信息则是创造力，信息产业本身所带来的生产力大幅度增加是没有限制的。再就是生命科学。人使用能源是为了生存。使用信息科学是要实现更有创意的空间。生命科学则是让人活得更好更健康。能源科学、信息科学、生命科学，这三个方面共同发展，才能让整个社会大发展。能源革命是一个必要条件，也是最基础。信息是创意，是无限的。原子，信息和dna，三者往前发展的节奏会趋同。 《经济参考报》：按照学者里夫金的观点，能源的变化是整个工业革命的基础因素，它与互联网的结合引起整个经济模式、整个社会方方面面的变化。 张亚勤：对，我觉得能源是个重要方面，但不是全部。实际上人类将现在的能源更合理地利用，会持续很多很多年。例如核能，比尔·盖茨做了一个项目，叫tera power。就是把核废料再重复利用，放到地下很深的地方。如果做成的话，一个plant供美国用三十年，几个plant就能满足全球的需求。如果讲一个东西能真正改变世界的话，一定是信息技术。通讯是信息的一个部分。我们讲的第三次革命，用信息革命描述更准确，蒸汽机是超越体力的极限，而信息技术是超越人类的智力极限，改变了所有的产业，包括能源产业、制造业和生命科学。 《经济参考报》：听您的描述，信息革命在新一轮的工业革命中似乎有根本性的意义。它具体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张亚勤：没错。实际上，我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更大意义上是信息革命，信息革命使人跨越了时间和空间，从早期的同步性到现在可以在任何不同的空间，包括真实的世界和虚拟的世界去工作和分享信息。虚拟世界和真实世界融通起来，产生新的爆发力，使生产力有更新的飞跃。每一次社会的变迁都是靠技术的变迁，这次也不例外。两者融合会产生新的动力。把物理世界用传感器接到信息世界，用信息的智能分析、信息知识反馈到物理世界，这个刚刚开始。这也是我们讲的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的美好前景。 信息革命是新一轮工业革命中的骨架，更是它的灵魂。信息工业支撑起整个能源的分配，生命科学的发展。信息是最核心的东西。信息革命里肯定有不同的东西，包括芯片、网络、软件、云计算、数据中心、大数据，这些都是不同的方面。 分布式是未来趋势 《经济参考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张亚勤：第一点，就是全球化趋势的加速。整个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重新分配，包括人才、技术、制造、资源，必须在全球范围内考虑产业链的分布。在工业革命中，最重要的是创造力，而不是劳动力，这时创新和人才变得更重要。 第二点，信息革命正在融入到每一个产业里，并改变了产业的形态。中国讲的信息化，这个“化”字很有讲究，就是信息化推动整个工业化，informatization。这个字原来是没有的，后来中国讲了“化”，才开始有这个英文单词。“化”的意思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孤立的东西，而是用信息融入到每个产业里，改变决策的方式、流程和整个社会形态。包括交通、电力、能源、建筑等在内的各个领域都将迎来重大升级，微软就正尝试跟踪北京市出租车的地理位置，来发现城市交通运输网的潜在问题，帮助孕育新的城市规划方案，缓解大城市的交通拥堵问题。 第三点，信息产业发展，对于促进社会的开放、公平和民主，都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比如说facebook，微博，包括搜索信息和各种通讯工具如skype，使人们获取信息和沟通的能力不断延伸，也会推动整个社会人类文明的进步。 《经济参考报》：有学者认为，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能源互联网会有大发展，人人都是生产者，将来的能源会像现在的社交网络一样，可以互相分享。您认为这会实现吗？ 张亚勤：这是未来的趋势。有一个概念nega-tive watt，就是负瓦特。我可以用你的能源，也可以给你提供能源。 比如说在家里的电用不完可以还回去，并可像信息一样互相传递，这个概念已经讲了做了很多年。 现在我们的电网还是呈现集中式的分布、单向传输，而互联网则是多向的、交互的，是分散的结构和拓扑。未来能源会变成分布式，就像互联网一样。通过信息技术把各种能源集中起来，用不同的形式存储并能分布出去。每一个建筑都是智能的住宅，都可以吸收能量、消耗能量、分布和存储能量。现在很多能源如太阳能、风能都浪费了，并且无法存储起来和利用，即使利用了也很难达到理想质量。这些都是接下来可以做的事情。 微软智慧城市项目里就有一个场景：有专门的“云”可以把社区每家的用电状况记录下来，给予最经济合理的应用方案，电可以存储可以分享，并且智能化分配。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实现能源多方向传输，可以智能化使用、储存与分享。 《经济参考报》：新一轮工业革命中，分布式计算如云计算等应用似乎具有很重要的作用？ 张亚勤：没错。分布式不仅产生在计算领域，也发生在能源和社会形态上。包括动物在内，如果过度集中之后，很快就会消亡。就像交易系统一样，完全通过一个东西控制，最后是不可能持续的。社会的形态、计算的架构、能源的分布、经济的形态都是如此。 网络也是，为什么互联网会这么健壮？因为它是松散式的分布式的连接，但大家有共同的协议，可以互相连接。能源也可以，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需要一种方式将它们融合在一起，不是集中化而是松散的连接。松散耦合，是自组织的可以连接的却又是分布式的系统。分布式才是今后的趋势。 大公司平台化 《经济参考报》：如果今后整个社会都会充分体现出分布式和社交化的趋势，每个建筑可能都是能源的生产者，每个人都是一种产品的生产者，这样是否会使得超级大公司逐步消失，或者让现有的超级大公司从集中化的产业链的垄断者变成平台的提供者？ 张亚勤：这个问题特别好。我觉得大企业还是会存在，会变成你讲的平台提供者。需要一些大的企业，提供全球范围内的服务、平台、基础设施，这个小企业很难做到，而平台提供者也不需要很多。随后会有更多的企业提供一些细分化的应用，如电商和社交工具。所以，由于有了这些平台，小型企业会更快速地发展，每个人都可以是一个企业和生产者。 大公司不会消失，小公司会变成大公司。facebook几年前很小，现在已变成大公司了。只是一些传统保守的大公司会消失，在变革的时候会出现这种现象。我们已经看到，这种趋势越来越快。 《经济参考报》：有人就举了一个例子，有家工厂利用一种3d打印机就可以生产出一种模型，并利用facebook社交网络来与用户相互交流，生产消费者需要的产品。 张亚勤：这和我之前一篇文章描述的场景很相似：以后的商业模式就像好莱坞模式，大家为了一个project或电影聚集在一起，做好以后再做别的事儿。现在公司也慢慢向这个方向发展，往往为了一个项目，不同的团队聚在一起解决问题。 《经济参考报》：是否可以这样理解，随着变革的发生会产生两种变化，一是更多创业者纷纷崛起，人人都能成为生产者，二是大公司不断创新，更强调服务、更平台化？ 张亚勤：对，在信息时代尤其如此。因为在过去的工业时代，需要固定资产如机器、厂房和雇很多人，以后都不需要，有了云计算之后，甚至连服务器都不需要。而大型平台则可以让人们把创意、精力放在最能发挥兴趣的地方。 而稳定的状态，一定是有小型、中型和大型的公司都存在，小型公司做得好就变成中型公司，中型公司做得好就变成大型公司。同时会有很多个人公司，可能只需要一台pc，通过互联网加上能源，就可以成为生产者和商品提供者。淘宝就是如此，过去要开一个实体店可能很难，现在就比较容易了。会有越来越多这样的模式，给个人更多的自由度。像阿里巴巴和谷歌这样的公司，已成为重要的平台和服务提供者。 《经济参考报》：面临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种种变化，微软将如何应对？ 张亚勤：微软过去更多是面对企业，十年前开始转型，决定进入服务市场和消费者市场。微软正积极布局。首先在创新、人才、专利技术等方面投资很大，每年研发经费超过90亿美金；其次，布局新产业，如大数据、云计算等；最后，在产品方面，推出了云平台即蓝天(windows azure)，还有windows8。 微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史蒂夫·鲍尔默就表示，微软历史上有三个最大的事件，一是比尔·盖茨成立微软的那天，一是windows95发布那天，一个就是windows8出来那天。windows95真正出来之后，使微软变成了那个时代的领导者，我们希望windows8有同样的效果。几年前还是在超前的位置，一直是一个产业的领导者，但忽然一些新东西出来之后我们就落后了，这也是it产业有意思的地方。我们希望通过windows8重新掌握领导地位，现在做的很多工作，就是希望微软在新的变革中，也能够作为一个领先者和领导者。 中国的挑战和机遇并存 《经济参考报》：除了您刚才讲的平台化和分布式的趋势，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还会产生哪些大的变化？ 张亚勤：刚才我讲的分布式和平台化的趋势，都会发生。还有一点就是比如说劳动力成本，现在一个企业一亿美金的运营成本中劳动力成本占1/10，过去可能更多一点，所占比重会发生变化。产业模式是劳动密集型和占用很多资源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会越来越难以生存，而会移向有更多创意的、轻资源产业。 《经济参考报》：有经济学家担心，中国制造大国的优势会逐渐在这次革命当中丧失，您如何看待该观点？ 张亚勤：我认为确实如此，这次工业革命对中国首先是一个冲击。中国制造大国的优势会逐步消失，但并不是一天就会消失，我们看到这个趋势已经在发生了。自然资源本身已经比较贵了，劳动力成本也在增加，但人力成本在整体运营成本中的比例也在逐步减少，中国物价逐渐上涨甚至超过发达国家，中国的带宽通讯费是美国的十倍，中国的电价是美国的三倍，房地产也比美国贵。 《经济参考报》：这些因素会导致中国在这次工业革命当中落后吗？ 张亚勤：我觉得不会，如今包括中国政府在内，都看到了问题所在，中国是个特别负责任的国家，一定会努力解决问题。 相反，中国仍有很大的机遇。首先就是中国的需求非常旺盛，这是最大的优势。任何一个社会要发展，一定要有足够的需求。很多国家现在内需不足，例如欧洲，就是因为社会形态发展相对后工业化需求过少，因此对经济发展带动作用小。而中国则正处于高度的城市化进程中，各种需求旺盛，制造业能够满足国内需求就会是很大的市场。中国人又很勤奋，想致富，这种动力像打仗的士气一样，非常重要。从这点来讲，中国政府如今扩大内需的政策很正确，中国本身内需很大，制造加工可以面向国内。 另外就是国家发展的实力。一个强大的国家，必须要有制造业，但更重要的是制造业不断的升级。有个例子，在飞机上我遇到一对做巧克力的夫妻，在五年以前，他们雇一百多个人一年做几千万的量，现在制造全部实现自动化，就只雇佣了三个人，但是当时产量的十倍。 产业升级就是这样的道理，有一个词叫“中国智造”，信息技术已经改变了社会架构，要从“中国制造”变成“中国智造”。制造业也需要有高创意和知识含量。 《经济参考报》：除了制造业的冲击外，中国还面临哪些挑战？面临新一轮工业革命，中国需要怎样应对？ 张亚勤：长远看来，要有核心技术、专利和创造力。首先，要产生真正的思想，人才素质很重要。但现在的教育体系并不合理，应试教育使得学生思维僵化，教育需要做彻底的改革。让每个孩子快乐地学习并充分发挥想象力，学校应是产生思想的源地。 第二，要有更多的真正创新，国内现在创新仍很少，很多产业尤其it产业，基本上还是在抄袭外国或是引进然后做 些优化。而到一定程度之后，国内企业必须和国外企业竞争，就需要核心的技术，还需要创新的人才和创新的机制。 第三，保护创新，保护知识产权。我们经常谈到蒸汽机革命和福特汽车，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当蒸汽机发明的时候，英国在做另一件事，也许更重要，就是专利保护制度——引进了专利法。而美国的专利制度发展的更成熟，所以美国最后产生了汽车产业、能源产业，半导体、互联网、软件、通讯产业。因为美国采用了英国的创新体制，这是造成他们今天继续领先的内在原因所在。 第四，政府职能要优化。政府要更市场化，要更透明、更小、更快，要实现“小政府、大市场”。但现在我们政府的干预太多，虽是出于好的动机，对企业进行扶持，但扶持a的时候，就已经对b造成不公平了。政府其实可以做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如建立透明的法律机制，做好一些交通设施和宽带网络建设，减少税收，并且积极推进一些信息产业如云计算的应用等等。 我们要走出去，就要更加市场化，要有更加开放的心态，越保护就越封闭，越难成长。没有国家能凭着封闭保护就可以强大。（记者 李静） “新型工业化最根本的是要靠科技力量” 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独家专访 2012-06-15 作者：记者 骆国骏 方家喜 梁倩/北京报道 来源：经济参考报 ●全球产业结构和经济运行模式已不适应绿色、低碳、可持续的发展价值取向 ●只有重大的知识创新成果才能引起真正意义上的工业革命 ●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重要特征之一是以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促进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科技创新的突出问题 ●积极探索新型举国体制，完善重大战略性科技任务的组织方式 ●加强高水平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特别是35岁以下青年的培养使用 当前，全球经济逼近二次探底的边缘，而各国政策制定者在经济增长放缓、环境问题突出的时刻都在思考并寻找着新的经济发展模式。近期国外学者有关“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论断认为，未来的时代，新通讯技术、新能源以及新生产模式的结合是大势所趋。这种结合将再次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重塑社会经济形态，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新动能。 近日，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接受《经济参考报》独家专访，就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历史和社会背景、新产业革命的特征和趋势、中国的应对策略进行了阐述。 互联网和新材料、新能源成为新经济发展范式 关于全球将可能面临新一轮工业革命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万钢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以杰里米·里夫金为代表的国际学术界认为，新一轮工业革命，即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全球范围兴起。杰里米·里夫金构想的工业革命是“一种建立在互联网和新能源相结合基础上的新型工业模式”，这与国内“三次产业革命”的划分并不相同。 万钢说：“提出‘第三次工业革命’已有一段时间，在这之前也有人提出‘信息化浪潮’、‘新能源革命’‘新经济’等概念，但都处于学术界讨论和各国政策引导和培育的层面，相关实体产业的规模都比较小，企业商业模式也处于探索阶段。” “现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之所以受人重视，是因为国际发展的大趋势。”万钢认为，国际金融危机至今已经持续了4年，波及世界各国。尽管各国都采取了众多措施，到目前不仅恢复艰难，而且演变为欧债危机，新兴经济体也受到经济增幅下行，通货膨胀的压力。这场危机影响之大，持续之久，使人们认识到，它不仅具有传统意义上市场经济周期性危机的特征，更多地表现出经济结构性危机的特点。“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世界经济发展的方式和世界产业结构也需 要进行调整。” 对于这次金融危机恢复较慢的原因，万钢认为，一方面是因为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失调；另一方面，也表现出现行的全球产业结构和经济运行模式不适应绿色、低碳、可持续的发展价值取向。 自上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以后，随着信息化技术快速发展和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经济全球化在为发达国家，特别是跨国公司贡献了大量利润的同时，客观上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快速发展的机遇，特别是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等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不仅对全球经济结构的重构，而且对未来能源资源的分配形成挑战。 万钢指出，杰里米·里夫金观察到全球经济结构的矛盾，觉察到绿色、低碳、可持续的发展价值观正在全球形成，预想到未来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金砖国家近30亿人口经济发展和生活改善对全球资源分配所带来的巨大挑战，意识到只有通过信息化、新能源、新材料和生物技术等新科技的快速发展以及对全球发展理念、经济运行、产业组织、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革命性的变革，才能适应未来人类发展的需求。 杰里米·里夫金也恰在这个时期酝酿并提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概念，为金融危机下的西方各国指出了新的发展方向和模式，因此得到了广泛认同。 万钢表示，我们也注意到杰里米·里夫金提出的工业革命是以新一代互联网(移动+固网)、信息技术与新能源技术、生物技术与绿色化工、智能技术、新材料与现代制造技术等相融合，是以绿色、低碳、可持续为发展理念，以分布式能源供应、智能化生产方式、全球化技术转移、跨地域知识交流、生物技术广泛应用为基础的，对于全球范围内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生态文明以至于政府管理模式、社会组织形态都会形成巨大的变革。 万钢说：“从科学技术的角度来说，第一次工业革命是建立在牛顿三大定律的基础上，包括蒸汽机的发明、机械工业的发展；第二次工业革命，爱因斯坦这代人的相对论理念对于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而作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它的科学发展，它的科学发现的理论基础在哪？” “我们现在的这些产业，都是通过现有的学科的综合交叉所产生的分支推动了发展，推动了产业变革。但是，真正引起一场工业革命，需要我们更多地来考虑科学的新发现在什么地方”万钢说。 “有人问到，科学发现到现在已经很广阔了，为什么还要继续？”万钢认为，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已经开始对暗物质、反物质的探索，告诉我们人类对宇宙的探索的物质只占到4%，还有更多的宇宙间的物质我们还没了解。而且科学发现还在不断发展，比如对生命科学的研究。“曾有一个孩子向我提了一个问题，在世界上人、动物、植物都有各自的语言，狗与狗之间能沟通，那为什么人却不能听懂狗叫？也就是说，生命是有起源的，我们对于人类生命的起源和生命的结构、机制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所以，这些新的科学的长远探索，仍然会是推动全世界工业革命变化的重要因素。” 万钢认为，从人类历史看，只有重大的知识创新成果才能引起真正意义上的工业革命。基础研究领域的新发现、新理论是技术革命、工业革命的根本源泉，因此我们必须坚持持之以恒地支持和提高对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力争在知识创新上取得重大成果，并将其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才能成为真正的科技强国。中华文明才能为世界科技和经济作出更大的贡献。 关于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本质特征，万钢表示，是否发生新一轮工业革命还是大家在讨论的问题，但我们可以说新一轮产业变革正在蓬勃兴起。新一轮产业变革是一种建立在互联网和新材料、新能源相结合的新经济发展范式。它以新型通信技术、能源技术及对应的基础设施为基础，以“制造业数字化”为核心，带来产业组织模式的转变，使全球技术要素和市场要素配置方式发生革命性变化。传统的自上而下、集中式经营活动的垂直结构将逐渐被第三次工业革命分散经营方式的扁平化结构所取代，由遍布全国、各大洲乃至全世界的数千个中小型企业组成的网络与国际商业巨头一道共同发挥着作用。 新型工业化是一个伟大探索 谈到中国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的应对策略，万钢指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更高的环境和资源利用效率实现中国13亿人口的现代化，这本身就是中国对世界的一个巨大贡献，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探索。 万钢指出，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政府早见识、早部署、早行动，把科技创新作为应对危机的一揽子计划的四大 措施之一，提出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新能源、电动汽车、信息产业等新兴科技领域密集部署，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取得了较好成效。我国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中国的成功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二三十亿人的现代化提供了一个良好示范。 万钢表示，在“十六大”报告中，中央作出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战略部署。这是我党深刻总结我国工业化发展的历史经验，准确判断我国工业化所处阶段而提出来的。新兴工业化道路的根本要求是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道路，核心是以工业化带动信息化，以信息化促进工业化。结合科技工作，万钢对新型工业化建设的国际国内环境谈了几点体会： 第一，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变革大调整时期，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不仅具有传统意义上市场经济周期性危机的特征，更多地表现出经济结构性危机的特点。知识技术密集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已经成为新的发展价值取向。 第二，在我国，改革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虽然我国经济总量已跃居全球第二，成为全球制造大国，但也遇到了日益凸显的瓶颈制约。一是区域和社会均衡发展的结构问题，二是能源紧缺、资源环境的刚性约束问题，三是关系民生需求的迫切问题。这些矛盾集中表现在我国产业结构上，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不仅资源环境难以承担，也不可能长期维持我国工业的竞争优势。 第三，当前蓬勃发展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新科技，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形成产业能力和规模市场。新兴技术为世界范围内的产业变革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强大的动力。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发展的强劲需求与世界的产业变革的快速发展交汇点，成为一个难得的战略机遇。”万钢说，我们在总结过去时总在说，中国与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与上世纪70年代的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失之交臂，而今天正好是这个机遇。就像胡主席所讲的，“抓住机遇你就赢得发展先机，但是如果抓不住机遇，你就只剩挑战。”所以机遇难得，我们必须抓住，这也是我们现在的紧迫感，也是现在科技人员的责任感。 “我也同意里夫金的看法，他认为互联网和新能源的结合会使现在集中式供应能源变成分布式能源，也就是说，每个地区都能利用自己的太阳能、风能、天然气、潮汐能等方面的作用，使能源供应相对独立。这样也为未来能源发展创造了更好的条件。事实上，这方面技术上也是可行了，而且正在往这个方向发展。另外，生物技术的发展大幅度提高农业的产出，有利于保护环境，有利于产生新的能源，特别是对健康的贡献。因此，它也能够满足未来众多人口的生活改善。当然还有很多，仅光从这两方面来说，它就已经解决吃、住、行等问题。”万钢说。 科技推动新型工业化 对于如何支撑新型工业化的发展，万钢说：“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胡主席也提出，最关键的是大幅度提高制度创新能力，最根本的是要依靠科技的力量。” 万钢表示，我国正处在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需求十分迫切，必须加快科技进步和创新的步伐，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上迈出新的重大步伐。 “今后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就要通过改革、科技创新来更大限度的发挥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这个角度上，我们也看到我国创新体系、科技体制方面还有很多不足。”万钢指出：“原始创新能力不足，关键技术的自给率低；企业作为创新领域中的主体作用还未发挥，产、学、经结合不够紧密，需要协同创新；资源配置有过度行政化的取向，形成了条块分割所造成的资源分散、重复、闲置，总体利用效率低；科技管理体制还不适合于快速发展的特别是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的研发规律；人才评价还不适合于科技快速发展，特别是对高层次领军人才的吸引积聚和锻炼培养；对于35岁以下的青年人才培养造就投入还不够。” 万钢同时指出，创新环境，特别是在创新力量当中最活跃、最快速的、最有活力的中小企业支持力度还不够，无论是金融需求方面的支持，公共平台服务的支持，人才倾斜的支持还不够配套，也都是不足之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也应进行体制改革，以发挥我们的能力。” 万钢说，在改革时，我们应遵循以下原则：一是坚持创新驱动、服务发展；二是坚持企业主体、协同创新；三是坚持政府支持、市场导向；四是坚持统筹协调、遵循规律；五是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 资料显示，科技发展规划纲要提出，面向2020年的总体目标，基本建成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自主创新能力大幅增强，关键领域实现原创性重大突破，战略性高技术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若干领域进入世界前列，科技支撑引领能力大幅提升，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对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具体措施，万钢表示主要有五个方面： ——应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具体措施是，建立企业主导产业技术研发创新的体制机制。要强化和完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研发设备加速折旧、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府采购等政策，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转化应用的主体；支持企业建设技术研发机构，牵头实施产业目标明确的重大科技项目；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要更多地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支持和服务，促进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向企业流动；鼓励科技人员创办科技型企业。另外，提高科研院所和高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坚持公益类、基础研究类、技术开发类科研机构分类改革方向，发挥好科研机构的骨干和引领作用。高校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明确定位，突出办学特色，优化学科专业，加强人才培养，发挥好在科技创新中的基础和生力军作用。同时，要完善科技支撑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升级，以及促进农业发展、民生改善和社会管理创新的机制。 ——要加强统筹部署和协同创新，提高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万钢指出，科技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点是技术创新、知识创新、国防科技创新、区域创新和科技中介服务等五个体系。这次改革要加强创新各主体和各环节的协同，加强科技资源开放共享。 ——改革科技管理体制，以促进科技管理科学化和资源高效利用。万钢指出，一是加强科技宏观统筹。完善统筹协调的宏观决策体系，健全中央与地方之间、各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积极探索新型举国体制，完善重大战略性科技任务的组织方式。二是推进科技项目管理改革。强调公开透明、公平公正、科学评价，从需求征集、评审立项、过程管理、监督评估等重点环节加强改革。完善项目评审评价机制，保证科研人员科研时间。三是完善科技经费管理制度。建立竞争性经费和稳定性经费相协调的投入机制，完善课题间接成本补偿机制；强化经费使用监管，健全问责机制。四是深化科技评价和奖励制度改革。根据不同类型科技活动的特点，加强分类评价和监督评估。完善公开提名、科学评议、实践检验、公信度高的科技奖励制度，减少数量，提高质量。 ——完善人才发展机制，激发科技人员积极性创造性。围绕贯彻落实科技、人才、教育三个规划纲要，重点从两方面加强科技人才工作：一是统筹各类创新人才发展和完善人才激励制度。加强高水平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特别是35岁以下青年的培养使用。大力引进海外优秀人才特别是顶尖人才，支持归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完善评价标准，改变片面将论文、项目和经费、专利数量等与科技人员评价、晋升直接挂钩的做法。健全人才流动机制，完善创新人才薪酬制度和分配激励机制。二是加强科学道德和创新文化建设。要保障学术自由，完善宽松包容、奋发向上的学术氛围。健全科研诚信制度，加强诚信自律和监督，净化学术风气，发展创新文化。 ——营造良好环境，为科技创新提供有力保障。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包括三类：一是需要抓好落实的已有政策；二是正在试点、需要总结完善和推广的政策；三是根据形势需要提出的新政策新措施，特别是涉及企业创新能力、协同创新、科技资源开放共享、科技项目经费管理、人才培养和科研诚信建设等方面的措施。重点介绍一下以下内容：一是进一步落实和完善全社会研究开发经费逐步增长的政策措施，健全科技投入体系。二是完善所得税优惠、创新产品首购和订购、股权期权激励和奖励、收益分配等政策，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三是创新金融服务科技的方式和途径，从买方信贷、卖方信贷、融资租赁、创业投资、资本市场、科技保险等方面，加大科技金融结合的力度。四是全面落实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健全维权机制，加强知识产权的创造、保护、运用和管理。五是认真落实科技相关法律法规，加大对创新的法律保护力度，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科技部部长万钢：新工业革命犹待重大科技突破 2012-06-15 作者：记者 骆国骏 方家喜 梁倩/北京报道 来源：经济参考报 最近，国外学者关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论断正在受到中国各方面的关注。 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现在提出第三次工业革命有其历史背景和现实意义。新一轮产业变革是一种建立在互联网和新材料、新能源相结合的新经济发展范式。中国需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万钢对记者表示，提出“第三次工业革命”已有一段时间，在这之前也有人提出“信息化浪潮”、“新能源革命”等。“但现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之所以受重视，其实是国际发展的趋势，其中有三方面因素促进了世界产业结构变革。” 万钢说，一方面，全球金融危机和复苏缓慢凸显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不适合，现有实体经济需要创新和变革。另一方面，现有经济结构和未来发展理念的不适合。万钢说，当今时代人们的发展理念发生了变化。第一次革命与第二次革命都是求效率，是以资源效率为基础的。而今天，更加注意了可持续，绿色、低碳、可持续成为全世界发展的一种共性理念，自然会影响市场的价值取向。另外，全球科技进步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这也为新产业革命提供了可能。 对于全球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动力，万钢表示，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现在科技发展的速度在不断加快，原因是来自于不同学科的交叉融合衍生的新领域，促进了现有产业、现有经济结构的发展，它不像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颠覆更新牛顿力学基础理论，或者说弥补了以往的不足。 万钢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特征将是，新一轮产业变革是一种建立在互联网和新材料、新能源相结合的新经济发展范式。对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进程，万钢说，真正引起一场工业革命，需要我们更多地来考虑科学的新发现在什么地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真正到来，可能还需要科学的重大发现和技术的重大发明。 万钢表示，中国与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失之交臂，而今天正好有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机遇。但这个机遇对于我们是稍纵即逝。就像胡锦涛主席所讲的，“抓住机遇你就赢得发展先机，但是如果抓不住机遇，你就只剩挑战。” 万钢表示，中国需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他说：“我国把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电动车、高端装备制造等七个领域作为未来工业发展的重点领域，是符合现代科技创新的规律，也符合未来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所以，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实现目标。”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拼未来” 访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元 2012-06-18 作者：记者 金辉/北京报道 来源：经济参考报 ●新一轮科技革命与过去不同，它不是以一种主导产品或主导技术为基础，而是以具有革命性的发展价值观为指引，在几乎所有的领域都发生的技术创新为特征；它不是发生在一个或若干个技术领先的领域，而是一种全球化的广泛过程；它也不是简单地从生产领域发起，而是迅速地遍布生产、社会、消费、投资的一种“集体行动”。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新的技术革命已然发生，其本质就是引起了人类获取、使用、分配和消费财富的行为发生了革命性变化。 ●战略性新兴产业一方面要在市场指引下做大做强，另一方面政府的强有力推动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政府至少要扮演四种角色：投资者、市场秩序建立者、市场引导者、要素组织者。 美国趋势学家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提出，未来的时代，互联网与新能源以及新生产模式的结合是大势所趋。对于里夫金书中提出的观点和判断，中国有关学术机构高度重视。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中国科技发展的重要智库，参与了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研究的顶层设计，研究提出指导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的参考建议，全面参与了制定2006-2020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战略研究。该院常务副院长、着名学者王元研究员就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背景、趋势以及中国的机遇和挑战等问题接受了《经济参考报》记者的采访。 新技术革命有鲜明的技术时代特征 经济参考报：里夫金认为，即将到来的新工业革命浪潮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也有人认为这将是历史上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您更倾向于哪种观点？ 王元：对于现在处于第三次工业革命还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或者其它，目前来看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可能研究者或者科学家的角度和领域不一样也会有不同的叫法，属于见仁见智的问题。 表面看来，2008年，源自美国的金融危机是金融系统出了问题，核心问题在于第一次信息技术、互联网革命带来的经济繁荣导致财富大量积累，而现在整个科学技术的发展似乎还没有提供一个可供全球投资者释放财富能量的技术变革。现在新能源产业在世界各国都搞得红红火火，但我认为，在20—30年内对原有产业都不可能全面替代。20—30年后，在全球范围内，新能源在二次能源中占的比例将迅速上升，但能源结构还会是以化石能源为主。无论是对整个经济的刺激和拉动还是在技术革新方面，它都很难把集聚的财富能量释放出去。 经济参考报：为了尽快摆脱经济危机的桎梏，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在新一轮全球经济竞争和产业革命浪潮中占领优势地位，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都大力促进新能源和信息技术等相关产业发展。那么，您认为这次新科技革命与以前相比有哪些新特点？ 王元：我认为，与以往的历次科技革命不同，进入21世纪之后，世界范围内确实出现了一种明显的新特征，我称之为“技术时代特征”，即绿色、智能和泛在。各国都罕见而频繁地提出创新战略，各个领域正呈现出群体性突破态势，科学、技术一体化特征愈加明显，研发的全球化迅速发展。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各国极其频繁和罕见地颁布框架和战略。与过去不同，它不是以一种主导产品或主导技术为基础，而是以具有革命性的发展价值观为指引，在几乎所有的领域都发生的技术创新为特征；它不是发生在一个或若干个技术领先的领域，而是一种全球化的广泛过程；它也不是简单地从生产领域发起，而是迅速地遍布生产、社会、消费、投资的一种“集体行动”。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新的技术革命已然发生，其本质就是引起了人类获取、使用、分配和消费财富的行为发生了革命性变化。 我相信，也许再过5年或10年，我们会更深刻地感受到这场科技革命带来的新影响，就如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对信息、互联网的感知一样。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助中国占领未来经济前沿 经济参考报：面对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对于处于追赶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都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中国在前几次工业革命中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能够赶上时代的潮流，陷入了后来十分被动的局面。那么，您认为，今天中国是否已经准备好应对这次新的浪潮？我国在科技发展战略上有哪些举措？ 王元：前不久，国务院通过了《“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提出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这是决定我国在未来国际竞争中，尤其是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中占有什么地位的重要举措。 事实上，我国为应对国际经济、科技格局的变化早已展开了布局。我国未来科技发展部署的基本思路是：坚持把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作为根本任务，坚持把支撑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作为主攻方向，坚持把增强科技长远发展能力作为战略重点，坚持把科技惠及民生作为本质要求，坚持把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作为强大动力。 为应对未来科学技术发展，我国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具体部署。第一，加快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第二，推进重点领域核心技术的突破和应用；第三，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特征，立足我国国情和科技、产业基础，现阶段重点培育和发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产业；第四，前瞻部署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应逐步增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力度，特别是在投入比重增加的同时，增加对从事基础研究各个学科稳定支持的力度。同时，我们部署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主要是为下一个十年，2015年之后有可能出现的新的产业部门奠定基础。我们今天众多的新兴产业就是脱胎于早年的研发部署。比如，电动汽车产业早在90年代就已开始入手研发，高性能计算机研发的部署早在80年代初就开始了。没有这十年甚至二十年的部署和积累，是创造不出这些丰硕成果的；第五，加强重大创新基地和科研条件体系建设；第六，培养造就创新型科技人才。人才是关系我国未来国家竞争力的战略性要素；第七，提升科技开放与合作水平；第八，深化改革，全面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深化改革，构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和科技自身发展规律的新型国家创新体系，要强化国家公共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的建设，为全社会科技创新和产业化活动提供有效支持，为加速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化创造良好发展环境。 不可否认，目前的制度导向存在一定的功利色彩，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和抑制了中国各个基础学科的探索能力和主导自主研究方面的能力。因此，今后的根本问题不在于增加对研究领域的投入，而应该改变其投入计划，即真正增加科技投入，让真正的科学家能够坐下来思考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只有掌握核心技术及知识产权才能占据有利地位 经济参考报：当前，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已成为世界主要国家抢占新一轮经济和科技发展制高点的重大战略，也成为我国能否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不被发达国家甩在后面的关键。您也谈到，我国为应对新形势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也作了具体的安排部署，尤其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那么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过程中要注意哪些问题？ 王元：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我国要在未来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必须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及相关知识产权，增强自主发展能力。 战略性新兴产业离不开三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国家必争。这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最本质要求。不是所有地方都要争，但像大飞机这样的产业只有国家争，否则地方是争不进来的。在目前所有大国中，我国是唯一没有发展起航空事业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因此，国家必争非常关键。再比如发展新能源，虽然在未来五年或十年，新能源在能源总供给当中依然将占据较小比重，但是当我国掌握了新能源技术，拥有了新能源的产业储备，当具有新能源发展的基本政治意愿时，我国在气候谈判、国际石油价格竞争、国际角逐当中就会越来越具有发言权，这是国家必争。关于投资回报，不要只看到企业投入十年之后仍收不回成本，应当看到这种发展是国家利益，而国家利益其实是要创造更大的财富。 第二个关键词：高成长性。在短期或长期预期中，战略性新兴产业都将是一个高成长性产业，该产业的增长率将高过其它传统部门，这也将成为其特点之一。 第三个关键词：产业。当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时，一定要注意它是个产业。所谓产业有四个要求：第一，有主导技术；第二，有成规模的市场；第三，有商业资本的进入而不仅仅是靠国家的投入；第四，也是最重要的，所生产的产品能够创造出一种相对有竞争力的价值。战略性新兴产业如何发展？许多人认为，我国的很多战略性新兴产业部门产能过剩，重复投资。其实，中国经济发展30年来，哪一个产业部门不是在产能过剩、重复投资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除了靠垄断发展的产业，其他部门几乎都是在初期重复投资产能过剩情况下发展起来的。重复投资产能过剩有利有弊，弊端是投资浪费，利端是竞争使市场有了多种选择，使得这个产业今后羽翼丰满。 经济参考报：战略性新兴产业如果和过去的产业成长过程相比，您觉得有哪些新特点？ 王元：第一，这种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初期，从研发、生产过程一直到市场，都是高度全球化。从研发的角度看，我国的风能和太阳能，所有的团队，国内的研发团队，或者有海归的背景，或者本身的研发就是被全球组织起来的。这个特点非常明显。 第二，存在多样性的技术选择。不要以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技术就是最终被市场认可的技术。还有大量新的技术可能出现，对这一领域或者主导产品的形成产生颠覆性的影响。 第三，伴随技术的多样性，商业模式的创新变成了整个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的最关键的因素。我举个例子，苹果iphone手机，苹果的触摸ipad电脑，其实这种技术十年前微软就已经提出了，但是苹果手机2009年创新了两个新的技术，iphone一下就占到全球市场的10%左右，增长非常迅速。ipad马上就成为了手提电脑市场增长最快的产品。 当苹果手机出来一个月之后，中国的厂商已经能生产出同等技术、同样设计方式、同样模式的手机。在触摸电脑出来之后，中国公司以更快的速度在一周之内就生产出了触摸电脑。千万别说中国是模仿。什么意思？技术是存在的，但是通过一种商业模式把它组织起来，成为一种能够创造财富的产品，这是关键。之所以中国的厂商能够迅速跟进，就是因为所谓的iphone手机的三大发明，触摸、流动、滑动，关键的技术都是存在的。所谓商业模式创新，就是把已经存在的技术怎么样组合起来。 政府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中要扮演好四种角色 经济参考报：政府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或者说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应扮演怎样的角色？ 王元：战略性新兴产业一方面要在市场指引下做大做强，另一方面政府的强有力推动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政府至少要扮演四种角色。 第一种角色：投资者。政府在投资过程中有三个作用：首先，持续进行研发投入。从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角度讲，政府的研发投入一定不能顾此失彼，一定要培育出在同一领域有不同的技术选择的可能性。其次，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需要政府给予相应的基础设施的投资。比如，电动汽车产业，如果不能构筑如中石化、中石油遍布各地的加油站那样的充电站网络，电动汽车就无法得以普及。再比如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产业，电网的进入和电网技术对支撑其发展非常重要。因此，政府必须对相应的基础设施进行投资。最后，事关国计民生的一些大产业，比如大飞机产业，政府的先期投入也极为关键，否则将无法迅速积累起所需资本。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政府的投资和最终的退出都非常重要。 第二种角色：市场秩序建立者。这其中包括了有序竞争的问题。战略性新兴产业很重要的标志就是在发展过程中，至少从现在来看，实际上没有设进入门槛。因此，战略性新兴产业尚未迅速形成产业投资、技术、产品、工艺、装备的标准。要建立一种有序的市场秩序，就需要快速建立这个行业能够健康发展的一系列进入和准入门槛。政府作为市场秩序的维护者，建立相应产业的准入门槛十分重要。 第三种角色：市场引导者。政府采购、政府补贴都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政府作为市场引导者，就要能够为市场未来发展提供稳定和明确的市场预期。也就是说，我们在整个决策过程中，给厂商、给投资者、给消费者的信号中，一定要有持续和稳定的市场预期。 第四种角色：要素组织者。生产要素不仅包括资本、技术、人才，政府给无法获得技术资源的个人创业者和小企业提供公共技术服务平台亦很重要。我国现在有很多孵化器，遍布各个省市，但大部分企业孵化器都是物业管理模式。即，建一个楼，有上百家企业进来，提供电力等服务。实际上，孵化器最重要的功能应该是为所在企业提供融资方案、产品方案、市场方案和输入管理团队。但目前的孵化器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发挥不了这些功能。所以，政府作为要素组织者，很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提升我国现在已经存在的一些公共服务机构的专业水平和商业水平。 经济参考报：刚刚您提到人才是关系我国未来国家竞争力的战略性要素，那么我国在培养造就创新型科技人才方面还有哪些不足？ 王元：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科技人才队伍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但整体创新水平与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高层次人才总量相对偏少的问题仍十分突出。从规模上看，目前我国科技人力资源位居世界第一，研究开发人员总量居世界第二位。但从人才的相对量看，我国离世界主要国家还有相当大的差距。2007年，我国每万名劳动力中r&d活动人力只有22(人年)，而芬兰有209，瑞典有169，俄罗斯有122，德国有120，日本有141(2006年)、法国有132(2006年)、韩国有99(2006年)，分别约是我国的5—9倍。特别是，我国还缺乏国际一流的科学大师，缺乏具有较强创新精神和能力的现代企业家和产业科技人才，也缺乏大批懂得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竞争的经营管理人才。我国两弹一星、载人航天工程的巨大成功，关键在于有一批像钱学森一样的世界顶尖科学家领导的高水平人才团队。但是，目前中国这样的高水平人才和团队还太少。这种人才短板将对未来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形成强烈的制约，如果人才瓶颈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我国国家竞争力将长久停留在低级阶段，从而在国际竞争格局中长期受制于发达国家。 未来十年，我国的科技人才队伍正处于从规模增长向质量提升转变的关键阶段，建设一支宏大的高水平人才队伍十分迫切。中国要培养大师级人物，就不能就人才讲人才，一定要讲体制和机制问题，无论是从教育、研发环境还是从管理角度，体制机制都是关键问题。但是，我国许多地方政府和机构的领导还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峻性。在许多地方，招商引资仍是头等大事，其重要性远远超过人才工作。这种重物不重人的理念已远远不能适应当前竞争态势的新变化。 中国将创造出新一代的信息科技产业 访ibm大中华地区董事长及首席执行总裁钱大群 2012-06-29 作者：记者 李静/北京报道 来源：经济参考报 每一次发生社会变革的时候，都会创造出许多新的市场和新的产业，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动力。目前正在发生的科技变革，不管落脚点是什么，信息技术都处于一个核心的位置。信息技术将在这一轮科技变革中与其他行业，包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深度结合。 智慧的地球给我们带来的价值，不仅仅是方便的工作和生活，而是对人类生存方式的改变。人们将会了解到摆在餐桌上的食物来自哪块土地、运输过程中经过了哪些环节；试衣间里的数字购物助手会自动通知导购人员送来合适尺码和颜色的衣物；去医院看病时，再也不用排大队、一个个窗口跑来跑去；厨房里的自来水也可以放心饮用，因为水在整个输送过程都在被严密监控着..这一切都像科幻电影的内容，而实际上，强大的科技和社会发展动力正在将这一切带入现实。 中国快速发展的经济和行业，以及规模庞大的产业，是中国独有机遇和条件。中国很有可能在信息科技发展的下一个浪潮中，创造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新一代信息科技产业。 关于新一轮工业革命，不光各国政府，一些全球大企业也早有准备。美国着名趋势学家杰里米·里夫金指出，互联网信息技术和新能源的深度结合将会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基础，并着重介绍了德国正在试验建立的“能源互联网”项目。其观点与ibm“智慧地球”的概念有诸多相似点。而作为早已参与其中的全球巨头之一——ibm对此次变革有何种看法？“智慧地球”将会与新变革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在全球巨头眼里，中国又将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针对以上诸多问题，近日，ibm大中华地区董事长及首席执行总裁钱大群先生接受了《经济参考报》记者专访。 一场新变革正来临 《经济参考报》：当前，有学者说即将到来的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也有人认为这是历史上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对此，您有怎样的看法？即将到来的新一轮变革有什么样的经济和政治背景？ 钱大群：我们已经注意到了一些重要媒体和学者的相关论断，ibm也已经意识到了这样一场新变革的来临，它不仅局限于it产业内，更将对包括工业等各行各业乃至全社会产生影响。与其谈论历史和经济背景，我更希望从科技背景的角度，来谈一下这个问题。我们认识到，在新的时代中，随着科技手段的不断发展，数据的来源更加广泛，比如实时气温、土壤条件、水文状况、位置信息、微小震动等，还包括有用户创造的海量信息。与此同时，信息数据将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不仅仅是数据量的爆炸，数据传输速度的提升，更重要的是数据性质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各种各样的数据——从图片到音频，从视频到应用程序本身，都需要进行智慧的分析而获取洞察。我们总结起来，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一是感知化。全球移动电话用户数量2007年突破33亿大关，即全球平均每两个人就拥有一部移动电话。2008年移动互联网用户的数量达到10亿之多。而各种各样的感应科技也开始被嵌入在像汽车、家电等设备，以及公路，水利电力等设施当中。这些晶体管和感应器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世界的运转，让我们能真切地看到究竟发生了什么，并能够准确量化所产生的变化。 二是互联化。联网对象正在包含越来越多的具体事务——车辆、设备、摄像头、车道、管道——并且以史无前例的方式与各种设备物件链接起来。互联网将会变成物联网，企业内外的整合日趋紧密，跨行业的联系和合作也不断加强。而且虚拟技术的大行其道，加速了互联互通的趋势。这些都大力推进了协作和创新的广度和深度。 三是智能化。随着信息技术的成熟和不断发展，人们可以通过云计算的方式以很便宜的价格使用大规模计算机集群的强大运算能力，对海量的数据进行加工、建模、分析和预测。基本计算模式在过去二十年中已经发生了变化。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个人电脑模式已被目前基于开放性、网络、高新技术以及数字智能与工作和生活相融合的新模式所取代。人类将最大化地利用信息资源，并从中获得前所未有的洞察力，并因此更快，更好地做出决策。 《经济参考报》：您所阐述的“感知化、互联化、智能化”是否可以认为是新变革的特征？里弗金认为，一种建立在互联网和新能源结合基础上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到来，而在德国，正在试验建立“能源互联网”，这场革命已经开始。英国《经济学人》则认为新一轮的革命将会是信息时代互联网的应用与新技术、新能源以及新生产模式的结合。对 于这些观点，您是否认同？ 钱大群：关于目前正在发生的科技变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视角和侧重点。事实上，也有不少专家将关注点放在3d打印技术和机器人技术上。不过，不管落脚点是什么，信息技术在当前的科技变革中处于一个核心的位置，信息技术将在这一轮科技变革中与其他行业，包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深度结合，这一点几乎是共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仅仅把目光放在生产模式上去谈“工业革命”，反而是狭隘了。 2008年，ibm提出“智慧的地球”，事实上是希望与全世界的有识之士分享这样一个愿景，就是信息科技正在面临一场重大的变革，这场变革的核心特征是刚才解释过的“感知化、互联化、智能化”，而通过信息科技与各行各业的深度融合，这场信息科技的变革将大大改变我们整个世界的工作方式，包括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智慧的地球”——看清未来需要智慧 《经济参考报》：根据里弗金以及英国《经济学人》的观点，新一轮的工业革命将会是互联网的应用与新技术、新能源以及新生产模式的深度结合，智能化地去分配全球的能源。听上去，感觉与ibm提出的“智慧地球”概念有些相似。您如何看待这点？ibm提出“智慧地球”概念的背景和目的是什么？ 钱大群：从某个角度来看，全球各地面临的问题表明，我们的世界正在遭受由于规划不科学，需求太多而基础设施能力有限所造成的痛苦。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看到，这些问题都始于一个根源，那就是缺少高质量信息。如果司机不了解前方拥堵的路况，或不知道如何避免陷入拥堵的话，就会造成交通堵塞。断电也是一样。如果我们能够精确地监测电网上的电流，我们就能轻易地找到短路的具体位置。未来总是不确定的，看清未来需要智慧，需要超越，更需要有将未来转变为现实的路径。 “智慧的地球”指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几乎任何东西都可以实现数字化和互联的现实，通过越来越多的低成本新技术和网络服务，在未来所有的物品都有可能安装并应用智能技术，进而向整个社会提供更加智能化的服务，从而为社会发展和经济进步提出了一条全新的发展思路。人们将会了解到摆在餐桌上的食物来自哪块土地、运输过程中经过了哪些环节；试衣间里的数字购物助手会自动通知导购人员送来合适尺码和颜色的衣物；去医院看病时，再也不用排大队、一个个窗口跑来跑去；厨房里的自来水也可以放心饮用，因为水在整个输送过程都在被严密监控着..这一切都像科幻电影的内容，而实际上，强大的科技和社会发展动力正在将这一切带入现实。 《经济参考报》：听起来“智慧地球”的提出意义非凡，该项目在新一轮的工业革命中将会扮演什么角色？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钱大群：2008年初，ibm董事长彭明盛这样描述智慧的地球：全球化的人类社会将复杂的自然系统转化为复杂的商业和社会系统，而这个系统基于统一的智能全球基础设施：一个日益整合的，由无数系统构成的全球性系统——包含60亿人、成千上万个应用、1万亿个设备及其之间每天的100万亿次交互。 支撑“智慧地球”愿景的技术，包括无处不在的芯片终端、互联网、开放标准接口、虚拟技术、云计算等等，早已实实在在融入我们的社会生活。政府、商业企业和普通民众都在或多或少运用这些技术，当人们做这一切的时候，心中也都存在或大或小的目标：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更智能地分析，与人类社会生活更紧密地结合。这包括智慧医疗、智慧电力、智慧交通、智慧城市等。 智慧的地球给我们带来的价值，不仅仅是方便的工作和生活，而是对人类生存方式的改变。我认为它将是一次跨越性的发展，其意义重大，远远超过单独的互联网。每一次发生社会变革的时候，都会创造出许多新的市场和新的产业，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动力。 ibm已经在全球50多个国家开展了智慧地球、智慧城市相关实践，产生了2000多个智慧的解决方案，无论是交通、食品安全、零售、电信、制造业、水资源管理，还是能源和公共事业等各个领域，都能看到智慧应用的成果。在中国，ibm也在多个领域进行了较为成功的实践，例如，为了构筑智慧城市，2011年ibm正式发布智能运行中心解决方案，江苏省镇江市就通过该智能运行中心解决方案构建交通系统中央指挥中心，利用公交车调度系统来提升公共交通的效率。 在大变革下全球挑战与机遇并存 《经济参考报》：在您看来，随着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到来，对于全球产业对于全球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钱大群：每一次科技变革，都会引起产业结构的调整，也会引起全球范围内的经济重新布局，这是历史反复证明了的。在这样的过程中，挑战与机遇并存，这是毋庸置疑的。世界主要经济体目前都在积极研究这个问题，并纷纷设定“战略性新兴产业”予以重点支持。纵观各国的选择，实际上大同小异，主要集中在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生物医药、先进制造等行业，可以说在这一点上，各经济体的判断比较接近。 ibm“智慧的地球”的愿景，很大程度上与中国政府提出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是相一致的，在这方面，我们认为中国领导者的前瞻性和战略预判能力是很强的。当然，具体到科技成果，很多时候不是事先能够规划出来的，有的时候某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技成果，会出现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因此在战略规划的同时，也需要去充分调动市场因素，鼓励自由创新，特别是鼓励跨组织、跨行业的协作创新。在当前的格局之下，组织致力于外部合作已经变成不断发展的明显趋势，特别是在创新领域，通过外部合作进行合作，已经成为一项基本方式。这次变革，显然会对全球产业和经济结构起到良性的推进作用，并将为各行各业带来机遇。 我们确实看到，新一代的信息科技与传统行业相结合，能够创造新的价值。这方面，我可以举几个例子。 在传统行业，新科技将创造新的价值。例如在钢铁行业，创新的信息技术可以帮助详细收集整条生产线的实时数据，甚至在15分钟内，优化未来90天的生产计划，使每吨钢可以提升相当于数十美元的附加价值。 另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领域是智慧的商务。这个概念也是ibm提出来的，十几年前，ibm提出电子商务，推动了商务模式的变革。今天，在快速变化的互联世界里，一种新的商务模式正在出现，ibm称之为智慧商务，并且相信它将深刻改变各行各业的商业模式。智慧的商务，不但包括传统的电子商务，更将企业在销售、运营、供应链、市场营销等完全打通整合，将导致企业前后台以及erp系统的大变革。 大数据时代到来 《经济参考报》：随着互联网和能源的深度结合以及能源的智能化分配，相应的，将会存在大量的传感设备的应用、海量信息存储，这与最近业内讨论的“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有怎样的联系？对于信息和数据的有效利用和分析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决胜会起到什么作用？ 钱大群：由于网络和物联网的迅速发展，全球数据将呈现爆炸性的膨胀，如果不能够有效管理，我们将陷入困境：全球互联网人口超过20亿人，每个人每天产生大量数据；连入网络的智能设备超过1万亿——物联网，这个网络每时每刻产生实时数据；全世界现存数据的90%是过去两年产生的；2020年，世界产生的数据量将比今天增长44倍。 不仅如此，未来的数据，不仅仅是规模大，而且数据性质的根本转变：第一，实时性(real-time)：例如来自物联网的数据，反应交通实时状况的数据，还有网上电子商务的实时交易数据，如果不在有效的时间之内做出分析和反映，就失去意义；第二，流数据(stream data)：大量的数据动态地涌流进来，不是一批一批的送过来，而是像输水管里的水流一样源源不断地送过来，比如金融市场的数据，天气监控数据，洋流监控数据(对于海上石油勘探非常关键)。 光有大数据是不够的，要让这些数据发挥出价值，才是关键。我们认为，不仅要关注移动互联所带来的新发展趋势，更应该关注移动互联网背后的数据中心对于大数据的分析和处理能力。 一个很好的例子发生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市。该市每年因为暴雨泥石流灾难导致的死亡人数高达200多人，当地政府面对泥石流这样成因复杂的自然灾害，一直拿不出好的应对办法。ibm帮助该市建立了一个灾害预防和应急处理中心，用到了现金的大数据分析、预估和优化技术，将天气、水文、地质、人口、沟渠、管线等各方面信息汇总起来，能够提前48小时预测泥石流灾害的发生、烈度以及其影响区域，并且统一指挥救灾、治安、消防、医院、多个部门进行防灾救灾，以系统的方式解决系统的问题。 中国可能会创造出新一代信息科技产业 《经济参考报》：伴随着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到来，各国尤其是中国的实体经济及就业将会受到怎样的影响？您认为，中国政府以及相关企业应该如何应对此次工业革命？ 钱大群：每一次重大的科技变革，总有一些国家和企业能够把握机遇，脱颖而出。18世纪工业革命，英国把握了机遇，成为世界经济强国。19世纪到20世纪，美国把握住了电气化和数字科技革命的机遇，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21世纪，中国具有难得的机遇和条件。根据挪威dnb金融咨询公司的预测，到2025年，中国将在工业及制造业、公共事业、交通运输、电子信息产业和化工等领域居于世界第一位，而在批发和快速消费品行业，也将很快成为世界第一，还有更多的行业将位于世界前列。 中国快速发展的经济和行业，以及规模庞大的产业，是中国独有机遇和条件。“智慧的地球”本质上就是“感知化、互联化、智能化”的新一代信息科技与各行各业深度融合，因此除了需要有强大的信息产业之外，还需要有强大的工业和服务业，彼此结合，才能取得领先地位。中国强大的产业规模，为新一代信息技术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土壤。如果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中国科技创新有机会取得很多重大的领先成果。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协作创新的问题。因为跨行业的创新，必须是协作创新，要打破组织和行业藩篱，理顺知识产权的关系，建立开放协作的文化。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得好，我们预期中国是可以在下一代信息科技的很多领域里取得领先地位的。 ibm认为，新一代的信息系统，将从过程为中心的计算转向以信息为中心的、具有自学习能力的认知计算；it将成为普遍的消费品；未来的创新，将不能只在实验室独立研发，而是要走向市场、走向各行各业的实际应用场景、走向问题的发生处，通过跨行业的开放融合，以及系统整合的方式来实现创新，信息科技的突破性变化，将集中在如何与其他行业实现更深度的整合上。 这一点，对中国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无论是制造业、服务业或其他重要的工业领域，很多行业的规模中国都位居前列，而中国也正在大力推动“两化深度融合”及产业转型和经济转型，这都为信息科技与其他领域深度融合实现创新，提供了舞台和空间，中国很有可能在信息科技发展的下一个浪潮中，创造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新一代信息科技产业。 智能电网：各国抢建新能源基础设施 2020年全球智能电网投资达1500亿美元 2012-07-02 作者：特约记者 一红 文晖 记者 方家喜/纽约、巴黎、北京报道 来源：经济参考报 日前，德意志银行全球市场清洁能源首席分析师高登在北京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全球清洁能源利用的瓶颈，并不是清洁能源本身的开发，而是存储和输送清洁能源的基础设施——智能电网的技术提升和建设。” 记者在美国、欧洲等采访了解到，随着智能电网时代的到来，世界各国的智能电网建设已经全面启动。在智能电网理念逐步成为业界共识的进程中，政府正成为建设新能源基础设施的主动力量，许多国家都确立了智能电网建设目标、行动路线及投资计划，但鉴于不同地区的监管机制、电网基础设施现状和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的不同，各地的智能电网发展战略也有所不同。 全球：政府引导智能电网建设 记者在国家权威机构idc energy insights了解到，据美国和欧盟的预测，2012～2017年期间，全球智能电网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年均增长比例将达到17.4%，特别是在硬件、软件和服务方面的投资规模将更大。预计至2017年，全球智能电网基础设施的投资规模将达到464亿美元左右，而亚太地区将成为未来5年内投资增速最快的地区，预计其年增长比例将达到33.7%。 而综合国际多家权威机构的预测，至2020年，全球智能电网投资将达到2500亿美元。 根据国际能源大会的定义，智能电网(smart power grids)，就是电网的智能化，也被称为“电网2.0”，它是建立在集成的、高速双向通信网络的基础上，通过先进的传感和测量技术、先进的设备技术、先进的控制方法以及先进的 决策支持系统技术的应用，实现电网的可靠、安全、经济、高效、环境友好和使用安全的目标，其主要特征包括自愈、激励和包括用户、抵御攻击、提供满足21世纪用户需求的电能质量、容许各种不同发电形式的接入、启动电力市场以及资产的优化高效运行。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有关专家告诉记者，智能电网是以特高压电网为骨干网架、各级电网协调发展的坚强网架为基础，以通信信息平台为支撑，具有信息化、自动化、互动化特征，包含电力系统的发电、输电、变电、配电、用电和调度各个环节，覆盖所有电压等级，实现“电力流、信息流、业务流”的高度一体化融合，是坚强可靠、经济高效、清洁环保、透明开放、友好互动的现代化电网。 据美国新能源协会的丹尼斯介绍，美国经过互联网和3g的发展累计了丰富的进行标准战的经验，已经开始在智能电网标准中抢占先机。美国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提出将分三个阶段建立智能电网标准。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曾在gridweek大会上宣布了nist在第一阶段的最新进展报告。该报告选取了近80项现有标准，用于指导和支撑当前智能电网发展，明确了14个需要优先研究和解决的方面，并特别分析了信息安全方面的标准。 据了解，日本也已经开始抢占用电市场中的技术先机，正在试图将其扩为世界标准。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富士集团以及三菱公司联合制定了电动汽车接入电网标准，为电动汽车接入电网打下了良好基础。日本在大型锂离子蓄电池的研发方面技术领先，正在联合美国，将其技术推广为国际标准。 国家电网公司科技部智能电网处处长林弘宇透露，在“十二五”期间国家电网智能化建设将投资2860亿元。2012年将建设17个智能电网综合示范工程，163座充换电站和910台交流充电桩，智能变电站1329座，改造132座，建设26万户电力光纤到户，在26个省级公司推广配电自动化系统建设，建设8个省级智能电网调度技术支持系统，推广应用3700万只智能电能表。 “智能电网建设未来几年将加速发展，全球智能电网建设形势一片利好。从全球看，各国发展智能电网政府不可缺位。”林弘宇表示。 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智能电网战略己成为国家重要战略，是在政府统一主导和支持下，集国家以及相关力量来制定和推动的。智能电网战略已经成为他们抢占未来低碳经济制高点的重要战略措施。中国与其他国家在智能电网发展上的“角力”，不仅是一次综合实力和抢占未来低碳经济制高点的较量，也是推动自身经济可持续发展、确保未来能源安全的需要。 记者从欧盟了解到，近年来英国政府积极对智能电网进行政策支持。为落实2009年出台的《英国低碳转型计划》国家战略，2009年12月初，英国政府首次提出要大力推进智能电网的建设，同期发布《智能电网：机遇》报告，并于2010年初出台详细智能电网建设计划。英国煤气电力市场办公室从2010年4月起五年内共动用5亿英镑进行加大规模的实验。英国政府也正在支持一些领域的匹配性发展，其中包括投资3000万英镑的“插入场”框架，支持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英国已制定出“2050年智能电网线路图”，并开始加大投资力度，支持智能电网技术的研究和示范。之后的工作将严格按照路线图执行。 在第一阶段(2010年-2020年)，英国准备大规模投资以满足近期需要，并建立未来可选方案。近期英国准备扩大现有的基础设施和继续推进试点工程建设，争取早日完善智能电表的部署工作，为以后大规模的研发提供方案和数据支持。 第二阶段(2020-2050)，目的是要提供到2050年后各种电力系统选择方案的基本依据。具体内容就是大量发展分布式能源和清洁能源，同时增加智能家居、智能家庭、嵌入式储存和分布发电以及虚拟电池的应用，并通过智能设计和强化电压设计等提高整个电网的自动化、智能化和控制力。 法国政府也同样对智能电网进行政策支持。法国是能源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石油和天然气储量有限，煤炭资源已趋于枯竭。鼓励发展可再生能源及智能电网，提高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耗总量中的比例，已成为法国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优先考虑的问题。 在德国，很少使用“智能电网”这个名词，而是使用e-energy，翻译过来就是“信息化能源”。为推进e-energy的顺利进展，德国联邦政府经济和技术部专门开设了一个网站，用来公布信息化能源的进度，向公众宣传信息化能源建设的益处。 2008年12月以来，德国政府投资1.4亿欧元实施“e-energy”计划，在6个试点地区开发和测试智能电网的核心要素。2011年，自日本核危机以来，德国毅然加入“弃核”队伍，转向新能源和电动汽车，尤其是后者，今年5月16日据政府消息人士透露，德国政府拟投入10亿欧元补贴，以扶持电动汽车，特别是电池技术的研发。 美国：标准引领智能电网 最近，美国能源部副部长kristinajohnson在美国无线通信展的研讨会上发表演讲称：“现在有个好消息，那就是美国电网已经成为20世纪首屈一指的创新;但也有个坏消息，那就是它发展的速度实在太慢了。” johnson所强调的，也正是奥巴马政府所关注的。现代化的电网建设对美国来讲是头等重要的。智能电网将在帮助消费者省钱的同时，使他们能够监管自己的能源使用情况。智能电网还能使公共事业设备获得实时信息以及时应对电力中断等突发状况。根据有关的报告估计，安装200万只智能电表将为美国的消费者一年内节约数十亿美元。 记者从美国太阳能协会了解到，美国于2004年发布了《国家输电技术路线图》，总结了美国实现电网现代化的主要问题和挑战，并提出相关建议。路线图提出通过五种途径实现国家电网《grid 2030》愿景，包括：设计“grid 2030”体系结构;发展“关键”技术;加速市场接受度;加强电力市场运作;建立更强有力的公共和私营之间的合作关系。路线图还详细介绍了国家电网实现现代化需要开展的一系列活动，但还有一些问题没有涉及到，例如保障这些活动能顺利完成的具体细节、截止日期以及所需要的资源等。这些补充计划还需要电力行业相关单位做进一步思考。 随着2009年美国政府大规模开展智能电网研发和建设，2009年7月，美国能源部公布了《智能电网系统报告》(smart grid system report)，全面检视了美国智能电网发展状况以及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报告指出，目前美国智能电网发展最大的问题就是费用问题，据统计，美国仅智能电网测量体系就需要投入270亿美元，到2030年美国整个智能电网投入需达到1.5万亿美元。此外，智能电网标准的互操作性以及发展过程中相关政策的变化，也是智能电网发展面临的问题。 目前，美国智能电网相关规划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电力基础设施战略防护系统、grid wise与grid works、现代电网计划、《能源自主与安全法案2007》中智能电网规划和经济刺激计划中的智能电网研发计划。 最近，针对美国智能电网建设项目的负面新闻不断增多。例如，建设费用远远超过最初的预算，消费者抱怨家庭内安装了智能电表反而使电费支出增多等。 分析人士表示，如果仅根据这些信息，就认为“美国智能电网项目开展不利”尚为时过早。实际上，如果你能够到当地亲自参观美国智能电网建设项目，从火热的场景与被重视的程度，就可以看出美国希望在能源领域把握如同其在互联网领域那样的“霸权”。美国在互联网领域之所以如此快速发展并掌握主导权，主要是出于政府强有力的扶持、技术的标准化、新成员的纷纷参与加速了市场形成等。实际上，美国智能电网项目建设中，也遵循着相似的规律。 以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nist)为主，美国政府部门研究了智能电网的互操作性与网络安全等各项技术标准。 最近，nist公布了新一代输电网“智能电网”的标准化框架——明确了75个标准规格、标准和指导方针。其中25个规格和标准是此次公布前确定的。这25项标准包括了智能电表与家用电器可进行双向无线通信的技术zigbee的智能能源规范(smartenergyprofile)。 美国商务部有关官员告诉记者，智能电网建设项目的主力军表面上是电力公司或者地方政府，但实际主导者却是在世界各地拥有分支机构的大型it企业、在特定领域内拥有核心技术的高科技企业以及非营利组织。这些美国企业或机构无一不拥有强大的全球业务分部。例如，从事it咨询业务的美国埃森哲公司承担了科罗拉多州博尔德智能电网试点项目“智能电网城市”与荷兰阿姆斯特丹、日本横滨智能城市项目的项目管理，美国ibm公司在世界各地的主要城市提供智能城市咨询与it服务。 高科技企业方面，最着名的是美国silverspringnetworks公司。这家公司为电力公司提供面向智能电网的高级电表架构(ami)搭建与运行的解决方案。该公司由多个大型高科技企业出资建设，它的执行副总裁兼首席营销官称：“电力公司现在就有必要建设智能电网。”美国加州能源巨头太平洋燃气和电力公司(pg&e)就是该公司的客户。pg&e已经在加州北部部署了大约700万部智能电表。silverspringnetworks公司还为加拿大与澳大利亚提供了ami解决方案。 新成员之中并非仅有it企业或高科技企业。美国非赢利组织(npo)最近也展现了在智能电网方面的绝对实力。美国在这一领域中，有很多丝毫不亚于民营企业的规模与业务量的事业型npo。 欧洲：把海上风电北非太阳能融入电网 “最近，欧盟有关圆桌会议进一步明确要求依靠智能电网技术将大西洋的海上风电、欧洲南部和北非的太阳能电融入欧洲电网，实现可再生能源的跳跃式发展。”欧盟经济和社会委员会官员法尔克告诉记者。 法尔克表示，实现电力供应与需求的互动、协调，最大限度发挥现有电力系统的潜力，实现电力系统效率、可靠性以及电能质量的全面提高，并为用户带来经济效益是欧洲智能电网的基本目标。然而，大量分布式微型发电装置的并网是欧洲智能电网发展遇到的现实问题。 欧洲议会2009年通过了促进可再生能源利用的指令，规定到2020年欧盟地区的可再生能源供应量应达到全部能源供应量的20%。而欧盟15个成员国(eu15)(2004年前欧盟的15个成员国)的可再生能源工业的目标是202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到总发电量的33%。在一系列能源政策的引导下，欧洲确定了分布式发电的发展方向。与之相适应的研究重点集中在动力与能源转换设备、资源深度利用技术、智能控制和群控优化技术以及综合系统优化技术上。其中，与电网相关的研究主要针对分布式发电系统的电网接入研究，以及解决分布式发电与现有电网设施的兼容、整合和安全运行等问题。 在英国，智能电网的探索方向是可再生能源发电和智能配电。英国能源公司计划建设的8.6gw潮汐发电工程，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潮汐发电站，并计划于2020年把利用风力发电获得的电力直接输入城市电网。 但是，可再生能源利用存在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目前得到广泛应用的太阳能和风能发电受气象条件影响严重，供应状况稳定性差，气象条件的任何变化都会立即导致发电量变化。在电力需求增加或供应下降时，电网频率有可能发生变化。当大型风电场的风速明显降低，或太阳能电站上空飘过一片云，电网频率可能会下降。若频率下降幅度达到1hz，应急发电装置必须立即增加供电量;若电网频率下降幅度达到48.8hz，欧洲电网运行管理中心必须切断部分线路的供电，这意味着一些地区会因此停电。 在英国电网中，典型的电能流向是从北向南，在低压用户端(电压为400v)有一定数量的家庭使用燃气热电联产机组或太阳能光伏发电装置、风力发电装置。虽然原来的输电网仍然存在，但是新建的输电网更多的是互动供电网络。互动住宅供电可以将住宅中剩余的电力逆向输入电网，这是英国电力法中已明确规定的运行方式。因此，电网公司面临着技术上的改进和创新(如需要双向保护等)，这种互动供电给电网的稳定控制和调度造成很大困难，不但给电网技术、体系、市场、管理等方面造成影响，而且对传统的供电、发电、输电、配电也是一种挑战。 同时，在用电负荷侧对电网稳定运行的要求进行响应，是近年来智能家电技术发展的新课题。以冰箱为例，冰箱与电网运行管理中心之间可以进行双向信息交换，在电网供需平衡出现异常时，冰箱的控制装置会立即做出响应，根据电网频率的变化幅度以及冰箱内各区域的温度，在完全不耗电或低耗电模式下运行。一般情况下，只要冰箱内相应区域的温度不高于规定范围，压缩机将处于停机状态。不同家电产品的需求响应模式有所不同，目前欧洲家电企业正在积极开发这类产品。 记者从欧盟经济和社会委员会了解到，在欧洲智能电网技术课题中，家用燃气热电联产装置并网技术的发展，将促进燃气热电联产装置的普及。 燃气热电联产装置的并网与太阳能光伏发电装置的并网有相似之处，两者均由电网末端向电网供电。燃气热电联产装置的优点在于，供电时间和功率更易控制。利用智能电网的信息交换功能，使用者可以规定家用热电联产装置向电网供电的时间和供电量。利用智能电网进行协调运行，能够实现双向的实时信息交换，更有利于提高电网的可靠性、电能质量和运行效率。 目前，法国政府鼓励家庭安装微型发电装置，如家用燃气热电联产装置。在利用燃料获得电能的过程中，通常需要先将燃料的化学能转换为热能。按照热力学原理，热能不可能全部转换为电能，发电过程必然产生副产品——热量。热电联产是对发电过程中产生的两种形式的能量——电能和热能均加以有效利用。家用燃气热电联产装置的典型运行方式是，将燃气转换为动力或直接发电，同时回收利用热能。因此，相对于大型发电设备而言，家用燃气热电联产装置的能源利用效率可以提高1倍左右。不过，目前英国家用燃气热电联产装置的安装数量仍然很少，还没有对英国电网运行造成明显影响。 与日本家用燃气热电联产机组主要采用内燃机为原动机的做法不同，欧洲的产品则更多使用外燃发动机为原动机，以斯特林循环为主，少量采用朗肯循环。采用外燃发动机的产品可以使用的燃料种类较多，维护工作量少，不少产品在10年或10年以上的使用期内无需维修。但是，这种产品的热电转换效率较低，通常为15%～20%，结合热利用措施后，一般热利用效率约为80%。2010年，德国大众和lichtblick能源公司合作生产家用燃气热电联产机组，该产品最突出的特点是采用了先进的烟气冷凝热回收技术，热利用效率高达94%，机组的热电转换效率超过20%。大众公司和lichtblick能源公司计划的年生产能力为1万台以上。 新材料：新工业革命的物质基础 2012-07-03 作者：记者 张彬/北京报道 来源：经济参考报 ●任何一种高新技术的突破都必须以该领域的新材料技术突破为前提，新材料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将起到无可代替 的基础和支撑作用。 ●2015年我国新材料产业总产值要达到2万亿元，年均增长率超过25%。 ●大型跨国公司以其技术研发、资金、人才和专利等优势，在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新材料产品中占据主导地位，对我国新材料产业发展构成较大压力。 碳纤维复合材料是一种轻质高强的高性能的结构材料，主要用作航空航天结构，也被广泛地用于汽车、风电、海洋、机械及体育器材等领域。（图片由中国材料研究学会提供） 新材料是一种基础性和支柱性战略产业，是现代高新技术和产业的基础和先导。任何一种高新技术的突破都必须以该领域的新材料技术突破为前提。材料方面的突破将有可能引发新的产业性革命。2015年我国新材料产业总产值要达到2万亿元，年均增长率超过25%。 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独家专访时曾表示，新一轮产业变革是一种建立在互联网和新材料、新能源相结合上的新经济发展范式。材料工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新材料是材料工业发展的先导，新材料已被列入国家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工程院院士干勇曾表示，目前我国对新材料非常重视，财力、人力、物力都向材料集中。 有关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新材料是攻关新工业革命的物质基础，中国需要看清和把握新材料技术和产业的发展前沿，构建完整的新材料产业体系。 新材料是新科技革命的物质基础 中国材料研究学会咨询部主任唐见茂向《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新材料涉及领域广泛，一般指新出现的具有优异性能和特殊功能的材料，或是传统材料改进后性能明显提高和产生新功能的材料，主要包括新型功能材料、高性能结构材料和先进复合材料，其范围随着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产业升级不断发生变化。新材料既是现代化的一种高新技术，又代表现代化的高新技术产业。 唐见茂说，新材料有两方面内涵：一方面是指运用新概念、新方法和新技术，合成或制备出具有高性能或具有特殊功能的新材料。如碳纤维可以说是一种全新概念的新材料，用聚丙烯腈原丝经过专门的碳化工艺制备而成；另一方面是指对传统材料的再开发，使性能获得重大的改进和提高，如纳米改性、稀土改性等，工程塑料改性目前较活跃，品种增多，性能不断提高。 唐见茂认为，新材料是攻关新科技革命的物质基础，它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地位和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新材料本身就是一种高新技术，又是现代高新技术和产业的基础和先导。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将出现高新技术的大量开发和应用，任何一种高新技术的突破都必须以该领域的新材料技术突破为前提。就我国而言，某些重大工程和项目中出现的问题和困难都可以归结为材料技术还没有取得突破。而新材料的突破往往会引发人类划时代的变革，如上世纪60年代高纯硅半导体材料技术的突破，使人类进入信息化时代。又如高性能碳纤复合材料在今后20至30年将迎来新发展时期，引发一场航空工业革命性的变革(包括设计理念、物流供应链及维修服务业）。因此新材料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将起到无可代替的基础和支撑作用。 第二，新材料与现代科学技术深度融合，是现代科学技术的组成部分，也是制约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瓶颈。第三次工业革命将以新能源、信息和新材料结合为特征，这样的话将有大量的各种新材料得到开发应用，如果新材料的性能和质量不能突破，将直接影响到其它高新技术的应用和产业发展。 第三，新材料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作用非常重要，大有作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背景是资源、能源问题的全球性紧迫，目标是可持续发展。新材料的作用非常重要，大有作为。例如：新能源材料是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基础。 环境友好材料对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维持生态平衡将起到重要作用。轻质高强的新型结构材料将体现节能降耗的巨大效益。生物医用材料将提高人类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新型绿色建材关系到资源充分利用。 全球新材料产业发展趋势 当今世界，科技革命迅猛发展，新材料产品日新月异，产业升级、材料换代步伐加快。唐见茂表示，新材料技术与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相互融合，结构功能一体化、功能材料智能化趋势明显，材料的低碳、绿色、可再生循环等环境友好特性备受关注。发达国家高度重视新材料产业的培育和发展，具有完善的技术开发和风险投资机制，大型跨国公司以其技术研发、资金、人才和专利等优势，在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新材料产品中占据主导地位，对我国新材料产业发展构成较大压力。 从全球来看，新材料的发展趋势可归纳为： 第一，新材料与其它新技术深度融合，形成跨学科、跨领域、跨部门的发展态势。如高纯硅半导体材料，是目前太阳能光伏材料和电子信息技术的核心材料。以半导体芯片技术为基础的数字化技术已融入现代技术的各个领域和部门，如生物芯片、半导体照明、仿生、通讯、遥控、数字化制造、节能等。 第二，新材料上、下游产业结合更加紧密。新材料具有跨学科、领域、部门的特征，与信息、能源、医疗、交通、建筑等产业结合越来越紧密，新材料产业呈横向扩散和互相包融趋势。新材料与器件制造一体化，上下游产业纵向联合，产业链向下游应用延伸。产品高性能化、功能化和多功能化，开发和应用联系更加紧密。如半导体照明，从上游的芯片材料到中游的各种产品开发到下游的应用，必须形成完整产业链，以提高效率，降低资源消耗。又如新型动力电池，也是从上游正、负极材料到中游电池产品到下游的各种应用必须有完整的产业链，以满足各种要求。 第三，新材料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发展绿色、高效、低能耗、可回收再用的新材料以及发展先进的数字化制造技术是新材料发展的主要方向，对实现持续发展非常重要。未来新材料的发展将加强注重与资源、能源、环境协调发展，注重资源再生利用，发展低能高效、无污染或少污染制造技术，提高产品人性化、环保化。以绿色建材为例，未来新材料在建材领域的目标是：抗菌、防霉、隔热、阻燃、调温、调湿、消磁、防射线、抗静电等。 第四，经济需求成为主要发展动力。当前的世界，谁能在新技术及产品上发展更快，谁就能占领未来经济新增长的主动权。有关统计显示，2010年全球新材料产值8000亿美元，新材料带动的相关产业主要有能源、生物、信息、交通和环保等。 《新材料产业“十二五”规划》显示，我国新材料市场需求巨大： 新能源方面，“十二五”期间，我国风电新增装机6000万千瓦以上，建成太阳能电站1000万千瓦以上，核电运行装机达到4000万千瓦，预计共需要稀土永磁材料4万吨、高性能玻璃纤维50万吨、高性能树脂材料90万吨、多晶硅8万吨、低铁绒面压延玻璃6000万平方米，需要核电用钢7万吨/年、核级锆材1200吨/年、锆及锆合金铸锭2000吨/年。 节能新能源汽车方面，到201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累计产销量将超过50万辆，需要能量型动力电池模块150亿瓦时/年、功率型30亿瓦时/年、电池隔膜1亿平方米/年、六氟磷酸锂电解质盐1000吨/年、正极材料1万吨/年、碳基负极材料4000吨/年。乘用车需求超过1200万辆，需要铝合金板材约17万吨/年、镁合金10万吨/年。 高端装备制造方面，“十二五”期间，航空航天、轨道交通、海洋工程等高端装备制造业，预计需要各类轴承钢180万吨/年、油船耐腐蚀合金钢100万吨/年、轨道交通大规格铝合金型材4万吨/年、高精度可转位硬质合金切削工具材料5000吨。到2020年，大型客机等航空航天产业发展需要高性能铝材10万吨/年，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应用比重将大幅增加。 新一代信息技术方面，预计到2015年，需要8英寸硅单晶抛光片约800万片/年、12英寸硅单晶抛光片480万片/年，平板显示玻璃基板约1亿平方米/年，tft混合液晶材料400吨/年。 节能环保方面，“十二五”期间，稀土三基色荧光灯年产量将超过30亿只，需要稀土荧光粉约1万吨/年；新型墙体材料需求将超过230亿平方米/年，保温材料产值将达1200亿元/年;火电烟气脱硝催化剂及载体需求将达到40亿元/年,耐高温、耐腐蚀袋式除尘滤材和水处理膜材料等市场需求将大幅增长。 生物产业方面，2015年，预计需要人工关节50万套/年、血管支架120万个/年，眼内人工晶体100万个/年，医用高分子材料、生物陶瓷、医用金属等材料需求将大幅增加。可降解塑料需要聚乳酸（pla）等5万吨/年、淀粉塑料10万吨/年。 我国新材料产业发展现状 “我国已成为材料大国。十种有色金属产量连续8年世界第一，高分子材料产量多年位居世界前列。”唐见茂表示，经过几十年奋斗，我国新材料产业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在体系建设、产业规模、技术进步等方面取得明显成就，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具备了良好发展基础。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新材料产业体系初步形成。我国新材料研发和应用发端于国防科技工业领域，经过多年发展，新材料在国民经济各领域的应用不断扩大，初步形成了包括研发、设计、生产和应用，品种门类较为齐全的产业体系。 第二，新材料产业规模不断壮大，平均年增长10%，重点材料如电子信息材料达20%-30%，生物医用材料达20%。2010年我国新材料产业规模超过6500亿元，与2005年相比年均增长约20%。其中，稀土功能材料、先进储能材料、光伏材料、有机硅、超硬材料、特种不锈钢、玻璃纤维及其复合材料等产能居世界前列。产业集群发展，区域特色明显，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三个新材料产业集群区，全国新材料企业超12000家。 第三，部分关键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我国自主开发的钽铌铍合金、非晶合金、高磁感取向硅钢、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mdi）、超硬材料、间位芳纶和超导材料等生产技术已达到或接近国际水平。新材料品种不断增加，高端金属结构材料、新型无机非金属材料和高性能复合材料保障能力明显增强，先进高分子材料和特种金属功能材料自给水平逐步提高。 唐见茂同时表示，虽然我国新材料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是总体发展水平仍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新材料产业尚未实现由资源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的跨越，产业发展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新材料自主开发能力薄弱。关键新材料保障能力不足，许多关键产品还依赖进口，受到国外制约，如高铁的轮对材料、第三代锂电正极材料、半导体上游材料等。产品仿制多，技术落后，核心技术受制于人。 第二，产业发展缺乏科学规划、统筹规划和政策引导，产业结构不甚合理，产业规模小，较分散、同一水平重复多，形成国内同行竞争。 第三，大型材料企业创新动力不强，研发投入少，关键新材料保障能力不足；产学研用相互脱节，产业链条不完美，新材料推广应用困难，新材料产业研发投入少且分散。 第四，新材料产业总体仍处在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粗放型的阶段。新材料的高产值以高能耗换取，万元gdp能耗为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是日本的7.2倍。资源利用率不高，如有色金属矿产资源利用率为60%，比发达国家低10%-20%。 2015年我国新材料总产值要达2万亿元 “美国把新材料提高到第二重要的战略位置。”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协副主席黄伯云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我国新材料的发展也面临着很大的发展机遇。 《新材料产业“十二五”规划》提出，我国新材料产业“十二五”时期的发展目标是，到2015年，初步形成具有完善政策体系、创新能力较强、规模化的新材料产业体系，在各重点领域掌握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材料与技术。 具体而言，在产业规模方面，2015年新材料产业总产值要达到2万亿元，年均增长率超过25%；研发投入明显增加，重点新材料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比重达到5%。建成一批新材料工程技术研发和公共服务平台。 在产业结构方面，打造10个创新能力强、具有核心竞争力、新材料销售收入超150亿元的综合性龙头企业，培育20个新材料销售收入超过50亿元的专业性骨干企业，建成若干主业突出、产业配套齐全、年产值超过300亿元的新材料产业基地和产业集群。 在保障能力方面，新材料产品综合保障能力提高到70%，关键新材料保障能力达到50%，实现碳纤维、钛合金、耐蚀钢、先进储能材料、半导体材料、膜材料、丁基橡胶、聚碳酸酯等关键品种产业化、规模化。 唐见茂表示，《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的出台，使得新材料将迎来新的发展时期，2020年新材料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之一。技术定位是，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材料与技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形成我国新材料产业发展的科技创新体系和产业规模。市场定位：主要满足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的重大需求。瞄准国际化的高新技术高端市场，具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性价比。 发展新材料的对策 唐见茂表示，对于新材料在“十二五”时期的发展，国家将在财政支持、税收激励、信贷和融资、对外合作、人才培养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材料将得到重点支持，如新能源材料、半导体照明材料、新型显示材料、高性能电池材料、稀土功能材料、高性能纤维及其复合材料等。前沿性基础材料研将得到加强，如超导材料、纳米材料 与器件、功能与智能材料、新型微电子和光电子材料等。新材料重点产业将持续发展，包括石化、钢铁、有色、轻工、建材等。具体而言， 第一，应加速产业结构调整，促进新材料由资源型向集约型转变。完善产业发展的政策体系，加快资源整合，优化产业布局，根据各地优势资源及产业基础，重点培育和发展一批新材料产业骨干企业；通过支持企业强强联合、兼并重组，促进产业集聚和资源整合，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新材料企业集团，构建产学研用协调发展的产业模式。 第二，加强企业技术创新及技术改造。鼓励支持上下游企业和科研院所建立各种模式的创新联盟，由企业、研究机构和大学共同参与，强化技术开发的实用性、先进性和集成性，通过知识产权的约定保障各自利益。 培育一批有典型示范效应的产业基地和园区，搭建产学研用一体化创新平台，加快技术研发、成果推广和产业化步伐。鼓励国外研究机构和公司参与产学研用联盟，在互惠互利及产权保护协议的基础上，开展合作研究、人才培训和技术交流。 第三，健全和完善新材料产品国家标准体系。根据我国新材料产品的特点和发展趋势，健全和完善新材料产品的国家标准体系。积极参与新材料国际标准的制定。 第四，建立和完善高效的投融资体系。建立有利于新材料产业发展风险投资扶持政策，积极引导风险资本与成长型新材料企业对接，完善市场退出机制。加大财政、金融、税收、土地等方面对新材料产业的扶持力度，设立新材料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确保对新材料产业连续、稳定的支持。 第五，营造使用我国自主开发的新材料的机制和环境。鼓励优先使用我国自主开发的新材料，加大支持力度，对于战略性的重要新材料，如碳纤维等，可成立专门的工程应用研究中心，开展高端应用研究，在应用中实现改进和提高。 第六，争取和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保证国内企业健康发展。高度重视利用反专利、反倾销手段为我国新材料的发展创造公平的市场环境，保护我国新材料产业健康发展。严格控制稀缺资源和资源型初级产品出口，强化我国具有资源优势的新材料的比较优势，构建良好的供应体系，共同培育国内材料产业发展的市场环境。 第七，实施专业人才培养战略。加大新材料领域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力度，建立适合创新人才发展的激励和竞争机制，吸收国外高水平的技术和管理人才，为推动我国新材料产业科技创新体系的建设提供保障。 “两化融合”接轨第三次工业革命 2012-07-04 作者：记者 梁倩 侯云龙/北京报道 来源：经济参考报 ●第三次工业革命实质是通过两化融合推动制造业深刻变革，重塑制造业格局。 ●我国现阶段信息基础设施发展与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而且这种差距在过去五年还被拉大。 ●两化融合可以帮助我们实现工业转型，产业链由低端向高端转型，产业结构从提供产品向提供服务转型，生产方式从粗放向精细化转型，管理模式从传统向现代转型。 当前，国际国内经济环境错综复杂，世界经济复苏的曲折性和艰巨性进一步凸显，不同经济体走势出现分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速下降，使得我国外部需求萎缩难以避免。从国内看，我国经济运行中仍然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经济下行压力正在加大，工业领域尤为明显。 在此背景下，中央提出“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战略部署，大力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立足当前，利用信息技术发展应用培育新的增长点，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着眼长远，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推进工业转型升级，提高工业发展质量和效益。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大力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的战略方针，召开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高层研讨会，对发展两化融合战略意义，发展路径，以及未来发展重点做深层次探讨。 时代环境：“第三次工业革命”：历史机遇不可多得 当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发展中期，工业化进程尚未完成，与此同时信息化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浪潮正在涌来。 北京理工大学党委书记郭大成指出，第三次工业革命是进入信息化的标志，从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看，发达国家是在 工业化完成或者基本完成情况下进入信息化的，并把信息化作为国家发展的优先战略，而我国则在工业化还没有完成情况下又遭遇信息化，使得我国工业化进程必须与信息化同时开展，考虑与信息化融合，走出一条与发达国家不同的实现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即有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发展之路。 利用此次经济变革，把握历史机遇。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郑新立表示，“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于我们来说是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前两次工业革命我们都落后了，因此，有可能的话，我希望第三次工业革命不要被发达国家落得太远，争取尽可能走在前面。”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罗文介绍，目前有国内外专家认为，一种建立在互联网与新能源相结合基础上的新的生产模式即将到来。传统能源主要是化石能源、煤天然气和石油等，它们的不可持续性必然导致第二次工业革命终结，第三次工业革命就是新兴可再生能源技术，与新兴的互联网和通信技术的融合，这将会对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带来巨大的改变。 随着两化融合的深入，传统的制造业将发生转变。首先是绿色制造，注重产品环境属性，包括工艺规划，材料选择，产品包装回收处理等；其次是智能制造，基本特点是整个生产线全自动化，生产效率显着提高，极端制造能力增强；然后是服务型制，主要是在机械制造、航空等领域，制作企业围绕增强产品功能，发展维护服务业务。 罗文强调，要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两化融合国家战略部署。他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实质是通过两化融合推动制造业深刻变革，重塑制造业格局，因此要用更广阔的视野看待两化融合推动新工业革命，要积极推动信息技术在制造业应用继承和融合创造，要提升研发设计网络化水平，要提升生产装备和生产过程智能化水平，要加快生产方式变革和商业模式创新，要以信息化促进生产服务型发展，支撑制造业转型升级。 战略意义：“两化融合”关系未来经济命脉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争夺国际产业发展制高点的竞争日趋激烈，我国要素成本增长与产业价值链低端的矛盾日益突出、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增强的国内外形势，加快工业转型升级、推进新型工业化的艰巨历史任务，迫切需要发挥信息化引领经济社会变革的重要作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工信部部长苗圩表示，在世界经济持续调整和快速变革的关键时期，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正在加速重构全球工业生产组织体系，成为发展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途径，为企业创新发展带来了新机遇，为应对资源环境挑战提供了新方式。要准确把握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在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上迈出新步伐。 苗圩说，两化融合既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也是一种新的发展方式，更是一种新型的发展理念。“尽管我们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要清醒地看到，两化融合的推进，与发达国家的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信息化仍处于以局部应用为主的阶段。另外，在不同行业发展上水平差异较大，多数企业的集成应用水平亟待提升。 “我国现阶段信息基础设施发展与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而且这种差距在过去五年还被拉大；核心芯片、操作系统等关键技术仍然没有摆脱受制于人的局面，网络信息安全形势日趋严峻复杂。针对这些问题，我们还需要在今后工作中认真研究并加以解决。”苗圩如是说。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普及应用，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不断引领人类生产方式的新变革，正成为一种全面、动态、优化的资源配置方式，重塑全球化时代国家产业竞争的新优势。 苗圩指出，过去的工业革命告诉我们，产业技术革命带给制造业最重要的影响是不断催生和建立新的生产和组织方式。信息化正加速重构全球制造业的生产组织体系，基于信息技术的新生产方式日益成为制造企业增强市场控制力、提高产品附加值、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 工信部副部长苏波指出，两化融合在工业转型升级中意义重大，工业转型升级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主战场，两化融合是工业升级转型的内在要求，也是增强产业创造能力的基本途径。当前，信息技术不仅仅是制造业的一种工具和手段，也是制造业本身的核心。信息技术可以全面提升企业研发设计创新能力，提高装备工业水平，提高产品附加值，与服务业深度融合，加速推进生产服务业的发展。从这一角度看，两化融合有助于加快构建现代生产体系，是培养新产业和新业态催化剂。新产业和新业态是经济保持活力的源泉，传统产业升级正在带动云计算、物联网等战略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基于信息技术的流程重组再造，衍生成诸多产业形态。两化融合已经成为破解自然环境约束的有效途径，信息技术可以改善产品质量和性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能耗物耗，降低污染排放，提高空间使用效率，使各种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上海市常务副市长杨雄表示，两化融合是上海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他指出，作为我国工业重地的上海，工业已经过几十年发展，遇到了一个新的瓶颈。传统工业面临环境、能源、土地等条件的限制，按照原有的传统路线不 可能再发展，因此，必须走两化融合的道路。 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表示，信息化问题，已经不是一个产业的问题，而是涉及整个世界未来经济发展的走向问题，也涉及国家未来经济命脉。他认为，虚拟技术和信息技术将会是未来科学技术发展的重点。 王树国同时指出，在21世纪信息技术发展是不可回避的，智慧地球，物联网，云计算等都建立在新信息技术发展的基础上，而信息技术发展快，且更新频率高，因此，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此，我们应产学研结合，使从事这方面的it企业与高校结合起来，弥补自己在技术上的不足。 中国工程院院士吴澄认为，两化融合的目标是促进我们国家产业的转型升级，并最终建设成创新型国家，将我国从制造大国变成工业强国。在全球化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各国都面临‘经济增长新动力’的问题。新的增长动力在哪里？有观点认为是新能源产业、智能化、低碳贸易、文化产业和有机农业为主导的信息产业。这些和两化融合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两化融合可以帮助我们实现工业转型，产业链由低端向高端转型，产业结构从提供产品向提供服务转型，生产方式从粗放向精细化转型，管理模式从传统向现代转型。 发展路径：紧跟前沿高端技术的发展 加快构建结构优化、技术先进、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是我国优化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根本要求，也是推动两化深度融合的主攻方向。 苗圩认为，信息技术向传统产业的广泛渗透，不断突破企业规模和组织界限，为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转型升级提供了新机遇。信息技术与能源、材料、生物和空间技术交叉融合，不断形成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电子商务、现代物流、工业设计、软件和信息服务等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步伐不断加快，成为制造业的“心脏”和“大脑”，为高端制造业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和支撑。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指出，推进工业化重点必须实现四个重要的转变，从数量扩张为主转向内涵提升为主、从过于依赖外需转向依靠内需、从伤害自然到珍爱自然、过渡分散转向适度集中。 从数量扩张为主转向内涵提升为主工业化，对于我国工业化发展阶段，各方说法不一，杨伟民认为，判别工业化标准不能单纯看数量指标，还要看质量方面情况。“我国已有多个世界第一，但是总体质量并不是世界第一，拥有知名品牌不是世界第一，技术水平也不是世界第一，从自主品牌，自有技术，核心技术，知名企业等来衡量我们也不是世界第一。因此，我们现在工业化的突出问题是质与量失调。 “量向质的提升，缩小与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在结构质量，技术品牌，服务消耗等方面的差距，是我国下一步工业化的最重要转变。”杨伟民表示。 从过于依赖外需工业化，转向依靠内需工业化。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我国出口增速不断增长，但是，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赶不上制造业生产能力快速扩张，赶不上出口增长。例如，我国太阳能生产，生产能力巨大，但主要面向出口，国内市场潜力还没有形成现实需求消费。原因在于培育发展战略新兴产业时，只抓重点，扩大投资、生产，对如何培育国内需求重视不够。 杨伟民指出，我们应把扩大内需作为重点，切实满足国内需要特别是消费需求上。与此同时，我国工业还将从伤害自然工业化到珍爱自然工业化、从过度分散工业化转向适度集中工业化转变。 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周宏仁认为，从第三次工业革命和两化融合的角度出发，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特别是过去十年，两化融合使得制造业有了飞跃发展和进步。总的来看，中国制造业已经相当于发达国家1990年代末、21世纪初的水平。他指出，制造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未来发展的关键，在于我们创新能力，而创新能力取决于我们科学技术的发展。 他指出，先进制造业的核心在于不断地创新，当代先进制造业不断迅速利用各种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对产品生产过程进行改造和优化。“我们的工业部门能否对科学技术最新成果保持高度敏锐性，而且能够迅速使之转化成产品，是影响我们整个工业化发展的关键，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就很难和发达国家展开竞争。” “先进制造业的本质就是提高创新能力。”周宏仁建议，今后的两化融合，一定要促进与信息化相关的学科的融合，无论哪一个行业，高端嵌入式系统和工业软件发展，都要紧跟前沿高端技术的发展。 对此，杨雄向我们描述出上海未来发展路径，促进工业由制造向制造转变，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由粗放向集约型转变，按照高端化，集约化，服务化的发展方向，推动321产业融合发展，加快构建现代服务业为主体，战略新兴产业为引领，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新兴产业体系。 工作重点：着力推动制度建设 未来我国经济、科技将怎样发展，两化融合的重点什么？对于推进我国两化融合工作战略，郭大成指出，两化融合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人才队伍，体制机制，技术创新能力，信息技术应用水平等诸多方面，要推动两化融合需要统筹考虑，从战略高度做出系统规划，分类推进，实施。因此，我们提出“五抓”。分别是，一抓领导，首先要抓好龙头企业培育，用龙头企业带动发展。二抓扶植，促中小企业加快信息化步伐。三抓培养，引导高校设置两化融合相关的专业学科，培养两化融合专业高端理论研究人才和应用人才。四抓改革，完善机制，要进一步明晰分工，加强职能，建议建立国家推进两化融合部际联席会机制，维护市场环境，通过完善政策、法规，建立有利促进企业两化融合发展环境。五抓创新，促技术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全面提升经济发展内生动力，要靠技术科技力量，最关键是要大幅度提出治理创新能力，要以重大技术专项为依托，整合企业科研院所资源，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加快培训一批咨询设计、集成实施大型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加强学校、企业院所之间的合作，促进产业整体技术水平的提升。 吴澄认为，在两化融合过程中，我们应该注意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的工业系统安全运行；作为两化融合抓手，也是实现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抓手的嵌入式系统；将带来大量衍生应用和产业化机会的智慧地球和云计算；具有客观前景和巨大的发展空间的现代服务业。 他同时指出，除此以外，还要关注颠覆性技术。所谓颠覆性技术，它的出现对原有产业产生有颠覆性影响。“比如说数码相机取代了传统相机。国外有一个预测，未来诺基亚品牌可能消失，而同时苹果公司却抓住了机遇，可见颠覆性技术非常重要。” 对于未来发展方向与重点，苗圩给出总结，“坚持把结构调整作为两化融合的主攻方向。”我国已成为全球具有重要影响的经济体和工业大国，但工业大而不强，结构性矛盾突出，要把推进两化深度融合作为调整结构的主攻方向。 “坚持把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作为两化融合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苗圩表示，企业是两化融合的主体，是信息技术装备投入的主体、应用的主体以及受益的主体，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是两化融合的出发点和脚点。 “坚持把建立自主可控的信息技术产业体系作为推动两化深度融合的重要支撑。”以增强工业电子、工业软件和信息服务能力为重点，提升支撑两化融合的水平。依托科技重大专项和技术改造，推进信息技术与传统工业技术间协同创新，加快汽车电子、船舶电子、机床电子等产品的开发和产业化。大力发展高档数控系统、制造执行系统、工业控制系统、大型管理软件等工业软件，提高国产工业软件、行业应用解决方案的市场竞争力。实施“宽带中国工程”，着力构建宽带、融合、泛在、安全的下一代国家信息基础设施。 “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两化深度融合的突出重点。”加快信息技术与环境友好技术、资源综合利用技术和能源资源节约技术的融合发展和普及应用，以信息化创新能源资源管理和利用方式，注重发展与节能减排相关的信息技术与产业，培育中小企业两化融合促进节能减排的服务体系。 “坚持把科学发展作为引领两化深度融合的根本要求。”完善两化融合发展环境，通过评估规范、政策引导和技术支持，引导培育一批实现信息技术集成应用、具有全球配置资源能力、引领行业发展的行业骨干企业，加快精益制造、全生命周期管理、协同设计、供应链协同、服务型制造等先进生产管理模式的创新发展。针对中小企业创新能力弱、管理水平低、资金不足、市场开拓难等突出困难，推动中小企业信息化服务平台走向专业化、市场化、社会化，大幅增强企业产品创新、质量控制、节能减排、市场响应和拓展等方面的能力。 郑新立指出，加强培育电子信息业龙头企业是当务之急。我国不仅应在通讯设备制造领域，还应在集成电路，软件等等领域培育出像苹果公司这样能提供一揽子解决方案的企业，培育出中兴、华为这样的骨干龙头企业。 应围绕重大技术课题组织产业联盟，实行联合攻关。郑新立说：“it行业有一些重大课题，单靠一个企业，没有那么大的资金，没有那么大的人力。像大型成套设备自动控制系统，飞机的控制系统，电子控制系统，高速火车的安全控制系统，信号系统，汽车的电子系统，机床的控制系统等等，我们应组织产业联盟进行攻关这样一个重大项目，这就要发挥我们政府的作用，组织相关企业实行联合攻关，用政府投资引导企业投资，形成对重大技术问题攻关强大的能力。 郑新立同时指出，要抓住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机遇，占领技术的制高点。在移动互联网时代，4g、云计算、显示设备等技术突破将是我国抓住移动互联网时代到来带来的机遇重要挑战。充分利用国际市场科技资源来加快两化融合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利用现阶段国际经济疲弱的态势，引进人才和创新。“实践证明，引进创新是自主创新的捷径也是效率最高的方式。” 信息技术革命正在孕育新的突破 专访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副主任张新红 2012-07-05 作者：记者 张彬/北京报道 来源：经济参考报 ●新材料、新能源、生物技术都非常重要，它们与信息技术结合共同发挥作用才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内核。 ●信息技术发展远未终结，在孕育着新的、更大的突破，高速度、大容量、宽带化、泛在化、智能化是发展趋势。 ●信息产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战略性、先导性、引领性的作用不断加强，推动新的产业形态出现。 ●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将大大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提高工业发展质量和效益，孕育更多新的工业形态。 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举办的“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成果展览会”在北京举行。在展览会上，观众可以直观感受到信息技术的“无孔不入”，信息化在与工业化的融合过程中对经济和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仍在继续。信息化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国家的战略选择，下一代互联网、新一代移动通信、物联网、云计算、三网融合等都在孕育着信息技术新的更大的突破。如果说第三次工业革命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等三方面与信息技术的融合，那么信息技术在其间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有着怎样的发展趋势？记者近日就相关问题专访了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副主任张新红。 信息技术革命远未结束 “信息技术具有广泛的渗透性，就像是水银铺地般的无孔不入，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领域、各环节都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张新红告诉记者，新材料、新能源、生物技术都非常重要，它们与信息技术结合共同发挥作用才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内核，而信息技术是其中最活跃、渗透力最强的一种通用技术。 张新红认为，信息技术能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新材料、新能源、生物技术中都发挥重要的作用，这就是它的可爱之处也是它的伟大之处，相比于新材料、新能源、生物产业来说，信息技术有着更大的社会影响，信息技术的革命将带动产业革命，而产业革命会引发经济和社会方面的革命，也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社会的发展阶段划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 当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的信息化都达到了一定水平，生产力性质和经济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人类便进入了信息社会。信息技术作为通用技术，具有较强的广泛渗透特征，可以在所有领域和环节得到深入应用，也因此便有了国家信息化、地区信息化、政府信息化、行业信息化、企业信息化、家庭信息化、城市信息化、农村信息化等。 张新红认为，信息技术更能代表一个新的社会形态和发展阶段。1969年5月17日，国际电信联盟把每年的5月17日定为“世界电信日”；200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确定将每年的5月17日定为世界信息社会日，现在每年的5月17日全世界的各个国家都要庆祝这两个节日，这也标志着人类已开始进入信息社会。 张新红说，前些年有人担心摩尔定律将失效，信息技术革命将走到尽头。现在人们得出的结论是，信息技术革命仍在继续，而且正在孕育新的、更大的突破，这是个基本判断。 信息技术的发展趋势 既然信息技术的发展远未终结，那么它面临着怎样的发展趋势呢？在张新红看来，信息技术有五大趋势： 第一，高速度的发展趋势。1965年4月，intel公司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发表文章称，计算机芯片的性能每年增加一倍，而制造成本则会相应减少。后来很多人根据实际发展情况证明，微处理器的处理能力大约每18个月翻一番，这就是着名的摩尔定律：当价格不变时，集成电路上可容纳你的晶体管数目约18个月便会增加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倍。过去，大家对摩尔定律还有争论，认为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晶体管数目总会有一个极限，但是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现在的趋势也越来越清楚，摩尔定律仍然成立，并且目前发展的速度比以前还要快，比如目前一个微处理的芯片可以包含超过十亿个的晶体管。 就计算机的计算能力而言，我国的曙光超级计算机曾在2010年排名世界第一。2011年6月份，日本理化学研究所与富士通共同研发的超级计算机“京”后来居上，计算能力可达每秒8162万亿次以上。今年6月18日，国际超级计算机组织公布最新的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名单显示，美国ibm最新研制的超级计算机“红杉”成为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计算能力比“京”提高了一倍，红杉的持续运算测试达到每秒16324万亿次。 第二，大容量的发展趋势。光纤传输的速率变得越来越高，原来光纤取代铜线电缆就是重大的革命，那时候的一根光纤可以容纳2000人同时通话就被认为是了不起的进步；而现在一根头发丝细的光纤可以让八千万人同时通话。信息技术大容量的发展趋势，会使得所有人享受信息技术和信息产品成为可能。另外，信息技术大容量还体现在存储技术的革命，原来的一个软盘可以存储1.44兆，有专家预计，未来可实现每立方毫米存储100万g，功耗只相当于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千万分之一，像这样的生物芯片一旦投入使用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可想而知。 第三，宽带化的发展趋势。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在寻找经济发展新的支撑点的时候，基本上都把宽带发展战略作为国家重要的发展战略之一，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都制定了宽带化发展战略。英国提出了数字英国战略，将之作为国家长期发展和繁荣的战略支柱；欧盟提出了到2015年的数字化目标，并将此作为整个欧盟发展战略的七个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韩国制定了一批国家战略，成立了知识经济部，要求全面加大韩国新兴技术研发、产业发展和应用推广的力度，为该国应对危机和保持快速发展势头起到重要作用；新加坡制定了2015智能国家战略，明确提出要依靠ict技术，把新加坡建成全球的城市、智能的国家。 靠宽带的普及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速，成为世界各国的战略选择。虽然我国的宽带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是在不断拉大的。 今年3月，工信部宣布正式启动实施“宽带普及提速工程”，并提出2012年的阶段性目标，其中包括使用4m及以上宽带接入产品的用户超过50%，新增光纤入户(ftth)覆盖家庭超过3500万户。据记者了解，备受关注的“宽带中国战略”方案也处于起草阶段，“宽带中国战略”的核心任务是推动宽带提速与普及，为此，国家将会加大引导资金投入，国家发改委将会同工信部、财政部、科技部、国资委等多个相关部门，酝酿成立普遍服务投资基金，从资金来源角度首先解决宽带建设的资金问题。 第四，泛在化的发展趋势。泛在化即广泛存在的网络，它以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无人不能为基本特征。从人的角度来看，泛在化意味着要能保证一个人在任何地点都能保证使用同样的通讯手段，利用同样的信息资源进行信息的加工、处理。从对象和工具来看，泛在化意味着每个物品都将会被赋予信息化的功能，每个产品的生产和服务都是通过信息化手段实现的。无线、宽带和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泛在网络应用不断深化，网络与应用的泛在化将成为信息社会的重要特征。宽带网络将如同路网、电网、管网一样成为通用型基础设施，深刻地融入到人们日常的生产、生活和工作中去。 第五，智能化的发展趋势。随着全球物联网、云计算及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深入应用，全球信息化发展正酝酿着重大变革和新的突破，向更高阶段的智能化方向发展，包括基础设施智能化，比如智能电网、智能水利、智能交通。it业下一阶段的任务是把新一代it技术充分应用到各行各业中，尤其是把传感器嵌入和装备到电网、铁路、公路、供水系统、油气管道和建筑等各种物体中，可以大大提高产品、产业、管理系统的智能化水平。 信息产业的发展趋势 信息技术的发展还在继续深化，它的推广应用也在不断的深化，信息产业的发展空间也随之不断扩大。在张新红看来，信息产业主要有四方面的趋势： 第一，信息产业规模仍将继续扩大。中国的gdp连续三十年增速在9.9%，信息产业的发展绝大部分的年份都是以两倍、三倍于gdp的速度在增长。这两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再加上信息产业的规模本来已经有很大的基数，速度有所放缓，但仍保持了较高的增长，软件业的表现尤为突出。去年我国软件业实现1.84万亿元收入，比上年增长了32%，整个“十一五”期间软件业收入年均增速达到28%。不难想象，未来的若干年内，我国信息产业的增速仍会超过全国gdp增速。“十二五”时期的发展目标是，软件业务收入突破4万亿元，电子信息制造业销售收入超过10万亿元。 目前我国手机的使用量是每百人70部，而全球的平均水平是75%到80%，北欧国家更是达到了每100人约140部，可以说我国手机市场空间还很巨大。另外，我国互联网的普及率也只有38.3%，而美国的普及率是80%；我国城市居民家庭计算机的普及率每百户70台，而农村去年每百户才达到10台。这些数据表明，现有的成熟产品和技术都还没有充分普及，更不要说将来还会有源源不断的新产品出现，所以说我国在信息产业方面还有巨大的市场空间。 第二，信息产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战略性、先导性、引领性作用不断加强。信息产业的重要性不仅表现在它占gdp的比重不断增加及其自身的商业价值，更表现在它的超强渗透性，即它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的引领和带动作用。 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加速转型的历史时期，信息技术应用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也正从量变走向质变，各个城市也正在大力建设信息化城市，我们从“知识型经济、网络化社会、数字化生活、服务型政府”四个指标考量各地区信息化程度，从2010年各地区信息社会发展水平指数看，上海和北京率先进入信息社会。北京市信息社会发展 指数排名在2001年至2008年一直居全国首位，2009年和2010年被上海超过，位列全国第二。我们可以从以下数据来看北京的信息社会发展状况：北京的知识型经济发展较好，2009年北京第三产业占比超过75%，产业结构指数十年来都是全国第一；2010年北京网络化社会指数为0.7505，仅次于上海，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较为完善，城镇化率较高，数字鸿沟较小；2010年北京数字化生活指数为0.6109，2009年每百人手机拥有量达到107.7部，居民家庭电脑拥有率为31.45%，互联网普及率为65.1%；北京的服务型政府指数一直是全国第一，在线办事指数增长较快，各级政府和部门的网站都增加了网上办事、咨询的内容。 第三，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对传统产品的提升作用。目前一些国家高档车中电子类产品价值的比重已经达到60%以上，如音响系统、自动导航、安全系统等都有信息技术的影子。未来信息化在制造业、农业中的作用会越来越强。 第四，新的产业形态的不断出现。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产业形态和商业模式不算创新，新产业体系发展到一定阶段又会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向网络化和数字化迈进的重要载体。 云计算、按需定制服务、物联网、移动电子商务等越来越深入地走进人们的生活。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网购，或许将来一部手机可以实现生活中的全部信息化功能，如手机上网、手机电视、手机支付、网络会议、远程监控等，相信这一天也不会太远。再如，3d打印机的出现为数字制造提供了无限想象的空间，如果将来所有的东西都可以通过3d打印机打印出来，那么很多个性化的东西就可以便捷实现。有人提出3d打印机将可能改变世界，对此张新红表示，3d打印机究竟能够给人类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现在还看不太清楚，但绝对值得关注。 信息产业促进新型工业化 日前，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主办的“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成果展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在展览会上人们可以直观地了解到最新的两化融合最新成果。 展览会上一系列令人赞叹的成果令观众目不暇接。在展览会记者看到，有的观众正在与目前我国机器人研发最高水平的智能机器人进行语言交流，ac313直升机三维仿真设计平台展示可视化的计算机辅助设计过程；一位工作人员轻轻地摇动手柄就能使灯泡变亮，这是利用引潮力产生的波浪能进行发电的浪泳发电平台——泳动机；高速综合检测列车、智慧城市应用系统终端芯片及解决方案、td-lte智能机器人也都展现了现代信息技术对工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巨大渗透力量。 另外，由于工业企业普遍利用计算机辅助设计、系统仿真等技术开展研发设计，主要行业大中型企业数字化设计工具普及率超过60%。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在介绍“我国两化融合取得的成绩和面临的新形势”时表示，“两化”融合的显着成效之一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提高工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目前，主要行业大中型企业数字化设计工具普及率超过60%，重点行业关键工序数(自)控化率超过50%；钢铁、石化等行业涌现一批综合集成应用水平世界领先的大企业；超过300家中小企业信息化辅导站已覆盖全国所有地级市，“一站式”信息化服务新模式初步形成，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企业管理水平显着提升。 苗圩同时指出，“两化”融合也推进了信息产业做大做强，支撑工业转型升级；通过加快软件、集成电路、信息安全等关键软硬件研发和产业化进程，开展重大产业创新发展和应用示范工程，取得了一批重大技术突破，比如65～45纳米集成电路制造工艺实现量产，国产cpu基础软件研发和应用推广加快，大型立式五轴联动加工中心研制成功。 长期从事信息化研究工作的张新红也是在展览会上流连忘返，他告诉记者，展览会上展出的成果令人兴奋，我国信息化与工业化加速融合，有力推动了工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社会发展，还可以从以下两点来认识信息化对工业化的促进作用： 第一，信息化促进可持续发展。信息化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现可持续的发展，使得企业的运行模式、商业形态发生变化，并大大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提高其产品和服务质量。“十一五”期间，电解铝平均综合交流电耗下降了5%；服装行业新品上市周期2008年至2011年年均缩短13.22%；2010年机床行业的计算机辅助工程(cae)应用率达到了50%；造船行业的工程计划管理信息化达到90.5%。信息技术对节约资源能源、保护环境方面的作用也在增加，比如对建筑物的能量进行智能管控，可以节约能耗15%。全球气候组织曾发布过一份名为《智慧2020：实现信息时代的低碳经济》的报告，提出到2020年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够使全球碳排放减少15%。 第二，信息化对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影响。一方面信息产业包括软件业、硬件业和信息服务业的大发展会使信息产业的作用更加突出。另一方面，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带动了新型服务业的发展，也使得传统产业中的信息和知识含量大大增加，可以说信息技术对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起到重要作用。 信息技术深刻影响生活 信息技术对人们生活的全方位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张新红举例说：忘记带手机比忘记带房门钥匙更能引起我们的坐立不安。张新红说，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待信息技术对我们生活带来的影响： 第一，生活工具的信息化。我们的手机、电脑、数字电视、电子书等等都是电子化，并且越来越多的工作是通过电脑完成。这些信息产品已经不止是个工具，而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成了我们赖以生存的基本环境。 第二，生活方式的信息化。比如网购、网络交往、网络办公、网络学习等。单就网络学习而言，如果可以实现优质教育资源上网，那么就可以使更多的人享受到优质教育，特别是那些边远山区的孩子，可以听最牛学校最牛老师的课程，而身边的老师会主要起到辅导性的作用。大家都能够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的话，全体国民的信息素质可以得到很大提升。我国人均受教育的年限是八年多，西方发达国家都已经达到13年、14年，如果按照现在的资源水平和运作体系往下走，经测算，要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目前的水平还需要至少50年，而如果充分实现优势教育资源的数字化、网络化，则可以大大缩短这一进程。 第三，生活内容的信息化。目前信息类的消费和电子产品的消费比重越来越大，我们的生活内容正在越来越信息化。在所有物联网应用领域中，最让人期待的就是智能家居了，它可以让我们未来生活场景的魔幻般描述成为现实，包括智能家电、智能安防、电子商务、智能看护、信息服务和居家办公。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清晨我们在美妙的音乐中起床，窗帘自动拉开，电视机开始自动播报今天天气并提醒我们穿什么衣服，豆浆机、微波炉也已自动开启并准备好了早餐；出门时门窗、灯光会自动关闭，机器人会自动清扫房间，安防系统也启动，小汽车已自动预热；在路上短信会提醒说孩子已安全到达学校。没有人能把智能家居的全部描述清楚，但是智能家居正在一步一步走入我们的生活。 信息革命还在继续，它对人类的深刻影响还远没有充分显现，但无论如何我们都有理由相信——信息技术真的可以让生活更美好。 各国厉兵秣马角逐新工业革命 新能源和信息技术成为共同的选择 2012-06-19 作者：记者 方家喜 特约记者 一红 文晖/北京 纽约巴黎报道 来源：经济参考报 ●新能源技术将持续突破，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的下降速度极可能大大超出预测。以智能电网、大规模储能电池为代表的配套技术的良好预期，将进一步拉动新能源，提高其在能源结构中的份额。 ●奥巴马发起的“能源新政”及其“绿色产业革命”，对于美国维持其全球霸主地位，很可能起到与上世纪后半叶的“数字化革命”、“信息高速公路”同等重要的作用。 ●欧盟委员会提出的欧盟一揽子能源计划，预计到2020年把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总体消耗中的比例提高到20%，将煤、石油、天然气等一次性能源消耗量减少20%，将生物燃料在交通能源消耗中所占比例提高到10%。 记者最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美中贸易委员会、欧盟经济和社会发展委员会了解到，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许多国家政府纷纷着手进行规划，都把新能源、信息技术等作为未来发展的重点，同时出台财税等方面支持政策，加快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角逐第三次工业革命。 据了解，最近两年，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纷纷把发展的目光聚焦到培育发展既可激发科技创新、又可引领未来发展的新兴产业上来，或者制定发展战略，或者实施专项规划，或者出台具体方案，对新能源、新材料、物联网、节能环保、海洋和空间等新兴产业大加扶持、力促发展，以求抢占经济发展制高点、谋取国际竞争新优势。 各国财税政策直指新兴产业 “最近两年，各主要国家与地区为抢占新兴产业竞争制高点，不惜采取财政直接投入资金等手段加大重点领域和重大项目的研发与产业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的有关专家表示。 据了解，欧盟在新兴产业投融资方面表现出三个共同特点，一是投入的总额大幅度提高：二是投入的领域更加集中；三是投入的数额具体明确。德国政府批准了总额为5亿欧元的电动汽车研发计划预算，支持包括奔驰公司在内的3家研发伙伴，计划在2011年实现锂电池的产业化生产，推动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新加坡则提出2015年前，在可持续发展相关领域投入10亿新元。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美国计划大幅提高研发投入占g d p的比重。奥巴马在总统就职演说中说：“我们要把科学恢复到它应当的位置。”随后，他在美国国家科学院第146届年会上宣布，将把美国g d p的3%投向研究和创新，成倍地增加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能源部科学办公室等3家国家主要科研机构的经费。 记者在欧盟和美国了解到的情况是，有关国家特别注重培育市场需求拉动新兴产业发展。以往，各主要国家和地区扶持新兴产业的政策更加注重通过技术创新驱动产业内生增长。但这一轮的新兴产业发展中，在产业初始就非常重视从需求端引导产业发展。 从手段上说，除传统的政府采购、试点示范、鼓励外部市场开拓之外，将某些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组成部分，加大引导力度。日本就特别强调将经济增长模式转向“需求引导型增长”模式，主要从利用国内要素和扩大对外开放两个方面寻求经济增长动力。 记者注意到，与里夫金《第三次工业革命》提到的趋势相对应的是，目前欧盟在发展新兴产业方面都把新能源和信息技术作为两大重点。新能源正在成为各国发展新兴产业的普选。从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战略决策中可以看出，以核能、风电、太阳能、生物质能为代表的新能源技术将持续突破，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的下降速度极可能大大超出预测。以智能电网、大规模储能电池为代表的配套技术的良好预期将进一步拉动新能源，提高其在能源结构中的份额。 以美国为例，2009年2月17日，奥巴马签署《2009年美国复兴与再投资法案》，被称为奥巴马“能源新政”。计划通过设计、制造和推广新的切实可行的“绿色能源”来恢复美国的工业，以培育一个超过二三十万亿美元价值的新能源大产业，显示出美国期待以新能源革命发动一场新的经济、技术、环境和社会的总体革命的勃勃雄心。 在欧盟和美国，信息技术仍是各新兴产业的枢纽性技术。信息技术在驱动了上一轮技术革命以后，势头始终不减，新一代宽带网络、智慧地球、云计算、系统级芯片等新技术、新应用极有可能推动信息产业实现新的质的飞跃。信息技术同时还会带动互联网、电 子商务、文化创意等多个产业强劲增长，创造新的商业模式。欧盟有关统计表明，信息网络产业对其生产力增长的贡献率达40%。信息技术不仅对其他新兴产业具有极强的渗透作用，还可以通过与其他产业的融合，信息网络产业的发展还能催生一些新的产业形态。为此，欧盟提出加快建设全民高速互联网，力争近期实现高速网络100%覆盖率。同时，高度重视物联网建设，认为互联网一方面可以提高经济的效率，大大节约成本，另一方面可以为全球经济的复苏提供技术动力。在物联网的发展上，欧洲it和工业领域十分重视一个统一标准的制定。目前正在加强国际合作，以寻求一个能被普遍接受的标准。 欧美欲掀起新能源为主导的新工业革命 “总体而言，奥巴马政府想把新能源作为未来美国新产业周期的引擎，也就是美国将掀起一场以新能源技术为主导的工业革命。”美国贸易委员会官员高登表示。 据了解，20世纪后半期，美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得益于电子、信息、生物、新材料等新兴技术的应用。新能源技术由于应用成本较高，与传统化石能源相比不具备经济优势，因此在上个世纪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应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需寻找一个新的产业以拉动经济发展，新能源产业成为美国的首选。美国政府制定出台了相关政策、法律和计划等，通过法律强制、财政支持、税收优惠等多种措施创造适于新兴产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记者从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了解到，推出“能源新政”，其核心理念是，实现美国的“能源独立”，确保美国 的能源安全。美国总统奥巴马于2009年2月签署了《2009年美国复兴与再投资法》(a r r a )，推出了总额为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其中，基建和科研、教育、可再生能源及节能项目、医疗信息化、环境保护等成为投资的重点，分别投入1200亿美元、1059亿美元、199亿美元、190亿美元和145亿美元；在1200亿美元的科研(含基建)计划中，新能源和提升能源使用效率占468亿美元，生物医学领域的基础性投入占100亿美元；20亿美元追加科研投资则主要分布在航天、海洋和大气领域。有人认为，奥巴马发起的“能源新政”及其“绿色产业革命”，对于美国维持其全球霸主地位，很可能起到与上世纪后半叶的“数字化革命”、“信息高速公路”同等重要的作用。 美国除了将189亿美元投入能源输配和替代能源研究、218亿美元投入节能产业、200亿美元用于电动汽车的研发和推广外，还将投入7.77亿美元支持建立46个能源前沿研究中心；把加快“三网融合”作为信息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提出要在宽带普及率和互联网接入方面重返世界领先地位，加大对信息传感网、公共安全网、智能电网等现代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大对生物技术和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 总体来看，美国为了长期的经济增长和繁荣打下坚实的基础，正在推动一场以新能源为主导的新兴产业革命。通过对新兴产业投入巨资，通过杠杆效应撬动社会资本，以保证美国在这些领域尽快建立全球技术优势，推动美国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 记者从欧盟经济和社会委员会了解到，相对而言，欧盟在新能源方面的政策指向更为宽泛，法德等国将以“绿色技术”撬动低碳经济发展。 “本轮金融危机是二战之后欧洲面临最为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严峻的形势迫使欧洲各国寻找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路径，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被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欧盟负责科技信息的官员法尔达告诉记者。 首先，确定了低碳经济为主的目标，将低碳经济的发展看作新的工业革命，将低碳产业列为新兴产业的重点。2007年3月，欧盟27国领导人通过了欧盟委员会提出的欧盟一揽子能源计划，预计到2020年把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总体 消耗中的比例提高到20%，将煤、石油、天然气等一次性能源消耗量减少20%，将生物燃料在交通能源消耗中所占比例提高到10%。这一目标的制定，在欧盟气候和能源政策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2008年2月，欧盟运输、通信和能源部长理事会在布鲁塞尔通过了欧盟委员会提出的《欧盟能源技术战略计划》，该计划将鼓励推广包括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能源技术在内的“低碳能源”技术，以促进欧盟未来建立能源可持续利用机制。在2009年3月的欧盟气候变化与能源峰会上，欧盟成员国在能源安全以及气候变化等方面达成了一致，并制定了一系列新的具体方针。这些方针包括：发展欧盟的能源基础设施；提高石油和天然气的存储量，加强危机反应机制，促进能源供应的安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促进包括可再生能源在内的能源及其供应多样化。 其次，重在发展“绿色技术”。欧盟在经济复苏计划中，强调“绿化”的创新和投资，加速向低碳经济转型。欧盟委员会已制定了一项发展“环保型经济”的中期规划，主要内容是欧盟将筹措总金额为1050亿欧元的款项，在2009-2013年的5年时间中，全力打造具有国际水平和全球竞争力的“绿色产业”，计划将130亿欧元用于“绿色能源”，280亿欧元用于改善水质和提高对废弃物的处理和管理水平，另外640亿欧元将用于帮助欧盟成员国推动其他环保产业发展、鼓励相关新产品开发、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并落实各项相关的环保法律和法规。 再次，大力推进信息网络建设。欧盟提出加快建设全民高速互联网，到2010年实现高速网络100%覆盖率。在物联网的发展上，欧洲it和工业领域十分重视一个统一标准的制定。由于各国存在不同的标准，因此需要加强国家之间的合作，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项目是“全球射频识别标准协同论坛”。该项目得到欧盟的资助，不仅在欧洲设有相关机构，还在中国、日本和美国举办研讨会，加强国际合作，以寻求一个能被普遍接受的标准。 日韩持续加强低碳产业发展 外交学院日本研究所有关专家告诉记者，“金融危机爆发后，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日本，其受冲击和经济恶化程度更是超过欧美，并呈愈演愈烈之势。所以，日本在考虑后危机时代的经济振兴时，特别重视对以新材料、新能源为代表的新兴产业的扶持。” 据记者了解，日本政府高度重视新能源技术开发。2008年日本出台了《低碳社会行动计划》，提出大力发展高科技，重点发展太阳能和核能等低碳能源，并且为产业科研提供财政关税等政策扶持以及资金补助。同年，日本政府修改《新经济成长战略》，提出实施“资源生产力战略”，为根本性地提高资源生产力采取集中投资，使日本成为资源价格高涨时代和低碳社会的胜者。为增加能源的自给率，日本将新能源研发和利用的预算由882亿日元大幅增加到1156亿日元。日本大力开发核能，目前全国共有核电站54座，总装机容量4712.2万千瓦，是世界第三核能大国，核能占能源供给总量的15%，核能电化率近40%。日本还高度重视太阳能利用，是世界上太阳能开发利用第一大国，也是太阳能应用技术强国。金融危机后，日本宣布今后对中小企业安装太阳能设备提供补助金的门槛将会降低。根据风力资源极其丰富的特点，对风力发电大力支持，对风电设备给予补助，剩余风电可卖给电力公司。风力发电的快速 增 长 ， 使 其 跻 身 全 球 十 大 风 能 市场。日本政府还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于风力发电蓄存技术研发。 其次，大力发展新兴业务领域。2009年4月，为配合第四次经济刺激计划推出了新增长策略，发展方向为环保型汽车、电力汽车、低碳排放、医疗与护理、文化旅游业、太阳能发电等。2009年12月30日，日本政府又公布了到2020年的“增长战略”基本方针，认为应着重拓展有望带来额外增长的六大领域：环境及能源、医疗及护理、旅游、科学技术、促进就业及人才培养。此外，日本政府还把信息通讯、节能和生物工程、宇宙航空、海洋开发等产业作为发展的重点领域。 再次，用技术创新推动新兴产业发展。2009年3月，日本出台了为期3年的信息技术发展计划，侧重于促进it技术在医疗、行政等领域的应用。日本还放眼2025年，在工程技术、信息技术、医药等各个领域制订长期的战略方针“技术创新25”并加以实施，力图通过创新能力和开放的姿态给日本的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如在用新型科技改造汽车工业方面，日本提出了关于正式普及新一代汽车的总体战 略 建 议 ， 该 总 体 战 略 包 括 三 个 方面：技术开发战略、制度整备战略、促进普及战略。技术开发战略的最大课题是开发在性能和成本方面可与汽油汽车相匹敌的电池和马达。日本政府还于2007年度开始启动下一代汽车用电池的技术开发项目，旨在开发取代锂离子电池的新电池。日本政府通过加强同产业界与科研部门的联系与合作，建立产学研共同研发机制，包括支持产业界与大学共同研究、政府委托产业界与科研部门共同研究等各种形式，推动各种技术创新。 另据记者了解，韩国政府也将低碳与绿色发展作为重要主题。韩国政府制定《新增长动力规划及发展战略》，将绿色技术、尖端产业融合、高附加值服务等三大领域共17项新兴产业确定为新增长动力。规划将在2010年中期，通过政府研究与开发资金，向26个商业项目共投资1550亿韩元，以支持促进经济发展的新兴产业。在此投资计划下，韩国的大型企业将和中小企业共同在生物制药、机器人技术、脱盐设备、发光二极管、新型半导体、绿色轿车等领域获得政府研究与开发资金支持。如三星打算组成生物技术公司，sk能源和浦项打算开发天然气和洁净煤，lg则打算研究电池等。 牢牢把握历史新机遇 2012年07月06日00:55 来源：经济参考报 作者：方家喜 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已扑面而来。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可谓逐潮而动，恰逢其时。 世界近代史表明，每次危机都孕育着一场科技和产业的变革。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凸显了世界经济的根本症结：科技和实体经济创新滞后，已难以支撑虚拟经济乃至经济整体的发展。依靠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发展方式，是摆脱危机和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 即将到来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一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重叠，是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的融合；它既是一次工业革命，又是一个新经济(310358,基金吧)模式，将对全球发展理念、经济运行、产业组织、生产和生活方式产生革命性的变革。 一个多月来，本报持续推出“第三次工业革命”特别报道。我们深刻体会到，每一次工业革命的发端地国家，往往是制度、技术、环境等多方面的创新之地；每一次工业革命都必然使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第一次工业革命使英国成为头牌经济大国，第二次工业革命使美国经济领先近半个世纪。由于种种原因，中国与前两次工业革命失之交臂。第一次机遇错失后，中国被列强工业革命下的坚船利炮打垮；第二次机遇中抓住了尾巴，中国进入世界产业链的末端。 当前，我国经济存在诸多内外不平衡的因素，一方面，产业结构不合理、地区发展不平衡，产业技术层次呈现低端化；另一方面，经济和社会面临的资源、能源和环境压力严重，发展的成本逐步提升。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发展30年的旧模式已经不可持续。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看，依靠科技和产业创新调整我国产业结构、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提升综合国力和全球竞争力的根本手段。 与机遇结伴而来的必然是挑战。一方面，欧美发达国家危机以来不断加大对新能源、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新兴领域的研发投入，试图抢占工业革命制高点。另一方面，我们的制度构建、人才储备、技术攻关等仍然不适应新技术的创新和新兴产业的发展。作为全球制造中心，随着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中国在传统工业领域竞争力受到一定的制约。而在新兴领域中，由于技术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迎头赶上的难度很大。 历史将证明，第三次工业革命最终在有关国家和地区孕育形成，必然要有制度、技术和人才的充分准备。我们需要有更强的紧迫感和使命感，着眼于把握历史机遇，不断地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层面进行改革，从制度上创设我国参与工业革命的宽松有利的发展环境。 要以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为契机，在科技体制上进行持续创新，实现科技和经济的紧密结合；要改革和调整相关教育制度，培养新工业革命所需各类技术和管理人才；要培育更好的创新、创业环境，要普及面向新工业革命的创新教育，加大对创业的支持力度和对创新创业失败的宽容度；要转变政府角色，支持企业创新，让企业真正成为创新的主体。 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方式转变 直面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系列时评之二 2012-07-09 作者：田如柱 来源：经济参考报 在全球经济深陷金融债务危机泥潭之际，在我国发展方式转变举步维艰的关键时期，一场即将深刻改变人类生活生产方式、改变现有世界经济格局的科技和产业革命——美国趋势学家里夫金称之为“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全球范围内酝酿、生成。 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繁荣与危机就像跷跷板一样此起彼落。历史反复证明，当一种曾经被人们认为最合理、最均衡的经济增长方式突然不可挽回地崩解坍塌时，总有重大科技发明悄然进入经济肌体之中，扮演拯救者的角色，引领世界走出危机、踏上新途。谁能跟上它的脚步，谁就能摆脱困厄、获得重生。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金融危机、债务危机，表面上看病因在消费领域和金融领域，而深层次的原因，其实还在生产领域。大规模、高效率的工业生产不仅制造了过剩，也制造了过度消费和金融的过度杠杆化，更造成能源资源严重短缺甚至濒于枯竭，环境恶化到靠自然之力无法修复，人类的前景预期日益恶化，现有的发展方式即将走到末路。只有抛弃旧的发展方式，寻求新途径，重建新均衡，才能让世界走出危机。 30多年改革开放，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为我们向下一个目标冲刺蓄积了能量。但事物的变化总是有它自己的规律，正当我们蓄势待发之际，世界局势已经发生逆转，资源与环境成为硬性制约，国际主要市场容量萎缩，已有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转型成为我们唯一的出路。往哪里转，怎么转，何时转？苦苦寻觅之际，新的科技和产业革命像一线曙光在天际初现，成为推动转型的一次极为难得的机会。 刚刚召开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为我们展示了一幅蓝图。胡锦涛总书记在这次大会上的讲话明确指出：“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 核心，以促进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为重点，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着力解决制约科技创新的突出问题，充分发挥科技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中的支撑引领作用..” 要实现以科技创新支撑并引领发展方式转变，就必须加快改革现行科技体制，使科技与经济实现紧密结合。 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在科技与经济结合方面存在很大不足，大量科研成果走不出研究所，大量科研人员埋头过时的学问、远离创新第一线；我们的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甚至在专利技术、知识产权方面屡受指责；我们处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末端，资源环境的代价、日渐微薄的利润、背井离乡的煎熬，换来的是一轮又一轮的反倾销诉讼。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在于加快科技体制改革，解决科技与经济结合的问题，这也是以创新推动经济转型的关键问题。 科技与经济结合，必须明确谁是科技创新的主体。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作为市场供给者，对市场需求最敏感，对技术信息最关心，对科技创新最热情，它不仅是科技成果的应用者、转化者，更应该是科技创新的引领者和实践者。为此，我们要打造一个崭新的创新环境，那就是建立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以政府为后盾的新的体制机制。 科技日报：开启建设创新型国家新征程 2012年07月09日 来源：科技日报 正值建设创新型国家进入攻坚阶段，党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科技创新大会，对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设国家创新体系作出重大部署。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准确把握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和创新大势，立足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的又一重大战略决策，必将对加快推进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强大指引和动力。 发展的新优势源于体制机制的不断创新。这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经验。纵观两百余年来世界工业化进程，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始终是主宰国家兴衰和国力消长的根本力量所在。当前，世界发展已进入重大创新密集涌现的重要时期，科技创新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最具革命性的先导力量。科技创新范式发生重大转变，并与经济社会发展以前所未有的广度、深度和力度加速融合，孕育着人类社会新的发展空间，深刻影响着国际竞争格局的走向。科技创新与体制创新相互促进，正引发全球范围内创新治理的一场重大变革。 一是多学科、跨领域的交叉融合和集成创新成为当代科技创新的鲜明特征。科技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新理论、新技术和新方法层出不穷，成为新兴学科蓬勃发展和传统学科再焕生机的内在动力。信息、纳米、生命以及能源等领域科技加速突破，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风起云涌，带动社会生产力向新的高度跃升。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在深度融合中协同并进，催生了新的科学和社会文化价值理念。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愈发显示出其对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的强大革命性推动力量，并对体制和机制创新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二是科技创新与产业变革浪潮互为牵引，呈现出螺旋递进的发展态势。科学、技术和产业创新之间互相促进、循环加速的机制不断强化，围绕研发创新链线形推进创新的传统格局发生重大调整。经济和社会系统对创新的支撑和相互策动日益增强，重大创新的出现越来越依赖于国家创新体系各要素间的系统整合和协同。创新模式的深刻变化，在更大的广度和深度重塑着政府、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的功能和定位，其紧密互动成为创新力和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 三是全球化进程加速推动创新资源的跨国家、地区和产业链配置，拥抱全球智慧的开放式创新成为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必由之路。围绕全球价值链，国家、地区和企业间的竞争与合作空前活跃。创新强国间的研发合作持续升温，后发国家追赶之势不减，国际创新合作空间不断拓展，参与主体和形式更加多元化。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协同创新不断冲破阻碍创新要素流动的体制樊篱，产业创新战 略联盟如雨后春笋、快速发展。以获取核心专利为主题的企业并购日趋白热化。通过合作参与竞争成为创新全球化时代国家和企业的生存之道、发展之道。 创新无止境，改革亦无止境。当前，由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深度结构调整持续进行。面临新的竞争形势，各国纷纷调整战略，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前瞻性布局，谋求以科技和体制创新突破危机的新动力。我国的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恰逢全球经济和科技发展新一轮变革，机遇难得，挑战巨大。国家创新实力的竞争归根到底是创新体制机制的竞争。强化科技体制和机制创新，创建最优创新生态环境，是创新迸发涌现的基本保障。我们必须从全局和战略高度，以更加宽广的视野科学谋划，创新思路，坚定不移地把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作为迎接新科技革命挑战的重大战略举措，加快形成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国家创新体系，为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有力的体制和机制保障。 一是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把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作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战略重点。要紧紧抓住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这一主线，以全面提升科技的支撑和引领能力为目标，进一步突出科技发展的战略目标导向，强化创新链和产业链的有效衔接，聚集优势创新资源突破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竞争力提升的关键环节，实现经济社会的持续协调发展。要把加快建设企业主导产业技术研发创新的体制机制作为攻坚目标，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机制双力推动，形成产学研在创新中紧密协作的格局，推动各具特色的产业创新联盟蓬勃发展，使其充分发挥产业创新的主力军作用。 二是要坚持立足前沿，面向未来，把不断增强科技持续发展能力作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核心。全面把握科技发展的内在规律，加强对世界科技前沿战略动向的研判，优化学科发展布局，大力促进新兴交叉学科和领域的发展，努力在更多科技领域形成我国的特色和优势。推动公共财政对基础研究投入的稳步增长和稳定支持，促进人才、团队和基地的协同发展，加强科研条件基础设施建设，切实提高开放共享水平。以务实的精神推进科技评价制度改革，使勇攀世界创新高峰、创造一流创新成果成为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核心价值取向。 三是要坚持统筹设计，系统推进，把建设富有活力的国家创新体系作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政府要切实发挥好策动创新、催化创新、促进创新主体间有效联系的作用，通过各种计划、重大工程项目、产业联盟和创新平台的支持，提高企业与公共创新机构的网络化联系程度，在结合国家目标的重点技术突破方面发挥“催化”作用，在知识产权等方面提供有效的规制保障。提高企业、科研机构和大学的协同创新能力,加强军民技术融合创新。明确相关部门分工，加强合作，强化不同类型投入的功能设计和评估监督，形成不同类型资源相互策动的机制。在加强自主创新的国家战略下推动财政、金融、贸易、产业、科技等政策的有效协同，提高公共政策对全社会日益增长的创新需求快速全面响应能力。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是我国科技生产力发展的又一次深刻变革，直接影响我国科技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更是关乎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艰巨任务。科技界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科技改革发展的决策部署上来，勇于开拓，善于实践，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更加辉煌的篇章！ 站在新科技革命的十字路口 ——写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闭幕之际 2012年07月09日 来源： 中国科技网 作者： 张梦然 全国科技创新大会特稿 当今世界正处于新科技革命的前夜。这一轮的科技革命显现了不同以往的更多交叉性、复杂性和多样性特征，突出表现为信息技术全面渗透到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生物技术正在快速成为21世纪新的经济增长点，绿色服务开始成为未来科技为社会服务的基本方向，能源多元化和高效利用的态势不可阻挡，纳米技术正在彻底地改变物质的生产方式，柔性生产正在兴起，科学技术一体化以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日益交融成为科技发展主流等。 从历史规律看，每一次科技革命的星火，都将促动新产业革命初露端倪。那么在未来数十年里，一场以新能源、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相互融合的科技革命，也终将对全球产业结构、生产工具、劳动者素质等生产力要素和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产生新的革命性变化。 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扑面而来 第一次工业革命，19世纪的世界天翻地覆。马克思、恩格斯在评价第一次工业革命时说，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第二次工业革命，为20世纪的人们开创了新世界。但杰里米·里夫金（《第三次工业革命》作者）认为，这是一个整个人类文明都依赖石炭纪储存的碳资源的社会，在这个经济体系里，就推动经济增长而言已经竭尽全力。换句话说，第二次工业革命日薄西山。 而部分美欧学者近期预言称，一种建立在互联网和新材料、新能源相结合基础上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即将来临。它是大工业革命最后的篇章，作为一个可以带领我们进入可持续发展的“后碳时代”实用经济计划，以“制造业数字化”为核心，将使全球技术要素和市场要素配置方式发生革命性变化。 在一幕名为“未来”的场景里：支柱正在向可再生能源慢慢转型；每一大洲的建筑转化为微型发电厂，以便就地收集可再生能源；每一处建筑或基础设施都会使用氢和其他储存技术，储藏间歇性能源；利用互联网技术将全球的电力网转化为能源共享网络；运输工具都转向插电式或燃料电池式，在洲与洲之间的电网平台上买卖.. 这也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五大支柱和基础设施。它们的建成将标志着过往200年的峥嵘传奇岁月的结束，而以合作、社会网络和行业专家、技术劳动力为特征的新时代也将由此拉开帷幕。 听起来遥远吗？从理论上看，它的出现可能只意味着“亚当·斯密”的渐渐远去；实际上，它所代表的新经济模式终将改变世界，伴随而来的绿色科技，也会打破二次工业革命给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塑造的结构。而且，当“憧憬者共同谱写全球经济新故事的片头曲的时候”，这一切已经开始了。面对这幅正徐徐展开的21世纪蓝图，每个人要打起精神，每家公司要做好准备，每个国家更要拿出新的路线图整装待发。 直面新一轮国际科技创新形势 历史告诉我们，经济最困难之时，往往是技术和产业革命酝酿的关键之际；而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又会为经济发展开辟出新的领域，推动社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回溯200多年来发生过的科技革命，无论电力和内燃机的广泛应用，还是信息技术的跨越，都是在世界经济面临新一轮周期性调整时期酝酿的。 因此，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各国纷纷将复苏希望寄托在即将来临的新科技革命上——谁能提前判断科技革命发生的 领域，据以进行前瞻谋划和重点部署，谁就很可能在新一轮竞争中抢占先机，率先复苏。 这是一个空前的创新密集和产业振兴时代，在当今世界新科技革命影响下，国际科技创新形势可能会有几个突出表现： 首先，科技创新步伐明显加快。有人说，“科学的沉寂”已达60余年，但随着科技知识体系积累的内在矛盾日渐凸显，许多传统的、新的或交叉的科学和技术领域已取得长足进步并仍处在持续加速发展过程中。譬如，在物质能量的调控与转换、量子信息调控与传输、生命基因的遗传变异进化与人工合成、脑与认知、地球系统的演化等前沿科学领域，以及在能源、资源、信息、先进材料、现代农业、人口健康等关系现代化进程的战略领域，一些重要科学问题和核心技术日益显现出群体突破的态势，孕育着重大突破。这种蓄势待发的科技创新，将从根本上改变全球竞争格局和国民财富的获取方式。同时，技术创新和产业化的周期明显缩短，以信息技术转化为财富为例：惠普公司从成立到拥有10亿美元资产用了47年，微软用了15年，雅虎用了2年，谷歌只用了9个月。 其次，科技全球化日益深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科技资源在全球流动也日益加快。表现在人才方面——世界一流研究机构中，研究人员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国外；资金方面——国外资金在一国研发资金中占到相当比例；国际合着论文方面、三方专利和pct专利数量方面——均呈快速增加的势头。 第三个趋势是，科技创新活动的组织和表现形式更趋复杂化。一方面，企业创新活动的组织模式更加强调企业、用户、中间商等的全方位参与；另一方面，基于市场需求和与中小企业构建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已成为大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之一。而高收入国家对于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着作权、特许权等无形资产的投资增长远高于研发投入，使得全球范围内的知识产权交易活动更加频繁，这对于运作良好的专利制度的要求越来越迫切。 此外，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全球科技创新格局正在加快调整。目前的形式呈美亚欧科技三足鼎立——从科技投入来看，近年来美国、亚洲均占全球研发总额的三分之一左右，欧盟所占的份额略小；从专利来看，全球的专利申请主要分布在美国、日本、中国、韩国和欧盟。新兴国家发展势头强劲——金融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远小于欧美发达国家，从而使其有能力在科技上投入大量资金；但发达国家凭借其长期的积累和雄厚的实力仍居前沿。 正因为此，各国政府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强化对创新的宏观管理。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创新”成为科技政策的主旋律，各国无不希望化危机为机遇，引领经济走向繁荣。 这些新形势、新变化，同样让中国面临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局面，对此我们必须有一个更加清晰的判断。如杰里米·里夫金所说：“实现第二次工业革命到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转变，最艰难的部分在于观念而非技术的发展。” 新机遇，中国必须把握住 有人说，如果说美国是20世纪世界的发展楷模，中国则最有可能在21世纪担当这一角色。 中国与第一次工业革命失之交臂，又仅抓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尾巴”，现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潮头，对中国而言，就是一次难得的战略机遇期。 当前，中国正处在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攻坚期，在科技事业上加大投入并优化投入结构、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强国际间合作的必要性，由此凸显。 物质基础的重要性无法规避。在整个多元化的社会科技投入体系中，财政投入又无疑带有决定性作用。我国总体科技投入近年来虽有快速增长，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在新科技革命的背景下，我国在进一步加大公共财政科技支出、建立稳定增长机制的同时，还要优化科技投入结构。包括集中资金保证重点科技领域和重点项目的投入；处理好稳定支持经费和竞争性经费的关系；推进财政投入从单纯对单位或项目的支持到更加注重对“创新平台”“创新体系”和“创新网络”支持的转变；制定研发设备税收抵扣等激励政策拉动企业研发投入等。 此外，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已成为世界主要国家抢占新一轮经济和科技发展制高点的手段。其中尤为重要的是，要抓住自主创新的“牛鼻子”，真正掌握核心关键技术。自主创新不是一句空泛的口号，要赋予它实际的载体。目前，战略性新兴产业多处于发展 的起步阶段，潜力巨大，掌握核心关键技术，必然会在竞争中处于主动。 尽管竞争残酷，但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和价值链的快速分解，人们的创新活动日益连成整体，也让各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相互合作。目前，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仍然是中国实现技术跨越的重要方式，此类合作不但与自主创新不相矛盾，更是自主创新的重要内容和加快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关键手段之一。制定国际合作战略不能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应有全局的思考和政策制定，建立“智库”以长期跟踪、监测并对突发事件做应急预案和措施；同时拥有一批大的国际科技合作平台，并进一步发挥企业在国际科技合作中的作用，鼓励他们建立海外研发中心或走并购国外科技企业的道路，短时间内掌握一批核心关键技术。 纵观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带给人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文明发展的革命性变化；而科技的重大突破，也离不开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新的科技革命依赖现代化进程和国际竞争的强大需求拉动，必将与新兴产业发展更加密切融合、互相促进。当我们充分认识和尊重这一规律后，所要做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利用我们的人才和资源，尽最大努力实现中国科技与经济社会良性互动发展。（记者 张梦然） 《科技日报》（2012-07-09 一版） 原文链接：http://www.stdaily.com/special/content/2012-07/09/content_492143.htm 王建波：云计算带来信息世界一场工业革命 2012年05月25日15:10 来源：和讯科技 成都云计算计算中心主任、中国云计算技术与产业联盟理事王建波博士 和讯科技消息 5月25日，中国城市云计算系列报道之智能交通与医疗云大会于5月25日在成都召开，大会现场将分为智能交通云与移动医疗云两场分论坛，和讯科技将全程直播本次大会。 成都云计算计算中心主任、中国云计算技术与产业联盟理事王建波博士在智能交通云论坛上表示，云计算带来信息世界的一场工业革命，并且会对社会带来三点变化，这三点包括，第一，云计算它作为一种信息技术的最新进展，给社会带来的变革能力。第二，就是我们如何依托云计算这样一种新型的平台，对信息资源，对应用进行全面的整合，从而以信息化来支撑工业化的发展。第三，云计算作为国家，作为全球的这种战略性新兴产业，它本身就是一个孕育着强大产值的it产业圈，同时它还对传统产业有提升和改造作用。 以下是成都云计算计算中心主任、中国云计算技术与产业联盟理事王建波博士演讲实录： 王建波：我来自成都云计算中心，成都云计算中心是在2009年的12月28号正式建成并投入运营的。在这两年多以来，我们一直在探索如何化云成雨，把一些云落地的努力。这两年的探索和实践，我们总结了一个问题，这个发现就是以云计算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将决定我们未来的发展。这个未来，就是刚才周总所描述的一个信息社会。 围绕这样一个命题，我想从三个角度来进行阐述。第一，就是云计算它作为一种信息技术的最新进展，给社会带来的变革能力。第二，就是我们如何依托云计算这样一种新型的平台，对信息资源，对应用进行全面的整合，从而以信息化来支撑工业化的发展。第三，云计算作为国家，作为全球的这种战略性新兴产业，它本身就是一个孕育着强大产值的it产业圈，同时它还对传统产业有提升和改造作用。接下来，就从这三个角度进行以下阐述。 第一个方面，云计算与信息社会变革。 这里面，我们如果从信息本身来讲，我们认为云计算它代表的信息技术发展是一种必然。当今社会，特别是互联网时代，我们经常会有一些泡沫的概念，个人以为，就是过度的包装和渲染，使得一些技术被用于各种产品包装和各自的目的。但实际上，如果我们还原或者回归到技术的本真来看，任何事物都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这个规律，如果按照李国建院士的说法，他总结为一个三国定律。这个定律，大体上是讲信息技术平台大概以20年为周期，会经历一个从聚合到分散，再聚合再分散的演变过程。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信息技术正在进入技术发展的平台期，主要体现在资源集中和虚拟化、动态化的优化管理方面。那么这就是云计算，它以应用为目的，通过网络，将大量必要的it资源连接起来，并随应用需求的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组织形式，由此所创建的一个内耗最小的、功耗最大的虚拟资源服务集合。它强调的是如何利用技术手段，创建一个全新的信息社会，技术的革命导致人类思维观念的变革，并带来人类社会的重大变革。这一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了。 到目前为止，信息发展经历了三次变革，第一次变革是个人计算机，将昂贵的，只在特殊行业中使用的大型主机变成每个人都可以负担得起、都能使用的个人电脑，提高了个人的工作效率和企业的生产效率。第二次变革，大概发生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它的典型特征是以互联网为标准，具体的讲就是把数以亿计的单个信息孤岛汇集成庞大的信息网络，方便了信息的发布、收集、检索、共享，极大提高了人类沟通和共享以及协作的效率，丰富了人类的社交和娱乐。第三次变革是云计算，是人类信息获取和使用方式的变革，核心使整个计算环境和知识获得更加便利，促使整个知识普及和生产效率获得极大的提高。 在这样一个发展历程里边，我们看到在第一次变革时代，中国是后期介入的。在第二次互联网的时代，我们是在中期介入的。而在第三次变革即将来临的时候，我们具有跟世界同化的优势。 云计算将导致思维方式发生重大改变，人们将学会站在整体的角度来处理问题，用和谐平衡的思想来处理系统里局部之间的关系，促使全球资源迅速集中，各种资源通过技术手段按照市场规则将被分类集中，这种集中使得资源的使用效率达到最大化，同时资源的分配在有效监控下做到尽可能的公平。 由此，我们得到的结论是云计算带来信息世界的一场工业革命，这一革命是以无处不在的宽带信息网络的普及为标准、为基础。信息社会的分工必将成为一种必然，这也体现了一个复杂全球化的根本理念，就是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全球化分工越来越细。原来自给自足的服务模式将转向专业的信息服务模式。 在当今社会里面，对云计算和云计算产品有很多这样那样的声音。实际上，我更认为云计算是代表一个时代。如果我们回想一下的话，在人类历史上还有两个这样的革命，一个就是工业革命。工业革命的时候，大家想到的是纺织机或者蒸汽机。在我们最近的一次革命，在发生在互联网。互联网时代，这个革命的标识又是什么呢？就是服务器，就是路由器，就是软件。所以说一个时代，或者一场革命，可以命名为工业革命、互联网革命、云计算革命，但实际上这些革命是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比如说像人手机这种终端产品，还有各种各样的应用，包括智能交通，都属于这样一个云计算大时代下的各种产品和行业应用的展现。 云计算，它是一个质变的过程，简单的量的变化无法实现质变，需要一个积累的过程。还有云计算强调的“无形”应用，而不是“有形”物质。这是单个器件追求的目标，而云计算追求的是，我现在已经有很多了，包括政府，包括各个行业，pc的利用率非常低，我们现在关心的是如何组织好这些效率低下的现有的软件和硬件，从而获得更好的应用，而不是去关心能不能再做一点工作，把单晶硅片上集成更多的电路，来提高处理能力。这是两条不同的道路。再一个，云计算产品具有自主的特性。 谈到云计算，大家说为什么我们的理想和现实之间总有落差呢，现在还有一些掣肘的地方或者没有跟上的地方。一个就是云计算的软件技术，在it领域，长期以来，我们都认为信息技术的核心就是芯片和操作系统，大家都在关注intel inside，但近两年风向 变了，主要关心outside，用户体验和产业生态环境。许多人常用“新瓶装旧酒”来嘲笑云计算，这提醒我们重视酿造“新酒”，抵制忽悠和炒作。但不要忽视瓶的改变（outside创新）。 还有一条，阻碍云计算进一步得到普及的就在于计算机的系统技术，我们称之为并行计算技术，实际上这才是藏在云计算背后的核心技术，也是谷歌的云计算集散具有竞争力的关键所在。并行计算技术关注什么问题呢？一个是编程，是人工的效率，第二是通信的延迟和带宽。去年的时候，很多地市的信息办都在调研，特别是广州来问，王主任，我们能不能把这些资源利用起来，让它变成一台云计算，一台超级计算机一样？这是很正常的，也是云计算应该解决的，但是现在看来，真正能做到像谷歌那样管理数以十万计的设备，还不具备。云计算不等于虚拟化。 再有一个就是刚才周总也讲到的，就是网络带宽。现在，如果我们传输信息的费用是物流费用的120倍，特别是带宽的资费。成都1g的带宽是288万，如果我们放到硬盘里面，从西安寄到北京，大概1200公里，我们算了一下，它的成本是经过网络传输成本的120倍，这也是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 有了云计算，它就为我们城市的信息化也好，行业的应用也好，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这样的平台，可以帮我们实现信息的有效整合。这个问题的提出，主要由于现在城市信息化、部门信息化之间存在这样的问题，首先数据不共享、应用不集成、界面不统一、没有信息的增值。这个已经被业界抱怨很多了，我们成都云计算中心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努力，接下来我就以电子政务为例，介绍一下如何在新型的云服务平台下进行信息资产的整合，从而实现创新应用。 左边这个是我们通常见到的一些电子政务应用模式。云计算计算建设中心的应用就提供了这样一个交换平台，使我们的信息能实现跨部门、跨应用的流通整合。 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就要感谢云计算了。因为有了云计算，它给我们提供这样一个新的平台，这个新平台就可以为我们实现面向应用的协同和共享。再有就是信息技术的最新进展可以帮助政府部门、行业形成适合不同部门的整合资源需求的软件平台。现在我们在做一个大的项目，叫做公民管理信息系统，刚才周总讲到了，成都和重庆一样，是城乡统筹的全国示范区域，所以现在部分农民和市民，我们简称公民。这个就可以为我们的创新应用带来平台。再有就是要实现这样的建设，要实现这样的转变，需要一个全过程的集成化的服务，这就是云计算。让信息流，让信息处理能力，变成像水、电、天然气一样的公共基础设施，这不是说说就可以的，它需要一个类似于像国家电网那样的，当然能提供运营的，不只包括现在的传统运营商，还包括各个行业不同的应用都可以加入进来。 这是我们通常见到的一些电子政务应用的逻辑形态，我们怎么依托这样一个云计算平台进行整合的呢？第一，统一了一个电子政务的基础网络设施，网络是信息服务的基础。那么以此，我们去实现了一些共享的服务，比如说空间地理信息，比如说人口统计。我们在成都云计算中心部署的平台，目前已经完成了三环内的全3d实景的地图，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再上面就是实现共享的用户界面服务，今年，我们成都市政府办公室的效能办专门让我们把成都市的门户网站迁移过来，当然了，这里面还需要在标准、规范、法规体系加以保障。成都在这方面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这是我们现在能力看到的成都云计算中心使用的新型电子政务云服务平台架构。我们现在在整个管理上，主要是能够做到流程自主化。当然，下一步我们更期待的是自服务体系，整个平台的自服务体系更在进行之中。有了这样一个平台，我们现在就可以更进一步的进行全面的进行信息资源整合，不仅包括数据整合，目前我们已经做了，就是基于人口数据，还可以实现应用整合和流程整合，以及信息资产的全面整合。这些整合都离不开云计算这样一个新型的电子政务平台。 实际上把信息资源作为有效的资产进行管理，应该是我们现在强调的一个新的观念。原来说搞信息化建设，说是以设备软件为中心，要看得见摸得着。现在看原来使用的软件硬件都会随着升级换代而被淘汰，但是产生的数据却一直伴随着我们，它们才是我们真正的资产。作为生产要素、无形资产和社会财富，信息资产在经济社会资源结构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进行全面整合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传统it和云计算架构之下，两者之间在it容量和实际使用量之间的对比图，它给我们带来的效应，不仅更大融合了，而且能够把资本投入转化为经营费用。原来买设备，现在买服务，把这些资金的使用，性质发生了转变。再有就是合理的消费所需资源，杜绝浪费，使得it更专注业务开发。我们6月份即将部署的成都经信工程，准备在年内全部部署到成都云计算中心来，但是我们做的是一个应用级的。再有，这种整合带来的是更高的节能和管理it。 实际上整合不是最终的目的，我们这个图就描绘了一个有了这样一个整合，特别是基础数据的整合汇聚以后，就可以支持我们实现一些创新的应用。这里边，有人叫融合，也有人叫整合，都可以整合进来，形成一个共性的平台。这里面的信息源主要来自于专业单位、视频、职能部门、移动巡查车、公众。 第三个方面，it产业战略化与传统产业it化。 这个图，大概能够给我们描述一下信息技术的发展历程。在过去，是以计算为中心的静态架构。我们所有的逻辑，都可以分出来，包括存储，包括计算，包括应用。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形成的，这个时代就完成了业务数字化。现在我们强调的是以应用为中心的动态架构，这里面有一个虚拟的信息架构，它实现的就是应用的整合。在未来，将是以战略为中心的知识架构，这里面，要想做到战略，主要是通过服务、资源和流程这样一些因素的协调作用才能够实现和达到的。 由此，我们得到的结论就是，信息技术正在从工具到战略发生转变。这一趋势，已经日趋明显。 首先我们来看它对传统产业的带动升级。传统行业的业务和流程，有了云计算之后，能够实现更紧密的联，演变出多样化的创新行业应用。这个创新是指不仅能够协作、共享，还包括在业务模式、工作流程和管理手段的创新。目前，我们在政府部门、金融证券、医疗卫生、制造行业都已经能看到大量的成功案例。 对传统行业的整合，它带来信息化的建设的变化是什么呢？原来信息化的建设，是专家设计、专家使用，所以它真正能够和各个行业应用结合起来，还是有一段的距离。那么有了云计算之后，它是从用户的角度往下来设计，视角不一样，就可以去整合一些新的行业应用，实现创新商业模式和管理模式。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工作方式，实现全价值链的提升。 我们说it产业战略化，是指it本身就是一个新兴产业，特别是我们国家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现在又排在第一位了，促进网络运营业、资源提供业、消费群体的高速发展。以后所有的部门都已经信息化了，不需要养一个专门的部门再搞信息化，它将渗透到各个部门、各个角落，渗透到人们生产生活的全过程，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因此我们说it产业具有战略化。 我记得原来有一本书讲云计算和电力系统之间具有非常形似，整个产业链，云计算下的产业链，它是一个全价值的链条，和电力系统之间可以进行深度的对比。 这是我们目前产业链的现状，这里面不仅包括软件、硬件，林林总总，特别云计算，为什么大家都能介入，因为它的门槛相对比较低。由云计算运营商将硬件提供商、软件提供商、数据整合商、平台技术商和终端提供商等整合进云平台，通过一个标准的模式，向最终用户提供终端云服务。 最后花一点时间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成都云计算中心。它是国内第一家商业化运营的规模化云计算中心，成都地区综合性的高端计算服务平台，目前启动中心三期工程，信息处理能力将达到pb级。是第一个同时为政务应用和科学计算服务的云计算中心。 整个这个建设，一期30万亿次，二期达到了100万亿次，三期将达到200万亿次，最后将达到1000万亿次的规模。在发展上，我们将立足成都，辐射西部，服务全国，与东部的上海超算中心等共通共享。 刚才周总讲到，以前人们生活在城市里，现在是生活在互联网上，现在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这不仅是机遇，而且还有风险。我们如何在未来找到自己的定位，信息技术给了我们很好的选择。以上就是我们成都云计算中心的实践探索和思考。谢谢大家！ 制度创新：寻求新工业革命“中国坐标” 2012-07-06 作者：记者 方家喜 白田田/北京报道 来源：经济参考报 在新一轮工业革命的风起云涌中，中国的坐标在哪，中关村的坐标在哪？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能否实现它初创之时的愿景，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新地标？ “制度创新”——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宣鸿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专访时，反复强调的一个关键词。宣鸿认为，中关村要在制度安排上起到创新引领的作用，探索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之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制度创新画出发展跑道 “新一轮工业革命是以信息化为代表，把知识经济注入到经济体中，无论是农业、制造业还是服务业，使中国大量的行业直接面向全球技术前沿。”宣鸿认为，新技术革命就像是吃健康补品，只有在经济体中注入足够多的技术含量，国家才能大而不虚。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前身是“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而如今的中关村早已超出了“电子一条街”的范畴。2009年，国务院批复建设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要求把中关村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这也是我国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作为中国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关村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面临的重大命题是：能不能在制度安排上起到创新引领的作用？ “起跑线上能否跑得过别人？”宣鸿说，中国和其他国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关键要看能不能自主创新，实现创新驱动。过去中国刺激需求做得很多，但在技术的有效供给上不足，这需要不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以寻找出路，通过制度安排来改善技术的供需平衡和国家发展的质量。“制度就像是画的跑道，如果跑道弯弯曲曲，就没办法加速。” 中关村最典型的经验是其“1+6”系列新政。“1”是搭建中关村创新平台，“6”是在中央级事业单位科技成果处置权和收益权改革，税收优惠，股权激励，科研经费管理改革，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和建设全国场外交易市场等六个方面实施试点政策。 从制度设计上看，中关村创新平台打破了按行政系统配置资源的传统格局，探索建立了跨层级、跨部门的协同创新组织模式；股权激励和科技成果处置收益改革，从激发人才、科研机构等创新源头的积极性出发，探索建立了适应创新型经济的长效激励机制；科研项目经费管理改革和税收政策试点，着重突出了企业主体地位，提升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探索建立了有利于自主创新的财税政策引导机制；完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试点和建设统一监管下的全国场外交易市场，体现了统一的国家政策和有区域特点的地方政策的有效衔接。 宣鸿告诉记者，企业所得税负担比较重，这会制约创新，而“1+6”政策中的好几条都和税收有关，比如科研经费的加计扣除，这实际上就是激励创新。2011年，共有512家企业享受示范区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试点政策，新增归集项目加计扣除额5.31亿元，享受所得税优惠共计8024万元。 宣鸿认为，中关村“1+6”系列先行先试政策，以激励科技成果转化和企业研发创新为核心，以人才、技术、资本、管理等创新要素优化整合为方向，初步探索了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的新途径，实现了一次自上而下、较为系统的创新顶层设计和制度重大突破，是推动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和建设中国特色创新体系的重要实践。 为了吸引、聚集高端人才，中关村也立足于制度和政策创新。北京市研究制订的中关村人才特区行动计划中提出，“十二五”时期重点实施拔尖领军人才开发等6大建设工程，制定了资金奖励、财政扶持等10项具体扶持政策。 据了解，通过建设人才特区，中关村企业人才队伍结构不断提升，拥有博士学历人才1.3万名；硕士学历人才12.8万名，其中2011年新增1.5万人，同比增长11.7%。 中国式自主创新 人们常说一句话，要把中关村建成中国的硅谷。然而，宣鸿说，中关村就是中国的中关村，要探索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之路。中国的中关村建好了，就是世界的中关村。 “中国式中关村”的特色是什么？宣鸿给出的答案很明确，最核心的就是政府要发挥很大作用，创新不完全是市场驱动，也可以由政府引导。其他一些地方的做法是政府通过提供更便宜的要素来招商引资，而中关村则是提供更好的创新和创业环境。 “当然，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企业不仅是新技术的应用者，而且是新技术的投入者和创造者。”宣鸿说，中关村管委会所做的事情都是围绕着企业，创造创新要素之间的关联度。 比如，小企业建不起很贵的实验室，但又有技术需求，中关村就发动大学和科研院所开放实验室，对开放的实验室给予少额的补贴，目前有200多家实验室已经开放。 宣鸿说，中关村的核心问题是整合资源、搭建平台，特别是整合国家、北京市和区县的三层政策和行政资源。比如中关村创新平台，共有19个国家部委的37名司局级和处级干部参与平台工作，31个北京市相关部门的174名派驻人员到平台办公。 据了解，北京市与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卫生部和教育部六部委分别建立了部市会商机制。重点围绕示范区和人才特区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等重大事项，共同推进先行先试政策，开展联合审批，联合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重大项目。 “政府扮演的角色是使事情发生，但不是扮演主导的角色。”宣鸿说，创新要素聚集在中关村，使要素之间‘发生关系’，并设计出一些办法和路径，这是中关村很大的特色。” “政府的引导作用对于早期创新项目尤为明显。越是早期的创新项目，越是市场配置资源机制失灵的地方，政府越应该担负创新 的早期成本。”宣鸿说，等到项目能够赚钱、市场机制能够发挥作用的时候，政府的政策和资金就应该退出，免得扭曲市场，使企业得“软骨病”。 与此同时，中关村实施了支持重点创新型企业发展的“十百千工程”和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的“瞪羚计划”，集中政策资源，加快推动企业做强做大。 宣鸿介绍说，对进入高成长期的企业实施“瞪羚计划”，现在已经选了3000多家企业。这些企业规模不大，但成长性好，连续几年保持30%以上的增长，研发投入的比重也很高，一般在5%至6%。“十百千计划”则遴选了306家企业，这个计划围绕大型企业的购并、国际化、专利战略等给予支持。 在政府的引导下，中关村科技创新的成果显着，涌现出国际先进水平生物芯片——遗传性耳聋基因检测试剂盒、全球首套商用液体安全检查系统、td-lte移动通信系统标准、新能源汽车大功率永磁同步电机系统、多系统多频率高性能导航定位soc芯片等一批重大创新成果，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持续发挥着领军作用。 数据显示，2011年，中关村示范区高新技术企业全年实现总收入1.96万亿元，同比增长23.2%，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连续3年保持20%以上增速。中关村技术合同成交额达到1890亿元，同比增长超过20%，约占全国的40%，其中75%转移辐射到京外地区。 科技和金融深度结合 2011年1月，国务院批复同意了《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规划纲要》，进一步明确了中关村今后十年的战略定位和发展思路，同时指出要集聚整合核心创新要素，将中关村建设成为国家科技金融创新中心。 据了解，为推动中关村建设国家科技金融创新中心，科技部等8个国家部门和北京市共同研究制定了指导意见，对中关村在国家科技金融体系建设中的中心地位形成了一致共识。 事实上，近年来中关村在促进金融和科技融合、利用多种金融手段缓解企业融资难方面已经进行了很多探索，初步形成了“一个基础、六项机制、十条渠道”的中关村投融资模式。 “一个基础”是指以企业信用体系建设为基础，以信用促融资，以融资促发展。“十条渠道”包括天使投资、创业投资、境内外上市、代办股份转让、担保融资、企业债券和信托计划、并购重组、信用贷款、信用保险和贸易融资、小额贷款。 在拓宽企业融资渠道的同时，中关村探索建立了技术与资本高效对接的六项机制：一是信用激励机制；二是风险补偿机制；三是以股权投资为核心的投保贷联动的机制；四是银、政、企多方合作机制；五是分阶段连续支持机制；六是市场选择聚焦重点机制。 在促进企业上市融资方面，中关村建立了“培育一批、改制一批、辅导一批、送审一批、上市一批”的企业上市培育工作体系。2011年中关村新增上市公司26家，截至目前上市公司总数达到218家；其中境内创业板57家，在创业板形成了“中关村板块”。 在创业投资方面，中关村连续五年保持在全国的领先地位，境内外创投机构高度关注中关村。近五年来，中关村地区发生的投资案例和投资金额均占全国的三分之一。活跃在中关村的创投机构有100多家，idg、联想投资、今日资本、北极光创投、华登国际、联创策源、金沙江、青云等一批境内外知名机构已成为中关村的合作伙伴。2011年中关村发生的创业投资案例544个，全国占比29.3%，披露的投资金额355亿元，全国占比36.4%，近几年中关村新增的上市公司中，75%以上都获得过创业投资的支持。 “如果企业需要资本，中关村就建立天使联盟，让资本持有者和企业‘发生关系’。”宣鸿说，中关村建立了天使引导基金，投资大学的早期成果和企业的早期创新设想，投资比例一般控制在25%以下，以起到引导的作用。 在引入创投的同时，中关村对于国有资本寄予了更多的期望。宣鸿认为，北京市国有资本非常丰富，大的央企集团也都有投资公司，但由于要按保值增值的要求来考核，国有资本对于中关村的投资特别是早期项目的投资很少。 宣鸿提出，能不能在中关村先行先试，使国有资本在创新项目上的进退更加简化快捷。国有资本投资基建和房地产会造成资产泡沫，容易出现产能过剩、通货膨胀等问题。而在科技研发上的投资是最有机、最有效的，不会产生资产泡沫，“强体而不长肉”。 世界影响力的产业集群 按照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规划纲要，到2015年，中关村总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初步形成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机制，基本建成人才特区，创新创业高度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位于前列，创新国际化水平大幅提升。到2020年，总收入争取达到10万亿，创新环境更加完善，创新活力显着增强，创新效率和效益明显提高。 宣鸿给记者描绘了一幅中关村的立体发展图：横向上是产业布局，目前选了6大重点产业，未来形成2至3个有世界影响力的产业集群，都是千亿甚至万亿级水平；纵向上按地理空间进行布局，建立两城(中关村科学城和未来科技城)两带(北部高技术服务产业带和南部高端制造业产业带)，“一区十园”都要进行差异化的产业定位；立轴方向则是引导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出来进入市场。 从产业布局来看，2011年中关村计算机和软件信息服务、生物医药、环保、新材料及现代服务业、文化创意等产业均实现20%以 上的增长，形成了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科技与文化融合发展的态势，初步形成了现代产业体系。而中关村着力发展的6大重点产业包括下一代互联网(ipv6)、移动互联网、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北斗和空间信息、轨道交通。 宣鸿说，北京市产业结构中75%都是服务业，而现代服务业在中关村中的比重达到60%。如何结合信息化衍生出很多新的业态和模式，比如食品安全可追溯系统、城市应急管理等，这需要做出进一步探索。 与此同时，中关村还衍生出一种新型业态，即创业服务业。创新工场、车库咖啡、常青藤创业园、3w咖啡、亚杰商会、创业邦，以及创投圈、36氪、天使会、天使湾、创业影院、创业工场等成为中关村创新型孵化器。 “现在中关村的创业服务业非常热闹，出现了一批孵化机构和创业社区。由此去年冒出了4000多家创新企业，比上一年多出了1000多家。”宣鸿说。 在中关村的发展版图中，科学城被看作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的核心。中关村科学城总面积约75平方公里，是中国科技智力资源最为密集、科技条件最为雄厚、科研成果最为丰富的区域，汇集了众多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工程中心，以及大量的高新技术企业。 按照规划，到2015年中关村科学城技工贸总收入规模将超过万亿元，形成创新创业高端人才高度聚集、引领世界前沿技术、充满创新活力的区域，成为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强大引擎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新地标。 宣鸿说，科学城的核心是建设带有现代企业制度的产业研究院，研究院的考核目标不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看科技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有多少。特色产业园也不再大片征地，而是按产业链建设技术平台，把龙头企业的总部和研发中心集中起来，由企业和大学共建实验室。这样，企业能掌握最先进的技术前沿和动态，大学也能培养出实用型的、社会需要的人才。 据了解，中关村已经组织高校院所和中央企业建设了37个新型产业技术研究院和特色产业创新园项目，开展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一批重大科技成果正在实施产业化。 [相关链接] 中关村“1+6”新政 “1” 中关村创新平台，即中关村科技创新和产业化促进中心，于2010年12月31日正式成立。创新平台下设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项目审批联席会议办公室、科技金融工作组、人才工作组、新技术新产品政府采购和应用推广工作组、政策先行先试工作组、规划建设工作组、中关村科学城工作组、现代服务业工作组等8个具体办事机构。 “6” 科技成果处置权和收益权改革试点：一是明确了一次性处置单位价值或批量价值在800万元以下的科技成果，中央级事业单位可以自主处置，一个月内报财政部备案。二是同意中央级事业单位科技成果处置和对外投资形成股权初次处置的收益，扣除奖励资金后，分段按比例留归单位，统筹用于科研及相关技术转移工作。 股权激励改革试点：一是明确了中央级事业单位全资及控股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审批主体和审批程序。二是明确了科技创新创业企业获得股权奖励的技术人员按照实际发生的股权转让次数，在每次取得股权转让收益后缴纳个人所得税。 税收政策改革试点：一是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为研发人员缴纳的“五险一金”、医药企业发生的临床试验费、企业共同合作开发或委托外单位进行开发的研发费用等列入加计扣除范围。二是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比例由2.5%提高到8%，且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 科研项目经费管理改革试点：一是明确了试点项目范围由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扩展到科技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卫生部与北京市政府联合支持的新立项项目；二是试点改革内容除原有的间接费用之外，增加了分阶段拨付和后补助以及科研经费自主权的试点内容。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试点：一是增加国家新药、国家一级中药保护品种、经审(鉴)定的国家级农作物品种、国防专利、技术秘密6类创新成果可作为核心自主知识产权申报；二是对注册满半年不足一年的企业，可申请认定高新技术企业，发蓝底证书，不可享受税收优惠；三是技术专家不再对科技研究开发管理水平、企业总资产和销售额增长率指标组织评价。 建设统一监管下的全国性场外市场：目前挂牌企业总数达到122家，其中2011年新增挂牌企业23家。代办股份转让试点有效地促进了企业的发展，挂牌企业2010年平均营业收入增长28%，2011年上半年平均营业收入同比增长30%，多家挂牌公司成功在创业板上市。 中国制造能否跟上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脚步 王 淼 2012年07月04日09:00 外出旅行忘记带牙刷，着急出门赴约却又找不到合适鞋子来搭配服装，这是很多人都经历过的场景。但只要一按打印机的按钮，就可以打印一把牙刷或一双鞋子出来，这样的感觉你想象过吗？ 听起来像科幻电影一样神奇，但这的确是我们正在面临的一次重大变革。目前，这项被称为3d打印的技术正在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 据英国《每日邮报》6月10日报道，美国一家潮流信息服务公司的市场分析总监、时尚趋势预测师简·蒙宁顿·博迪预测，在未来10年左右，人们就能够在家中“打印”出令自己百分百满意的鞋子———这种方法不仅便捷，而且还非常实惠。博迪说：“这将是衣柜的革命，是时尚界的未来。” 是的，我们面临的将不仅是一场衣柜的革命，而且是一场整个工业体系的革命，那就是正在悄然走来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国务院参事、友成基金会常务副会长汤敏指出，在前两次的工业革命中，我们中国没有赶上，被甩在了发达国家的后面，结果是落后挨打了上百年。俗话说，事不过三。在这一场刚刚兴起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我们不应该，也承受不起再次被甩开的后果。在这关系着子孙后代的幸福、关系着民族的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上，我们只能迎接挑战，没有更多的选择，更没有退路。 什么是第三次工业革命 不久前，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推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封面文章，指出随着生产的数字化，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文章发表后引发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 文章通过一个锤子的例子解释了3d打印与以往工业制造的区别。3d打印通过层层叠加材料来制造产品，无需那些敲击、弯折与切削等工序。在最近的欧洲模具展上，美国“3d系统”公司用打印机为《经济学家》记者打印了一把锤子，做工精细的锤柄上有木纹效果，锤头为金属质地。而在传统工业模式下，让一家工厂根据你的设计制造一把锤子，你甚至得花上数千美元。因为厂家要先制造一个模具，浇铸好锤头，用机器抛光，再削一根木柄，最后将各部分组装起来。用这种方式定制一把锤子贵得离谱，但只要生产数千把，单个锤子的成本就会大大减少，这就是规模经济效应。而对3d打印机来说，规模经济效应已经没那么重要了。它可以通过软件的修改，制造出任何你想要的东西。不管是单件产品的生产，还是批量化生产，机器的设置成本不变。就像办公室里的二维打印机，打印一个字母和一堆不同字母的成本是一样的。 这一过程被称为“添加式制造”。《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的作者，美国着名趋势学家杰里米·里夫金在接受上海《文汇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可以用3d打印软件对一个物品进行编码，然后打印出3d产品，这就是“添加式制造”，它和目前的“减成法制造”完全不同。传统的“减成法”是对原材料进行剪裁、拼接然后连接而成；而3d打印则是通过软件一层层自下而上生产产品，它可能只需要传统生产方式1/10的原材料和能源。 在里夫金看来，第三次工业革命并不仅仅是3d打印，更关键的是“互联网+能源”。他认为，只有当通信革命和能源革命结合，才会带来经济样式的巨变。互联网的组织方式是分散的、合作式的，强调相互支持。通信革命开始与新能源汇合，则可以形成分散式、合作式的能源。所谓“分散式能源”，同目前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主要能源的区别在于，传统能源的获得成本很高，必须借助规模化、从上到下和垂直化的架构；而分散式能源则随时随地可以获得，每天的日照、风吹、粮食、海水甚至生活垃圾都可以转化为能源，大多数人都可以接触到“分散式能源”。 商业、政治和社会将面临巨变 里夫金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将会大大改变我们的商业、政治和社会。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概念之所以会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是因为第二次工业革命正在进入尾声，就像日落一样。”里夫金说，我们目前面临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其原因是以化石燃料以及相关技术为基础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已经日薄西山，无法再支撑世界经济的发展。这是因为相关的技术已经日渐落后，而以此为基础的工业生产也越来越没有效率。 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中，里夫金提出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五大支柱”：支柱一，向可再生能源转型；支柱二，将每一大洲的建筑转化为微型发电厂，以便就地收集可再生能源；支柱三，在每一栋建筑物以及基础设施中使用氢气和其他储存技术，以存储间歇式能源；支柱四，利用能源互联网技术将每一大洲的电力网转化为能源共享网络，这一共享网络的工作原理类似于互联网；支柱五，将运输工具转向插电式以及燃料电池动力车，这种电动车所需的电可以通过洲际间的共享电网平台进行买卖。 除了解决能源问题，第三次工业革命还将创造大量新型的工作机会。“欧洲拥有超过1.9亿座建筑，欧洲的目标是使大部分建筑变成可以生产能源的微型发电厂。这样一来，每栋建筑都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特点，利用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生产电力。届时，将会出现一些新的公司，这些公司提供将建筑改造成个人电站的服务。而这将创造出数以百万计的新工作机会。”里夫金透露，“目前德国已经对100万栋建筑进行改造，创造出37万个新就业机会。” 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认为，未来，工厂将由更灵巧的软件主宰。数字化给制造业带来的颠覆性影响，与它在办公设备、电信、摄影、音乐、出版等行业造成的冲击同样大。这种影响并不仅限于大厂商，中小企业和个体业主也将在这种即将到来的变革中受益，推出新产品会更容易、成本更低。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编辑、《第三次工业革命》专题作者保罗·麦基里接受《东方早报》专访时表示，“第三次工业革命”可能会把人们带回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的状态，与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促进城市化相反，“第三次工业革命”可能会带来反城市化。你可以用几千美元买一个小的3d打印机，可以打印珠宝、牙齿套等。你可以在家里就拥有一个小家庭工厂，或者小镇上的小公司。 里夫金在接受《经济参考报》采访时表示，除了帮助我们摆脱经济危机，第三次工业革命还将彻底改变人类的生产方式。他说：“这将极大地改变商业模式。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创造出了拔地而起的工厂和大片的工业区，以及集中化的生产方式。而第三次工业革命，通过信息技术，生产将可以是分散式，每栋建筑都可以利用自己产生的能源进行生产，而订单和用户需求也可以及时传达给生产方，而生产方也可以通过互联网来展示和销售自己的产品，这就省去了不必要的成本。” 里夫金认为，随着能源和通信技术结合，第三次工业革命会使我们的居住地分散化，城市规模会变小，人们不一定会再聚集在一起了。 人的价值将在 新工业革命中突显 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于作为制造业大国的中国而言意味着什么？对此，国内外的学术界已经产生了不同的看法。 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中文版的序言中表示，如果说美国是20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楷模，中国则最有可能在21世纪担当这一角色。如果在本世纪上半叶实现对第三次工业革命基础设施的构建，中国还需要近40年的努力，而这将创造数以千计的商业机遇、提供数百万的可持续发展的工作职位，并将使中国成为下一次工业革命的领军人。 《经济学人》杂志站则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立场上认为，新材料、包括3d打印技术在内的全新工艺、易于使用的机器人与新式协同生产服务的涌现，使得人们能以更低的劳动力成本灵活地生产少量产品。历史的车轮几乎回到了原点，从大规模制造模式转向更加个性化的生产模式。很久以前被新兴国家抢走的岗位，可能又要重新回到发达国家手中。 汤敏也对中国制造业面临的形势提出了警告。他认为，这场新工业革命有两大特点：一是直接从事生产的劳动力会不断地快速下降，劳动力成本占总成本的比例会越来越小；二是新生产工艺能满足个性化、定制化的各种需求，要求生产者要贴近消费者与消费市场。这两大特点都会使传统的、以廉价劳动力取胜的制造业发生根本性变化。一种可能的趋势是，过去为追逐低劳动力成本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会很快移回到发达国家中去。 波士顿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薛涌认为，在第三次工业革命面前，不尊重人、让人贬值的经济，在21世纪难有前途。他说，现代工业体制把人变成经过编程控制的机械手，其意义仅仅是按照指令重复简单的动作，并且可以像机器部件一样被随意替代。在经营逻辑上，劳动力越贬值、越具有部件式的可替代性，企业就越能降低成本、摆脱对工人的依赖，变得更有竞争力。而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设计和生产过程的合一，将使知识产权的保护变得更为重要。要想把生产过程外包出去、把核心设计秘密留在自己手里，也越来越难办到。这将促使企业舍弃把制造过程“外包”到低工资国家的战略，而把核心生产部门搬回国内。专家认为，对此我国应该及早进行研究，制定出有效的对策。 对于在第三次工业革命面前，政府应该怎样去应对的问题，保罗·麦基里认为，政府需要做的，就是像促进其他产业一样来促进制造业，没有必要专门针对制造业制定一些特别的促进政策。他说，政府通常喜欢选择一个企业或者一个行业来扶持，但政府没有水晶球，他们没法预见未来。我想最好的做法，就是注重教育，提供人们接触新技术的渠道，然后看会发生什么，而不是试图去规划，“我们需要这样做或者那样做”。 来源：中国改革报 积极迎接新科技革命的曙光和挑战 ——在中国科学院第十六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十一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 温家宝 2012年07月03日04:59 来源：人民日报 今天在座的有许多老一辈科学家，也有许多中青年科学家，都是新中国科技发展的见证人和实践者。我年轻时曾经是一名地质工程师，对科学事业非常热爱，许多老科学家的感人事迹常常激励着我，曾一心向往做一名科学家。到中央工作以后，我一直对科技工作倾注了自己的热情。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就开始联系科技工作，我感到很高兴，也感到责任重大。从那时起到２００３年的十多年间，我一直联系科协，中间经历了钱学森、朱光亚、周光召三任科协主席，并和宋健同志长期合作共事。这些年，我和许多科学家结下了深厚友谊，经常向他们请教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他们也愿意跟我说心里话。我手头有近百封和科学家的通信，大部分是谈科学技术发展和科技工作的。担任总理近１０年来，科技发展始终是萦绕我心头的一件大事。我深知，没有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没有中国 的今天，也没有中国的明天。我们必须依靠科学技术，依靠科学精神，才能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才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下面，我结合这些年的亲身实践，谈谈对我国科技工作几件大事的看法，与大家讨论。 第一件事是对科技体制改革的探索。 科技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就是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符合科技发展规律的现代科技体制，让科技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服务，更好承担起支撑和引领国家发展的使命。从多年实践看，必须解决好以下几个重要问题：一是促进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切实解决科技经济“两张皮”问题；二是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促进科技资源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三是最大限度调动广大科技人员积极性、创造性，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四是培养人才、吸引人才，营造有利于人才成长和发挥作用的学术环境和社会环境。解决这些问题，必须系统地对我国的科技管理体制、决策体制、评价体系、组织结构、人员管理制度等，有步骤地进行改革。 我对科技体制改革的调查研究工作，是从对“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调研开始的。１９８０年，在北京中关村地区发生了一件新鲜事：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春先等一批科技人员，组成了一个“北京先进技术服务部”，目标是探索在中国发展类似美国硅谷和１２８号公路的“技术扩散”模式。这是中关村地区科技企业最早的雏形。几年后，中关村地区各种类型的科技企业如雨后春笋，越来越多，形成了“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中关村的发展冲击了旧观念，冲击了科技与经济脱节的旧体制，探索了经济与科技相结合和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新路子，为科技体制改革提供了新思路。这件事在社会上引起很大震动，中央也非常重视。１９８７年１２月，中央书记处决定，由我负责组成“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联合调查组，对中关村进行调查研究。经过两个月的调研，我们认为中关村的新型科技企业有三个方面值得肯定：第一，科技成果转化为商品，解决了多年没有解决的科技与经济脱节问题；第二，科技人员收入普遍提高，生活得到改善，解决了企业的经济效益问题；第三，更重要的是体制变了，死钱变成了活钱，闲人变成了忙人，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得到充分调动，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中央肯定了调查组的意见，决定建立由北京市、中科院、有关高等院校组成的中关村地区科技企业协调委员会，原则上同意筹建“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２０多年过去了，中关村已经今非昔比。实践充分证明，当时中央的决策是十分正确的。现在中关村已经有近２万家高新技术企业，每年新创办的企业超过３０００家，还有１００多家创业投资机构，有近２００家世界５００强企业的分支机构和研发中心。２０１１年，实现总收入１．９６万亿元。中关村的企业拥有一大批核心技术，诞生了ＴＤ－ＳＣＤＭＡ移动通信技术标准、超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甲型Ｈ１Ｎ１流感疫苗、高温气冷堆、基于通信的列车控制系统等一大批创新成果。 此后数年，我经常到科研院所调查研究，几乎走遍了中科院在北京的所有院所。１９９１年１０月２４日，我到半导体所看望黄昆、林兰英、王守武先生，并和科学家座谈。当时半导体所已开始探索改革，实行“一所两制”和“开放开发”，取得明显成效，正 在探索科研、生产、产业结合的途径。这次调研使我认识到，在高科技研究和产业化之间缺乏一个促进转化的机制。要把经济建设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必须解决好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的机制问题。 １９９６年４月１２日，我到高能物理所调研，听取对发展高科技的意见。我认识到，发展高科技与实现产业化，是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的。发展高科技要在国家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引导下，更多地发挥市场作用。国防科技是高科技的重要领域，必须贯彻军民融合、以民为主的方针。当时在科研院所进入大型企业方面，电子部六所进入彩虹集团是一个比较成功的典型，这是我们在科技体制改革上迈出的重要一步，也是经济与科技结合的有益探索。１９９６年４月１７日，我去那里调研，与科技人员座谈。大家反映，科研院所和企业结合，使科研院所“如鱼得水”，使企业“如虎添翼”，是互利共赢的好事。 在联系科技和相关调研工作中，我越来越感到必须高度重视企业的科技发展和创新。担任总理后，我每年都多次到企业了解技术研发创新情况。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传统产业领域的企业，我都多次去过。特别是在我国遭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最严重的时候，去企业会更加明显地发现，凡是重视技术创新、掌握自主知识产权、有新技术新产品的企业，日子都比较好过。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０日，我在深圳考察了一家皮具公司。这家公司只有１６００多名员工，研发人员就有１００多人。在研发中心，我看到几十名技术人员在电脑前精心设计新产品。２００８年，这家公司的销售额达３．５亿元。我还看了中兴公司，这是一家国内外知名的通信设备制造企业。我去时，累计申请专利已达１．７万项。就是依靠技术创新，在国际金融危机中，企业逆势而上。他们对我说，２００９年的销售额要增长３０％。当时我有感而发，说了这样的话：无论多么严峻的形势，无论多么激烈的竞争，都挡不住创新的产品和有竞争力的产品；只有创新，才能抓住机遇，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只有创新，企业才能发展，国家才能兴旺发达。 科技体制改革的关键，就是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这是我国科技发展战略的一个重大调整，是推进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突破口。企业是市场主体，直接参与市场竞争，对产业和产品的技术创新最为敏感。企业主导技术研发和创新，才能加快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应用，才能有效整合产学研力量，才能真正解决科技与经济“两张皮”问题。企业不仅要成为科技成果产业化的主体，更要成为技术研发和创新的主体。要鼓励企业设立研发中心，鼓励科研机构、高校与企业共建工程实验室和技术研发平台，鼓励广大科技人员以多种形式与企业合作开展技术研发创新。以应用为目的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要建立由企业牵头实施的机制。 条块分割、互相封闭、科技投入效率低和资源浪费也是科技领域存在的一个大问题。１９９１年１１月１日，我到遥感应用研究所调研，这个所在中科院是比较年轻的，但发展很快。遥感作为基础研究的一个重点，在三个五年计划当中都被列为重点攻关项目。就是在那里，陈述彭先生跟我谈到科技资源和科技成果的封闭问题。他说，我们发射一颗卫星代价不小，但得不到充分利用。他还谈到科研项目重复安排、科研设备重复引进造成很大浪费的问题。他建议，一些实验室、一些设备要开放，有些设备要２４小时运转。 我们习惯于自成一统，下班以后把门一锁，我的设备别人不能用，这个状况要改变。实现资源共享和高效配置，看似是管理问题，实际上也是体制问题，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 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要处理好基础研究、公益性研究与应用技术研究开发的关系。１９９２年８月２１日，我到数学所、系统科学所、应用数学所调研，与科研人员座谈。当时科技体制改革正在探索之中，国家科委提出要稳住基础研究这一头，放开应用开发这一片，叫做“稳住一头，放开一片”。数学所的一些科研人员担心“放开一片”后，搞基础研究和搞应用开发的科研人员收入差距会拉大，对基础研究造成冲击，担心没有人愿意潜心搞数学研究。在座谈时，我讲了两者间的关系。我说，基础科学是科学技术应用的先导和源泉。今天的基础科学就是明天科学技术的应用。不稳住基础科学研究这一头，科技的应用开发就不会有后劲。但不重视科技的应用和开发，科学技术不与经济建设紧密结合，也不能发挥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长此以往，基础研究也不会有持久的后劲。我们不能因为强调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两者相辅相成、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稳住一头”使“放开一片”有坚实的基础，“放开一片”有利于集中力量，保证重点，更好地“稳住一头”。 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２０日，在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庆祝北京猿人头盖骨发现６５周年之际，我去所里看望科研人员，就社会公益性研究问题进行调研。我在座谈时讲，社会公益性研究是整个科学研究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得到重视。“稳住一头”，包括基础研究和社会公益性研究，就是要有稳定的研究课题、稳定的研究人员、稳定的经费来源。 通过调查研究，我们得出了一个基本结论：基础研究和公益性研究、高新技术及其产业、科学技术应用开发是紧密联系的整体，但管理体制、投入机制上都应当有所不同。这就需要厘清政府和企业、市场的职能分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履行职能的重点要放到加强宏观决策、制定规划和政策、创造良好环境上来。政府投入要重点支持基础与前沿研究、事关国家全局的战略高技术研究和事关民生的公益性科技研究，引导和支持企业突破核心关键技术、共性技术，支持新技术新产品推广应用。 我国的科技体制改革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要看到，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科技体制改革必须持续推进、不断深化。去年，中央根据新的形势发展要求，决定对２０２０年前我国科技体制改革进行部署，成立了２１个部门、单位和地方参加的调研和文件起草组，形成了《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意见》，即将以党中央、国务院文件下发。 第二件事是制定实施重大科技发展规划。 根据国家发展阶段的要求制定科技规划，是指导科技工作、促进科技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制定过１１个科技发展规划，其中１９５６年开始实施的“１２年科技规划”影响最为深远。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百废待兴，面对西方国家的重重封锁，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提出制定科技发展远景规划，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元帅亲自领导和参与。“１２年科技规划”的实 施，产生了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一系列重大成果，谱写了我国科技发展史上辉煌灿烂的篇章，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同时也为我国凝聚和培养了大批一流科学家。 我们一直重视从宏观上、战略上、整体上研究我国的科学技术发展问题。现在看，这方面的工作依然薄弱。我国是一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不能、也不可能依附其他国家发展。我们必须在科技发展的前沿领域有所作为，引领我国的发展，并为世界科技发展作出贡献。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在关键领域，我们必须依靠自己解决问题。加强科技发展战略规划，对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非常重要。要真正把“虚”的务透，这样才能明确方向，才能抓住重点把“实”的真正做实。加强科技发展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要进一步完善科技发展的决策体制和咨询制度，要有一批战略科学家，有一个精干的机构来做这方面的组织协调工作。 近十多年来，我们下了很大功夫，搞了几个重大规划。这里我讲两个重要的：第一个是在本世纪初，研究制定了《农业科技发展纲要》。１９９９年底开始，用了一年多时间。按照中央部署，科技部、农业部牵头，２８个部门参与，从国情出发，提出了新世纪第一个１０年我国农业科技发展的总目标和总任务，强调以推进新的农业科技革命为主题，以为农业、农村、农民服务为方向，以科技体制改革和创新为动力，以有力的政策措施为保障，实现技术跨越，加速推进农业现代化。 第二个是２００６年开始实施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制定这个规划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是我们党深刻分析新世纪新阶段的形势任务作出的重大决策。从２００３年６月开始，国务院专门成立了领导小组，组织全国科技界、教育界、经济界、企业界２０００多名专家学者，分２０个专题，对我国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战略研究，形成了１２０万字的研究报告。在此基础上，又用了一年的时间起草规划纲要。可以说，这个《规划纲要》是在充分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科学论证的基础之上制定出来的，是全党、社会各方面和广大科技工作者集体智慧的结晶。《规划纲要》把加强自主创新作为我国科技发展的战略基点，确定了“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指导方针，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总体目标。并从８个方面明确了具体发展目标，确定了５个方面的战略重点和１６个重大专项，明确了２０２０年前我国科技工作的着力点和主攻方向。 还有一些重大的战略研究做得也很好：第一个是由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正英、宋健同志组织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研究”。研究历时一年，有近３００位专家参加，其中有４３位两院院士，形成了９个专题报告和一个综合报告。主要研究成果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要突出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建立节水型的工业、节水型的农业、节水型的社会。这句话后来写入了“十五”计划。与这项研究相关联的还有钱正英同志主持的“西北地区水资源配置、生态环境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可以说是“中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研究”的继续和深入。报告提出，西北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重要前提是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报告还提出了西北地区生态环境建设、水资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的战略思路及１０项对策。这些意见，对西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第二个是由中国林科院江泽慧院长牵头的“林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这项研究从２００１年开始，有数百位包括两院院士在内的专家学者参与，历时两年，取得了重大成果，完成了《中国可持续发展林业战略研究报告》，提出林业必须确立以生态建设为主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建立以森林植被为主体、林草结合的国土生态安全体系，提出了以六大林业重点工程为载体、科技创新为先导、体制改革为动力，推动林业跨越式发展的思路。 第三个是由侯祥麟老先生领衔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油气资源战略研究”。这是一个事关国家能源安全的重大战略问题。课题组由中国工程院３１位院士和相关单位１２０位专家学者组成。这项研究是２００３年开始的，当时先生已经９１岁了，是我请他出山的。就在国务院听取汇报那天上午，重病中的侯老夫人生命已进入最后时刻，但她不让身边的人告诉侯老，怕影响他汇报。当侯老从中南海出来赶到医院时，夫人已处于弥留之际。令人感动的是，在相濡以沫的夫人离开后不久，哀痛中的侯老又提出，需要进一步研究２０２０年至２０５０年的油气供需和替代问题。一个９０多岁的老人，想的是半个世纪后的国家大事，这是一种多么感人的情怀和崇高的思想境界啊！我这里之所以讲这些，是想表达对学富五车、心忧天下的老一辈科学家的崇高敬意和怀念。 第三件事是推动实施重大科技行动。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把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确立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战略，把加快推进科技进步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地位。我们先后组织实施科技攻关计划、８６３计划、星火计划、火炬计划、９７３计划和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确定的重大专项，取得了一大批在国际上产生广泛影响、对经济社会发展有重大意义的成果。 我们坚持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围绕经济社会发展中急需解决的重大科技问题，卓有成效地组织实施了“六五”、“七五”、“八五”科技攻关计划。科技攻关是实现科技与经济结合的重大措施。通过科技攻关，使科技由潜在生产力变为现实生产力，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和社会发展。 邓小平同志提出，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１９８６年我们实施了８６３计划。这个计划是由王大珩、王淦昌、陈芳允、杨嘉墀四位老科学家倡议的。他们分析了当时世界科技发展趋势，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和需求，向中央提出了十分重要的建议。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抓住了科技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的这一重大问题，及时作出了决断。８６３计划的制定和实施，是科学民主决策的过程，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过程，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经验。 １９８６年，我们在全国农村实行星火计划。星火计划把先进实用的科学技术引向农村，是科技与农业、科技人员与农民紧密结合的成功模式，是科技为农民服务的一条有效途径，是以急需、实用、见效快的科技开发项目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星火计划的实践告诉我们，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必须紧紧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农民素质。 １９８８年，国务院批准实施火炬计划。这是一个在总结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和民营科技企业发展经验基础上，促进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的科技计划。主要是通过在智力相对密集的地方设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园区、发展高新技术企业服务中心（即科技企业孵化器）、实施鼓励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和科技人员创办领办高新技术企业的优惠政策等措施，引导社会力量参与高新技术发展、促进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像联想、海尔、华为、中兴、中联重科、腾讯、阿里巴巴等一批国际知名科技企业，有了遍布全国的具有市场竞争力和创新活力的科技型企业群体，涌现出北京中关村、武汉东湖等一批科技园区。 １９９７年，我们采纳科学家们的意见，决定制定实施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这就是大家熟悉的９７３计划。当时主要是围绕农业、能源、信息、资源与环境、人口与健康、材料、综合交叉等领域，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开展重点基础研究和前沿研究，现在这项研究计划已经大大拓展了。说到这项计划，就使我想到周光召同志。他是“两弹”元勋，是德高望重的科学家。光召同志从１９９８年开始担任９７３计划专家顾问组组长，历时１３年之久。他以战略家的视野，敏锐注视世界科学前沿的发展态势，从国家长远利益出发，提出了一系列富有远见的意见和建议。去年１１月１５日，光召同志在出席９７３计划顾问组会时，突发脑溢血住进医院，至今尚未康复。我们衷心祝愿他早日恢复健康。 从１９９８年开始，中国科学院组织开展知识创新工程，重点是加强原始性创新，加强关键技术创新，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创新成果，主要有：载人航天工程应用系统、“创新一号”小卫星、“龙芯”系列高性能处理器芯片、“曙光”和联想“深腾”系列大型计算机、甲醇制烯烃、煤制乙二醇、煤合成油、储能电池、燃料电池、量子通信、中微子振荡、铁基超导、诱导多功能干细胞全能性证明等。在空间遥感、信息安全、海洋装备和碳纤维材料等科研领域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 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确定了１６个重大专项，涉及信息、生物、能源、资源、环境、人民健康等重大紧迫问题和战略性产业领域，还涉及军民两用技术和国家尖端技术。这些重大专项都是经过慎重考虑、反复论证才确定下来的。当然，科技在不断发展，形势在不断变化，重大专项也不能一成不变。比如，航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重大专项，是后来经师昌绪先生建议列上的。 第四件事是重视解决关系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科技问题。 科学技术始终与人类文明进步紧密相关。在当代社会，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直接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福祉。这些年来，我们坚持以推进科技创新为动力，着力解决一些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直接涉及民生的重大科学技术研究和应用推广问题。 一是围绕解决粮食安全和农业发展问题，推进农业科学技术创新。农业科学技术是整个农业发展的基础。我国农业能否再上台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业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我曾多年分管农业和农村工作，与农业科技工作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多次和他们座谈科技兴农，向他们请教农业科技问题。我每次到农村考察时，都要到省里的农科院或者县里的农科所及农技推广站去看看。１９９ ５年７月１３日，我到中国科学院与部分研究所所长座谈，调研农业科技发展问题。我曾多次和李振声院士交谈农业科技问题；多次和水稻育种专家袁隆平院士探讨水稻育种问题，到过他在湖南的实验室和试验田，还请他到我的办公室来谈发展杂交水稻问题。现在，杂交稻种植面积占我国水稻种植面积５０％以上，每年增产的稻谷能养活６０００万人。２００３年开始推广超级稻，超级稻产量的潜力是每亩１６００—２０００斤，现在推广了１．１２亿亩，可以增产稻谷１４５亿斤。 我国人多地少、人多水少，人均耕地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１/３，水资源只有１/４，而且有限的资源还在减少。我国水资源分布极不均衡，长江以南地区水资源约占全国的７０％，耕地面积仅占全国的３１％，而长江以北地区水资源仅占３０％，耕地却占６９％。目前能调出粮食的省区主要在北方，北粮南运，为此我们付出了很大代价。现在我们面临两难境地，一方面，要保十几亿人口的饭碗，保证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不出问题。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要进一步增加农业产出。另一方面，工业化、城镇化还要占用耕地，非农业用水也越来越多。在这样一个资源条件下，要养活十几亿人口，农业的发展必须依靠科技，主要是提高单产来解决总量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国的农业生产成本高、浪费严重、效益低。化肥和农药用量大，既污染环境，又影响食品安全，主要问题是有效利用率低，目前都不到４０％，发达国家已达到６０%—８０％。我国一方面严重缺水，一方面很多地方还是大水漫灌，农业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率也不到４０％，发达国家已达到７０%—８０％。我国农产品加工转化增值率低，初级农产品加工率仅在２０％左右，发达国家已达到８０%—９０％。我国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比率仅为０．３∶１，发达国家能达到４∶１。我国农产品加工主要还是生产传统加工品，深加工、新产品少。这是我国农业效益低的一个重要原因。降低生产成本，实现转化增值，关键要有科技支撑。 在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中，我们把农业作为重要内容，规划了新品种培育、动物疫病防治、农产品精深加工和储运、环保型肥料农药、农业装备与设施、农业精准作业与信息化等九个方面的内容，并把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列入重大专项。这些科技项目是未来我国农业发展强有力的支撑。从实际情况看，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大力发展农业生物技术。这是涉及到良种培育、种植养殖、施肥灌溉、植保防疫等各个农业领域的高技术，发展的战略重点是为动植物育种和发展高附加值现代农业产业提供技术支撑。二是实现传统农业技术全面升级。传统农业技术仍将是我国未来农业技术的主体，而当前的主要问题是资源投入高和生产效率低，必须改造升级。三是通过深度开发技术，解决农产品深加工问题，提高农业的附加值。四是推进农业信息化建设。建立区域性农业科技中心。完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发展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农业高科技企业。此外，还要培养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提高农民接受科技的能力。这些问题解决好了，就会推动农业增长方式转变，全面提高我国农业发展水平。 二是围绕解决资源环境约束和可持续发展问题，推进高新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我们国家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资源能源的可持续能力和环境的可承载能力，成为一个大问题。我们提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就是突破资源环境约束，实现可持续发展。特别是最近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加深了我们对依靠科技创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重要性、紧迫性的认识。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我经常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怎样推动中国经济在更长时期内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尽快走上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轨道。为此，我做了三年多的调研。我觉得，战略决策、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和产业化这四个方面决定着未来。在这些方面，国家已经作出并将继续完善战略部署。我们制定了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把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战略目标，把可持续发展作为战略方向，把争夺经济科技制高点作为战略重点，逐步使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引导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新兴科技和新兴产业的深度融合，既代表科技创新的方向，也代表产业发展的方向。经过调查研究和深入论证，我们把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的重要措施，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作为引领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科学选择战略性新兴产业非常关键。选对了就能跨越发展，选错了将会贻误时机。 为此，我主持召开了三次座谈会。有４７位经济、科技专家，围绕新能源、节能环保、电动汽车、新材料、新医药、生物育种和信息产业发展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最后，我们确定了以下七个重点产业领域：一是节能环保产业，二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三是生物产业，四是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五是新能源产业，六是新材料产业，七是新能源汽车产业。选择这些产业领域的主要考虑：一是重大发展需求。我们要找到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突出问题、实现我国长远可持续发展的突破口，能够引领我国产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这些产业领域的任何一项重要技术突破，都会推动我国相关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二是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机遇。这些产业领域都是世界主要国家发展新兴科技和新兴产业的主攻方向，其中一些重要领域一旦实现重大技术突破，完全可能推动新一轮产业革命。我们必须紧紧把握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脉动，科学部署，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中赢得主动。三是科技和产业基础。我们从国情出发，同时考虑需求和可能两个方面，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经过多年的积累，可以说在这些领域，我们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研究、人才和产业基础。最近，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了“十二五”时期上述七个重点领域的重点发展方向和主要任务。 三是围绕解决重大疾病预防控制和公共卫生问题，推进卫生健康科技创新。这是一个重大的民生问题，直接关系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安全。传染病扩散没有国界，新老传染病的威胁依然存在。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球每年有１６００万人被传染病夺去生命。这一点在２００３年抗击非典中我们体会最深。２００３年，我与钟南山同志在泰国参加非典防治国际会议期间，就探讨了 重大传染性疾病的预防控制问题。非典后，我们用短短的两三年时间，在全国健全了疾病预防控制体系。从更深层次上讲，我们的治国施政理念发生了很大改变，那就是更加重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更加重视发展社会事业，更加重视保障和改善民生。 在重大疾病防治方面，２００３年“六一”儿童节前夕，我到北京儿童医院看望患病儿童时，儿科疾病专家胡亚美同志建议设立北京儿童血液肿瘤中心，卫生部和北京市很重视，现在这件事已在进行。２００９年２月我到天津出差时，在火车站碰见了来自河北张家口的２岁白血病患儿李瑞小朋友，引起我对儿童白血病的重视，后来成立了一个儿童白血病救助基金。我曾多次同武汉大学附属医院的桂希恩教授探讨艾滋病防治工作。在他困难的时候，我到他家中看望他，为他热心艾滋病防治事业的崇高精神深深感动，从此，他成了我的一位挚友。去年９月，我去看望８６岁的王忠诚院士时，他提出我国神经外科医生少，建议建一个神经外科研究中心，这件事我们已经同意了。这些事对我个人的触动很大，对我们的决策帮助也很大。 这些年来，我们一方面重视疾病预防控制及其医学科学技术的研究工作，另一方面通过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加强制度建设，来解决城乡居民的医疗卫生和健康保障问题。今年，我们开始全面推开儿童白血病等８类大病保障，并将肺癌等１２类大病纳入保障试点范围。我们相信，经过若干年的不懈努力，中国人民的健康状况一定会得到明显改善。 当前，我国重大疾病防控任务十分艰巨，公共卫生体系和医学科研能力亟待加强。一是重点研究疾病发生发展规律，基础和临床相结合，预防控制艾滋病、肝炎、结核、血吸虫等传染病，心脑血管病、癌症、糖尿病、精神病等重大慢性疾病。二是重点研究监测、筛选、发现技术，早诊早治技术，疾病模型、数学医疗技术，多技术整合平台等关键技术。三是重点研究医药生物研发技术，后基因组技术，再生医学和替代医学相关技术，生物医学工程及远程技术等生物医药技术相关的高新技术。四是重点研究现代中医诊治技术，中药资源可持续利用技术，中药制药、筛选、评价技术以及中医药信息技术等。总之，科学技术要在维护人民健康和医药产业发展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这需要从事医疗科技工作的同志们不懈努力，在座的各位院士中有不少是从事医学及其有关方面研究的，要担当起这一重任。 四是围绕应对气候环境变化和防灾减灾，推进环境生态科技创新。气候环境变化是近年来最热门的全球性话题之一，也是联合国大会及一系列国际会议的重要话题。气候变化会引发一系列环境问题，导致一些地区发生越来越多的风暴、干旱、冰雪、洪涝等自然灾害，对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将产生重要影响。应对气候变化、保护人类共有的生存环境，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２０１０年，我专门出席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在会上提出了我国自主减排的目标，表明中国支持《哥本哈根协议》的态度。 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每年自然灾害都给我国造成巨大损失。加强对各类自然灾害的研究，探索自然灾害的规律、有效防范各类自然灾害，运用科学技术加强防灾减灾工作，是科学研究的一项重大任务。自然界对人类来说还有许多不可知的东西，例如短期临震预报就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一次成功的大灾预报具有难以估量的意义。我国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和欧亚地震带之间，地震 十分频繁，对地震发生发展的周期性规律及分布进行系统研究十分重要，对于防震减灾、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这一点在２００８年汶川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中感触最深。 第五件事是积极迎接新科技革命的曙光和挑战。 科学技术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是相辅相成、相互推动的。一方面，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带给人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文明发展的革命性变化。马克思、恩格斯在评价第一次工业革命时说，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离不开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恩格斯说过，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可以说这是科技发展的基本规律，我们要充分认识和尊重这一规律，实现科技与经济社会良性互动发展。 历史经验表明，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往往也是技术和产业革命酝酿的关键时期；而科学发明和技术创新，又为经济发展开辟出新的领域，推动社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回顾２００多年来发生的几次科技革命，无论电力和内燃机的广泛应用，还是信息技术的跨越，都是在世界经济面临新一轮周期性调整时期酝酿的。正是科技上的重大突破和创新，推动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提供新的增长引擎，使经济重新恢复平衡并提升到更高的水平。谁能在科技创新方面占据优势，谁就能够掌握发展的主动权，率先复苏并走向繁荣。 面对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各国正在进行抢占科技制高点的竞赛，全球将进入空前的创新密集和产业振兴时代。美国着眼于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就业，两次发布“美国创新战略”，提出将研发投入提高到占ＧＤＰ３％这一历史最高水平，力图在新能源、无线网络、先进车辆、医疗卫生信息技术、基础科学和航天等领域取得突破；最近又提出科技创新的主攻方向，包括节能环保、智慧地球、大数据、重振制造业等。欧盟提出智慧增长、包容增长、可持续增长，支持卓越科学研究，保障产业创新领导力，宣布２０１３年前投资１０５０亿欧元发展绿色经济，保持在绿色技术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德国一方面竭力维持其在重型机械、高端制造等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另一方面大力发展风能、生物能等可再生能源和各类节能环保技术，明确提出２０２０年绿色能源将占其能源总需求的３５％。英国从高新科技特别是生物制药、绿色能源等方面，加强产业竞争的优势，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日本重点开发能源、环境技术和老龄化相关科技。俄罗斯提出促进经济由资源型向创新型转变，开发纳米和核能技术。我们必须目光远大，把握机遇，在这场竞争中努力实现跨越式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和科技方面的差距。 应该说，我们对通过科技创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认识还是比较到位的。２００９年３月，正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最艰难的时刻，国务院决定调整优化科技重大专项和国家科技计划财政投入结构，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０年两年中央和地方财政集中１０００亿元，加强科技创新。实施两年新增４万亿元的投资计划，中央财政累计安排投资资金２．０２万亿元，新增１．１８万亿元，其中自主创新、结构调整、节能减排和生态环境建设占１６．１％，自主创新的投入占５％以上。 当今世界正处于新科技革命的时代，新产业革命初现端倪，一些重要科技领域显现出发生革命性突破的先兆。美欧学者近期预言称，一种建立在互联网和新材料、新能源相结合基础上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即将来临，它以“制造业数字化”为核心，将使全球技术要素和市场要素配置方式发生革命性变化。一些专家认为，美德等国已取得先导性技术突破，有可能占据此次革命的制高点，重新划分全球分工。可以肯定的是，新科技革命将依赖现代化进程和国际竞争的强大需求拉动，也必将与新兴产业发展更加密切融合、互相促进。 我多次讲过，作为一个大国，我国必须有自己的基础和前沿研究。没有基础和前沿领域的原始创新，科技创新就没有根基，就谈不上建设创新型国家。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就成立了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开辟专门资金渠道，重点支持自由探索和基础研究，着力培养创新思想和创新人才。在即将进入２１世纪的时候，我们实施了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即９７３计划，面向国家发展的重大需求，着力解决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科学问题。２００６年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实施后，又启动了４项重大科学研究和８项前沿研究计划。４项重大科学研究计划是纳米、蛋白质、量子调控、发育与生殖，８项科学前沿研究是生命过程的定量研究和系统整合、凝聚态物质与新效应、物质深层次结构和宇宙大尺度物理学研究、核心数学及其在交叉领域的应用、地球系统过程与资源环境和灾害效应、脑科学与认知科学等。这些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和项目都是当今世界科学发展的前沿领域，而且我国也具有一定的科研基础和能力，有望获得重要进展。 今天在座的有科学家、院士、科技管理工作者，我想借这个机会对科学界的同志提几点希望。 一要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和忧患意识。科技发展根本上要靠广大科技工作者、靠在座科学家们的努力和奉献。我们清醒地看到，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紧迫要求，我国科学技术总体能力和水平还存在着相当的差距。我国人均发明专利累计授权量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重大技术的研究开发和装备制造能力还比较落后，原始创新占世界总量的比重很小。我这里举一个例子：目前中国互联网用户已突破５亿，全球排名第一，但主要用来管理互联网主目录的根服务器全世界共１３台，１台主根服务器在美国，其余１２台辅根服务器９台在美国，２台在欧洲，１台在日本，没有一台在中国。美国的互联网用户数量还不到我国的一半，但网络主机数量是中国的２８倍。各位院士都承担着重要科研领域的领军任务，要有使命感，为我国在世界科技前沿占有一席之地贡献聪明才智。 二要提倡学术争鸣和创新。要提倡富有生气、不受约束、敢于发明和创造的学术自由。学术研究要鼓励争鸣，因为只有争鸣，才能激发批判思维的产生。批判思维是现代社会不可缺少的精神状态，是一种独立思考精神，它不迷信任何权威，只尊重真理和规律；不盲目接受任何一种观念和经验，而是经过认真的比较和分析，根据当时与当地的实际，取其有用成分，除其过时或不适宜的部分。批判思维是创造的基础，没有批判，不可能有创造。要尊重个性。一个没有个性的社会是没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大家按一个调子唱 歌，没有创新，产生不了新的科技成果，也不会有生产力的发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否繁荣昌盛，关键在于人民群众中蕴藏的巨大创造潜力和独立思考精神能否得到发挥。否则，社会进步就会停滞或遭到扼杀，这是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没有思想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科技进步是做不到的，即使做到一些，也是有限度的。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和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没有人民主动性的国家，必然在竞争中失败。 三要把培养发现人才放在重要位置。我们的院士大都承担着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和工程，不但要在科研上有重大突破，而且要使科研项目成为凝聚拔尖人才、培养科学家的大熔炉，成为历练科技领军人物的主战场。要放手让青年人施展才干，他们最有活力，也最少保守思想，敢想别人不敢想、敢做别人不敢做的事。科学的重要发现许多出自青年，我们必须为青年人成才创造条件。老一代科学家要在提挈后学、培养人才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我前些年去看望钱老，他几乎每次都反复提到，创新型人才不足是制约科技发展的瓶颈。他提出要更加注重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他说，中国现在没有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按照培养科技发明创造人才的方式办学，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知识是无可穷竭的。要提倡青年人敢于发现和提出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讲，发现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还要重要。我们要把培养创新型人才作为教育发展的重要目标，这需要从娃娃抓起。只有培养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各类人才，特别是创新型人才，中国才有希望。 四要重视和亲身参与科学普及工作。科普工作是一项崇高而神圣的事业，不仅是传承科技薪火，更重要的是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提高全民族科学素质。一个普及科学的民族，才能真正摆脱愚昧和迷信；一个崇尚科学、具有科学精神的民族，才能真正有生机和希望。中国的生存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任务，也是现实的迫切任务。要把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各位院士在各自研究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对科学精髓认识透彻，对科学知识把握准确，对科学精神领悟深刻，不仅要在科技领域作出贡献，也应当在发展先进文化方面作出贡献。 五要多为政府工作出谋划策。坚持科学民主决策，是政府工作的基本准则之一。重视听取专家的意见，是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重要体现。这些年，我们组织各方面科学家在许多领域进行了若干重大战略研究，在政府决策和推动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我们还将就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大课题，组织有关专家研究论证。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学术专长，多为政府工作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新华社北京７月２日电） 美欧“再工业化”：机器人威胁中国制造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7月10日 07:29 中国青年报 本报记者 众石 美国佐治亚洲的一家服装技术公司即将推出“机器人裁缝”。 据称这项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技术革新，能彻底改变“美国制造”的命运——它的成本更低，从而可以打败“中国制造”。美国由此可以扭转每年用1000亿美元逆差从中国、越南等地进口服装的尴尬。 由电脑控制的自动缝纫机可以替代人工，“一针一线”缝制设计好的衣服，生产线上将看不到人。这代表了金融危机后美国“再工业化”的主要方向。有人称之为“自动化革命”，或“机器人革命”。 这家服装公司创始人史蒂夫·迪克森说，“自动化机器能让手机、电脑和电视的生产重返美国”。 《华盛顿邮报》评论说，机器人发展目前已进入多方面应用的阶段，包括运用在医疗手术和制造业，“由于机器人不用睡觉、休假、分心，也不会要求加薪，最终机器人将会比人力劳动成本便宜”。 他们进而预测，由人工智能、机器人和数字化制造促成的这场新型产业革命，让美国企业可以就地设立店家，创造各种产品，“美国的机器人不久就可以直接和中国劳工竞争”。 对于本来就陷入工资成本上升、原料价格上涨、出口订单萎缩的“低利润陷阱”的中国企业而言，这不是个好消息。人与人竞争，可以依靠吃苦耐劳、少挣多干；可人与机器竞争，这些优势恐怕就不复存在了。 有人提出疑问：机器人会杀死中国制造吗？ 围堵“中国制造” 用“机器人”打败“人”，是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方法之一。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奥巴马总统以及许多美国企业家，都在呼吁要“重新回归制造业”，并宣称未来20年将通过发展高端制造业，重构全球制造业竞争格局。 美国由“去工业化”到“再工业化”的转变，绝不是简单回归“美国制造”，而是为了抢占新一轮科技和产业竞争制高点。 经过金融危机后的反思，美国人已经认识到长期“外包”政策，导致国内产业空心化，造成诸多社会弊病。上海社科院研究员杨建文认为，发达国家终于搞明白了，高新技术和金融虽然能赚钱，但提供的就业岗位有限，而且门槛较高，因此广大的社会中下层难以从经济发展中获益，收入差距越拉越大，失业率高，引发激烈的社会矛盾与动荡。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外包”的全球化分工，也逐渐显露弊端。长期依靠廉价劳动力生产虽然造就了“世界工厂”，但低工资运行的模式越来越走不下去了，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凸显。 “外包”模式同时激化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内部矛盾，提高收入成为各国民众的共同诉求。但是，受制于人力成本的限制，发达国家显然不可能重新拿回那些“低利润环节的制造业”，他们必须继续“向高端进军”，通过颠覆性的技术革新，把那些流失的传统制造业“抢回来”。 杨建文称，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是通过抢占国际市场来实现的，通过政治、经济、外交、军事、贸易手段综合运用，打组合拳，重心是攻市场占有额，从而带动国内厂商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再带动就业率提高，社会矛盾减缓。” 受欧债危机影响，欧盟区成员国在紧迫形势下就“再工业化”也正在达成一致。 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塔加尼最近说，欧洲正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要把这次危机转化成机遇，就必须重振欧洲工业，因为工业是实体经济的主要贡献者。 欧盟委员会由此提出“新工业革命”理念，强调技术创新、结构改革，改变碳氢化合物为主的能源结构，更有效和可持续地利用资源，同时大力推进新的生产方式——包括机器人、数字技术、先进材料、可循环能源等新兴产业。 “这将对中国制造转型升级形成围堵之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在此前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示，欧美等国正在借“再工业化”重新搭起贸易壁垒，并且通过碳税、劳工标准、社会责任等规则，重夺国际产业竞争主导权。 他认为，前有发达国家抢占高端制造业，后有新兴国家承接中低端制造业转移，“中国制造”长期依赖的低成本的比较优势逐步削弱，新的竞争优势却尚未形成。 据统计，以制造业人员平均工资为例，目前越南大约是每月1000元人民币，印度大概是600元，而中国东部沿海已经达到2500元至3000元。典型案例是，中国一度是耐克品牌最大的全球制造基地，生产了40%的耐克鞋，但目前越南超过中国成为耐克最大生产基地。 用“机器人”武装中国制造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国内最大的代工企业富士康公司已经宣布，将在3年内启用100万台工业机器人，主要目的是用于控制成本。他们甚至在山西晋城投资了机器人工业园，干脆自己生产工业机器人。 自从“跳楼”事件发生后，该公司已多次上调一线员工工资，并且在内陆省份扩建工厂。富士康在内地雇佣的工人超过100万，按计划未来工业机器人的数量将不少于工人。 据分析，富士康目前使用的“低端机器人”——机械臂，每个成本在10万元人民币以上，这种机械臂能够24小时连续工作，工作时间是普通工人的三倍。按照富士康普通工人年薪约为3万～4万元算，机械臂的成本，相当于雇用三个普通工人一年的成本，这样一年就可以收回成本，之后就能创造利润。 业内人士称，中国劳动力工资不断上涨推高了“中国制造”的成本，而“机器人计划”如果实施成功，可能使富士康公司得以“突破对人工需求的天花板”，而实现“全球化战略”。富士康已明确在巴西投资120亿美元建厂，同时在越南和印度也已开始布局。 因管理过于严苛而被广为诟病的郭台铭，计划用“机器人战略”来彻底改变富士康企业形象。他说，“我们希望人不再被机器控制，而是人来控制机器，把单调重复的工作交给机器人，让员工解放出来。” 的确，对于组装加工苹果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而言，在抛光、打磨、镭射打标、焊接、喷涂等多个环节上，智能化的机器人能够干得比人类更出色，它们也更适合在易燃、易爆等危险环境中作业。 这应该是产业升级的大趋势。“中国要成为制造业王国，成败之举在于把人口红利变为头脑红利。”郭台铭公开表示，随着机器人的投产使用，人力将被转移到更高的附加值上，那些不喜欢枯燥劳作的80后、90后年轻员工，会去学习操控机器人软件、应用和维修，并变为机器人的应用工程师和软件工程师。 看样子用机器人武装“中国制造”的速度并不比美欧国家慢。2008年劳工成本上升，工业机器人开始在制造环节崭露头角，当年中国销售达到7500台，其数量是前24年销售总量的三分之一。 之后，机器人应用急速扩张。据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粗略统计，2010年我国进口机器人2.34万台，同比增长130%；2011年进口机器人3.8万台，同比增长62%。 据国际模具供应商协会秘书长罗百辉预测，“十二五”期间将是中国工业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关键转折点，市场需求也有一个井喷式的发展，需求量每年将以15%~20%的速度增长。 目前，机器人主要应用在汽车制造行业，未来在毛坯制造(冲压、压铸、锻造等)、机械加工、焊接、热处理、表面涂覆、上下料、装配、检测及仓库堆垛等作业中，机器人将作为一种标准设备而得到广泛应用，并将成为中国工业自动化技术与应用的“生力军”。 许多工业机器人的国际巨头，如库卡(kuka)、abb、发那科(fanuc)等，如今都把中国市场看作了“决胜未来的战场”。 虽然中国制造领域的工业机器人保有量只有数万台，比欧美日要少很多，但“中国的潜力太大了”， abb机器人业务中国区负责人顾纯元博士称，用不了几年中国在全球一定会是装机量第一，这已是业内的共识。 本土的机器人企业也不甘落后。沈阳、西安等地的机器人研发速度很快，而以珠三角地区的应用市场增长最为迅速。 据统计，仅深圳市机器人协会就有63家机器人企业，2011年产值达160亿元，这些企业平均年增速为50%至60%。当地为解决企业使用机器人前期投入太大的问题，还采用了灵活的“雇佣”营销，企业可以“先用再付钱”，做得不好也能把机器人“炒”掉。 今年4月，深圳市36家企业、高校、研究及投资机构还共同成立了“机器人产学研资联盟”。 深圳市机器人协会秘书长毕亚雷表示，一个“家家都有机器人、厂厂都有机器人”的时代很快就会到来，而中国工业机器人企业中规模大、品牌响的骨干企业还不多，期待能出现机器人领域的“华为(微博)”。 如果说机床是“工业的母机”，机器人就是“长了大脑的机床”。一位机床行业资深人士表示，国人必须明白，“中国制造”要与美欧日等国家竞争，就不能只用别人的工业设备，那只会使中国制造徘徊于低附加值的环节，“为了防止被对手的机器人杀死，我们必须用自己的机器人武装自己”。 “高端制造”要由本土市场养活 如果机器人替代了人，人往哪里去？事实上，三年来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对就业的改善并不明显。过去两年，即便企业利润的反弹很快，可失业率仍保持在9%，只比最糟糕的2009年下降了1%。 美国研究者在一份《全球制造业向本土的回归：神话与现实》报告中称：即便“再工业化”快速推进，使得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迅速丧失，也不会给美国人带来更多就业，因为这些直接的生产岗位只需要机器人来完成。 经济学家李才元认为，金融危机后各类新科技、新工艺的应用，短期看一定会淘汰部分旧工种、旧工作，但同时会带来新的就业机会。 “按价值链的倍乘效应，一个高端制造岗位，通常可以带动三个以上中低端岗位，比如围绕机器人生产，就会相应产生职业培训、人才培养、系统管理和生产服务等多个后续岗位”，他说，长期而言，新兴产业链的形成，并不会真正减少人的就业空间。 比如，在互联网和信息化产业兴起之前，很难想象坐在家里就能在“淘宝”之类的网站上开店或购物，也很难想象快递物流业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可以说，工业化进程本身就是一个“机器替代人”的过程，当机器帮助人类完成了许多低端、笨重、重复性的乏味工作后，人类才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从事学习、创新、研究、交流及艺术等活动。 在李才元看来，人类由“体力时代”向“物力时代”、再向“智力时代”的进化，是不可逆的，而这正是文明不断升级的大趋势。 眼下最应关注的是，美欧的发达国家经过三年调整，金融泡沫基本上挤干净了，正大力发展科技和新兴产业，一旦他们抢先一步将“新兴产业链”构建起来，“中国恐怕又要沦为人家的低端打工仔”。 美欧“再工业化”以及智能机器人的应用，已经发出信号，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处于大爆发的前夜。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贾根良认为，这次科技革命带来的最明显的变化是，“直接的生产领域中几乎看不到人影了，它将基本上实行数字化自动生产，以加工和制造为基础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将有可能成为历史的遗迹。” 在这一大转型的历史时刻，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如果赶不上，其经济崛起进程很可能被中断。占领了高技术和高端产业的“高工资国家”，仍会打败技术落后的“低工资国家”，就像当年英国人用纺织机打败中国、印度的手工织品一样。 历史上，凡是依靠出口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的国家，最后都不可能真正发展起来。贾根良认为，中国必须下定决心自主研发核心和关键性技术，不能寄希望于依靠别人，要利用好庞大的国内市场，让它成为中国自主技术和产业得以孵化的土壤。 “19世纪末的美国为什么能超越英国？不是靠传统产业，也不是靠国外市场，而是靠当时的战略性新兴技术，靠严格保护国内市场和对国内市场的独占发展起来的。” 他表示，“基于此，我们必须要摆脱目前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的控制，通过建立独立自主的产业链高端环节，打造国家产业价值链。” 任何形式的生产力进步都需要相应的消费力增加来支撑。当年美国的老亨利·福特创造了t型汽车的流水线生产，但如果他不付给工人双倍工资，就没有人能买得起他的汽车。这正是消费升级和本土市场的战略意义。 “金融危机前的全球化分工是畸形的，落实到中国就是，农村生产补贴城市，城市生产补贴老外”，李才元说，这使得中国市场看似很大，实际上老百姓收入过低，市场的真实需求严重不足，再加上市场开放过度，技术对外依赖，本土的产业价值链一直没办法形成。 如今，美欧的“再工业化”战略，本身就意味着要“关起门来扶植和培育自己的新兴产业”，各种类型的市场壁垒和贸易保护主义发生是必然的，美欧的高科技很难换得来，中国对此应有清醒认识。 李才元认为，中国必须坚定地走“内生性循环”之路，做大本土市场，做强本土企业，向当年的美国一样，依靠中国国民收入倍增、消费升级，来培育和养活中国自己的高端制造产业链，这样中国经济才能循环向上、生生不息。 他承认，中国目前转型难度很大，“我们人口多、技术差、货币弱、泡沫大，不利因素很多，但动力也最足”，因为中国没人再愿意继续“拿8亿条裤子换飞机”了。 美国再工业化：高科技与家电倦鸟归巢 2012-07-09 15:12 作者：周佳 原标题：美国制造业回巢记 核心提示：美国经济和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德安.贝克尔则告诉记者，在中国，工人的工资大约为每小时2到3美元，几年前则为不到1美元，而在美国，大约每小时为18到20美元。而bcg提到，到2015年，中国工人工资将是每小时4.41美元，而美国是26.06美元。 高科技、汽车部件、家用电器等由于对质量要求较高，将会是首批回巢的主力军 美国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是一个只有70多万人口的中型城市。今年春天，一件事情让整个城市沸腾了。 美国通用电气在该市开设工厂，首批招聘1000名工人，虽然工人起薪每小时13美元，低于以往标准，但消息传出，简历蜂拥而至，公司共收到1.6万份简历。美国媒体纷纷惊呼：“倦鸟归巢”了。 倦鸟归巢 今年，路易斯维尔市终于迎来了制造业的春天。美国通用电气在当地开设了一家新工厂，这与通用在当地开设第一家工厂，相隔了50年。这一次，工厂主要生产冰箱底部冷冻室和热水器。而底部冷冻室的生产线原本设于墨西哥。 就在上月底，通用电气再次宣布，今年夏天将在该工厂底部冷冻室生产线上新增380多个工人。 这还只是通用电气在路易斯维尔市到2014年投资8亿美元计划的一部分。对此，当地政府欢欣鼓舞，不但州长亲自出席开业典礼，路易斯维尔市政府更是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对他们的进展，我们实在高兴得不能再高兴了。”市长格瑞格.费舍尔（greg fischer）说。 市长可不是说说而已，对于增加当地就业，通用电气获得了肯塔基州和路易斯维尔市总共3700万美元的奖励。另外，公司还获得了联邦减税2480万美元。 公司新闻发言人金姆.弗尔蒙告诉记者，迁回生产线是为了便于人力资源的整合。 奥巴马政府利用经济与政策等方法引导制造业回流。 “我们的策略是围绕制冷产品建立精英中心。为了达到这点，我们需要把制造运作搬到同一个地方。在那里，工程师、业界设计师和其他对总体创新、质量和制造运作负责的人都在一起，从而保证高质量和成本竞争力。” 另外，对于美国的大型公司而言，在经济萧条的大环境下，高举“美国制造”已经成了市场公关的必要手段。谷歌(微博)在相关新闻发布会上提到，新推出的无线家庭媒体播放器nexus q完全在美国设计和制造，它的定价是299美元，远高于苹果或roku等竞争对手。 和它相似的，惠尔浦（whirlpool）也在美国田纳西州的克里弗兰开设了新的工厂，这笔2亿美元的投资将新增130个就业岗位。公司主席杰夫.费提格再次重申：“我们在美国销售产品的80%在美国制造，没有一家器具制造商能够接近这个对美国就业的承诺。” 美国再工业化计划 美国制造业回归，是美国再工业化计划的一部分。2008年的金融危机，被专家认为其根源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去工业化”。“去工业化”造成美国产业“空心化”，失业率攀升。过去十几年中，美国工业生产值与其增长幅度迅速下滑；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在十年间从15%下降到了10%以下，1979~1993年，美国制造业流失的工作岗位数量为230万。 在2009年9月召开的g20会议上，奥巴马提出“可持续和均衡增长框架”建议后，美国出台了一系列以平衡增长为背景的经济复苏提振政策。最为显着和标志性的当属2010年8月11日生效的《美国制造业振兴法案》（下称《法案》）。该法案旨在帮助美国制造业降低生产成本，增强国际竞争力，提振实体制造业，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在此背景下，美国许多高新技术产业纷纷回巢。波士顿咨询集团（bcg）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总部设在美国的制造业高管有超过1/3的人计划将生产从中国转回美国，或正在考虑这种做法，这些公司的年销售额都在10亿美元以上。 其中67%的橡胶和塑料制品企业、42%的机械制造企业、41%的电子制造企业、40%的计算机制造企业、35%的金属制品企业表示，他们期望将企业从中国迁回到美国。 影响中国较小 虽然美国制造业回归现象只是开始，但美国媒体已经开始纷纷报道，庆祝这一可喜现象。不过，记者了解到，回巢现象其实对中国影响并不大。 卡特彼勒公司去年将整机组装业务从墨西哥迁回了美国本土。但是，它的新闻发言人吉姆.杜甘告诉记者，他们在中国的总体战略是加大投资。 “我们没有从中国撤走任何生产。我们正在中国加大投资，多家新工厂正在建设当中。”杜甘说，“我们在中国生产的几乎所有东西都在中国销售。” 据了解，卡特彼勒今年3月宣布提升在徐州生产基地的液压挖掘机产能，并计划于2014年初开始生产轮式挖掘机。 惠尔浦公司去年将kitchenaid品牌手持式搅拌器的组装业务迁回美国本土。公司新闻发言人克里斯提.沃涅尔向记者澄清，迁回的原因主要是市场调节的需要。 “手持式搅拌器的许多部件，包括发动机，仍在中国生产。在美国生产的塑料部件会使用在中国购买的设备生产。”沃涅尔说，“这个产品在美国销售，把组装业务迁回美国，让惠尔浦能更快应对顾客需要。例如，如果一种颜色突然变得受欢迎，公司能够迅速向市场提供这种颜色的搅拌器。” 据了解，惠尔浦还在今年3月宣布将与苏宁联手组建销售公司。 奥巴马政府利用经济与政策等方法引导制造业回流。 通用电气在最近也重申了制造业外包的重要性。 “我们必须找到能够让我们以最低成本发展和制造最好产品和服务的地方，无论它在哪里。所以，我们会继续外包期货和制造业。”通用电气的总裁杰弗瑞.耶迈尔特在《哈佛商业评论》中提到：“这对美国并不是件坏事。事实上，成千上万个美国工作岗位存在是因为我们有在全球竞争的能力。” 记者还了解到，目前已将整条生产线全部搬回美国的往往是小型公司。美国媒体多次引用的是一家叫light saving technology的公司，该公司最近从中国迁回了整条生产线，记者在linkedin上看到，该公司是10到25人的小公司。记者试图拨通该公司网站上的电话，但是该号码已经是空号。 另一家公司suarez corp.是制造空间加热器的公司，他们从中国搬回美国后，为美国新增了250个就业岗位，然而，由于市场供大于求，最近他们辞退了约一半的工人。 成本决定命运 去年，通用电气成功地和公司工会达成协议，工会必须接受更低的工人起薪，而公司则答应雇用更多的工人。去年秋天，公司刚宣布450个新岗位不到一小时，就收到6000份简历。 许多专家认为，美国公司，尤其是小公司们纷纷把生产线迁回美国，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和美国劳动力价格的下降。bcg显然非常看好美国制造业的未来。根据该公司发布的报告，在普通的中国工厂，工人工资和福利正以每年15%到20%的速度增长，这将导致中国相对于美国低成本州的劳动力成本，优势由现在的55%骤减至2015年的39%。 而美国经济和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德安.贝克尔则告诉记者，在中国，工人的工资大约为每小时2到3美元，几年前则为不到1美元，而在美国，大约每小时为18到20美元。而bcg提到，到2015年，中国工人工资将是每小时4.41美元，而美国是26.06美元。 “虽然，这仍然是很大的差距，但是，在美国生产有很大的优势，如果公司在美国生产并销售，运输成本就低，并且大量的出差时间也省下来。另外，现在许多产品必须迅速进入市场，如果制作环节短，竞争优势就会大大提高。”贝克尔说。 另外，不少专家认为，随着能源价格上涨，运输成本的上升也让生产规模较小的公司萌生退意。最后，高科技、汽车部件、家用电器等领域由于对质量要求较高，将会是首批回巢的主力军。 据了解，5月份美国制造业活动连续第34个月扩张，但是当月制造业活动扩张的步伐放缓。报告显示，当月美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为53.5，表示美国制造业处于扩张状态。分行业来看，在18个制造业中，当月包括机械、计算机、电子产品等13个行业实现扩张。 最后，贝克尔认为，目前美国制造业回巢只能说是处于初级阶段。未来3到4年可能会出现一个高峰。波士顿咨询公司也认为，制造业回流将为美国带来200万至300万个就业机会。但美国公司的回巢不能改变中国目前制造业大国的地位。 欧洲推动“再工业化” 2011-11-28 10:06:10 http://www.gmw.cn 来源：人民日报 提高实体经济地位 增强抵御危机能力—— 欧洲推动“再工业化” 近年来，欧洲国家普遍“去工业化”，西班牙等国工业地位不断下降，产品国际竞争力变弱。欧债危机全面爆发后，“去工业化”致使抗危机能力不足这一弱点充分暴露，因而重归实体经济，推进“再工业化”战略被欧洲各国提到产业结构调整的议事日程上来。 “去工业化”成普遍现象 欧盟大部分成员国或多或少存在“去工业化”现象，其中以西班牙、法国、英国、比利时等国尤为严重，主要涉及纺织与服装业、汽车等行业。欧盟统计局的数据表明，从1996年到2007年，工业占欧盟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从21%降至18%，工业部门吸收的就业人数从20.9%降至17.9%，这意味着欧洲人因为“去工业化”失去了280万个就业岗位。 西班牙ie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庞比隆在对比西班牙宏观经济相关数据后发现，1970年西班牙工业和能源产业占gdp的比例为34%，服务业占46.3%，而到2010年，这一比例分别为15.6%和71.6%。 导致欧洲国家“去工业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三产业的崛起是一个带有共性的因素。具体到西班牙则有其特殊原因。首先，西班牙中小企业多，普遍具有创新能力弱、产品附加值低、劳动密集等特点，非常容易转向劳动力更低廉的发展中国家。其次，西班牙长期缺乏对具备发展潜力的产业强有力的政策支持，特别是在1997年至2007年的房地产泡沫期间，大量资本和就业流向地产建筑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去工业化”的势头。 瑞典也曾经走过很长一段“去工业化”道路。20世纪70年代后期，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给瑞典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带来冲击，瑞典的制造业雇员人数大幅减少。到2008年制造业雇员人数仅为70万，不到全国劳动力的20%。同时，工业品价格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而走低，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份额不断减少。 弱化实体经济降低抗衰退能力 整体来说，“去工业化”并未动摇欧盟作为世界第一大工业体的地位，但欧盟智库“罗贝尔·舒曼基金会”专家让—弗朗索瓦·雅梅说，尽管欧盟工业竞争力尚存，但就业流失严重，这已经引起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庞比隆认为，“去工业化”不仅削弱了西班牙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也对国内就业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过去4年，西班牙共失去了80万个就业岗位，特别是在世界经济衰退的背景下，这无疑大大削弱了西班牙应对危机的能力。 瑞典的案例则更有借鉴意义。由于及早意识到“去工业化”的危害，瑞典政府重新加大对工业投入。瑞典在《2010—2011年度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报告》中排名第二，超过新加坡和美国，这与其“再工业化”密不可分。据瑞典中央统计局预测，今年瑞典工业领域总投资将达532亿瑞典克朗（1美元约合6.74瑞典克朗），比去年增加10%。预计2012年工业投资还将增加7%左右。 重视制造业是德国的传统，也是政府、企业和工会共同努力的结果。政府定期同“研究和创新专家委员会”举行会议，分析工业国家发展现状和德国技术生产趋势。国际金融危机期间，英美制造业部门大量裁员，而德国通过政府扶持和补贴等手段，尽量维持制造业的就业稳定，这是危机过后德国的研发密集型制造业迅速恢复的重要原因。因为“资本没有思想，人才有”，工程师一旦被解雇就很难重返岗位了。 “再工业化”主打高端制造业 面对“去工业化”在产业结构和就业方面带来的威胁，欧盟委员会几年前提出了欧盟工业政策的方向与目标，其重点是促进创新，并启动了以下方案：2007年成立欧洲研究理事会；2008年建立欧洲创新技术学院；实施联合技术倡议，研发如卫星监测环境与地球安全、微电子工艺燃料电池、药物创新等技术与工艺，以提升“再工业化”进程。 “去工业化”严重的西班牙也制订了“再工业化”援助计划，旨在推动工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技术的发展，实施支持高技术和高生产力的工业计划以创造就业。2011年西班牙政府共收到了2412份援助申请，受理908份，拨付的援助金额达4.624亿欧元，这些援助将带动16.8亿欧元的投资并创造直接就业岗位4676个。 瑞典政府在发展服务业的同时，也引导企业将高新技术应用于传统产业领域，大力发展电子、环保、能源、生物、制药等高端制造业，爱立信、abb、skf等老牌企业焕发出新活力，走上“再工业化”之路。 瑞典工会组织首席经济学家丹尼尔·林德指出,这种制造业的再次繁荣被一些学者称为“积极的去工业化”，而从生产率及其在实际gdp中所占的比重看，这其实就是“再工业化”。“再工业化”代表欧盟未来产业发展方向，高端制造业是其他产业发展的坚实基础和有力保障。（李永群 刘仲华 管克江 丁大伟） >>点评 孙彦红（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经济室助理研究员）：如果将“去工业化”定义为工业（或制造业）占整体经济的比重不断下降的趋势，那么，自二战结束以来，西欧各国都在经历这一过程。世纪之交，欧盟主要国家的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普遍低于30%，其中制造业增加值比重更降至20%以下，而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则接近或超过70%。 就最近20年的情况看，欧洲的这一“去工业化”趋势除了体现现代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外，还或多或少地受到一些主观推动，这主要是指上世纪90年代所谓“知识经济”的兴起，使得西欧多国政府普遍认为工业已是明日黄花，欧洲的竞争力完全依赖于服务业与研发。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近30年来发达国家过分注重虚拟经济，轻视实体经济，导致全球经济与产业结构的整体失衡，后果是爆发于虚拟经济的危机重创了实体经济。欧盟内部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严重、复苏缓慢且又爆发主权债务危机的多个成员国，虽然个体差异较大，但都是“去工业化”相对严重的国家。制造业比重和竞争力的下降直接导致这些国家的出口竞争力下滑，进而造成其外汇储备不足，经济增长缺少了一个重要支撑。 国际金融危机推动了欧盟及其成员国对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关系的重新审视，并使得制造业的地位再次受到重视，多个欧盟成员国都提出要“再工业化”。从欧盟层面和多个成员国的官方文件来看，欧洲的“再工业化”绝不是简单地依靠政府力量增加制造业比重，而是着重于加强制造业的竞争力：一是继续巩固与强化传统产业的某些环节和优势产业在技术、产品质量、品牌、环保等多方面的既有优势，二是努力在新兴技术产业的角逐中抢占制高点。 虽然出现了“去工业化”趋势，但是从工业产品的技术含量、质量、品牌、具有前瞻性的环保要素等多方面综合考虑，欧盟的工业竞争力仍然是最强劲的，其工业部门获得的附加值也是全球最高的。另外，欧盟还掌握着接近50%的全球工业技术标准和产品规则。这些因素都是欧洲“再工业化”的有利条件。如果欧洲在未来若干年切实制定并执行“再工业化”战略，那么其工业优势地位势必得以巩固和加强。 再工业化浪潮涌动 2012年06月10日07:09 来源：文汇报 本报记者 张晓鸣 实习生 王莹 牛牧原 从“工业化”到“去工业化”，再到“再工业化”这样一个循环过程，实际上是对制造业产业链的重构，重点是对高附加值环节的再造，体现了服务经济真正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战略，符合经济形态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规律。 美国总统奥巴马年初发表国情咨文，强调为了让美国经济“基业长青”，美国需要重振制造业，并表示将调整税收政策，鼓励企业家把制造业工作岗位重新带回美国。 无独有偶，日本财务省最新发布的统计显示，去年日本出现自1980年以来的首次贸易逆差。虽然去年出现逆差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地震海啸等临时性因素，但从长远来看，产业转移造成的制造业空心化是日本出现贸易赤字的趋势性因素。因此，日本政府必将出台措施，着力扭转制造业流失局面。 两则消息共同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二十一世纪前十年是发达国家去工业化、产业转移的黄金期，但这一进程可能会逆转，未来十年可能是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夺回制造业的十年。 为此，本次圆桌论坛特邀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产业经济系芮明杰、胡建绩、骆品亮教授和姚志勇、龚冰琳老师，以及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校区）经济学终身教授陈勇民先生，围绕“再工业化”这一话题，展开讨论交流。 什么是“再工业化”？ 芮明杰：金融危机以后，奥巴马政府提出了“再工业”概念，这个概念不断见诸于国内媒体，也引起国内学者多方面的关心。 从文献上来看，“再工业化”概念最早源于八十年代美国的社会学家艾米泰克。 他在1980年6月25日《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提出再工业化概念，当时是针对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所遭遇的经济问题而言。美国在六、七十年代已经完成工业化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在这个时代出现两个主要经济问题，一是过度消费，二是投资相对不足，这损耗了美国的生产能力，所以他提出重新工业化以解决这些问题。 当时再工业化的内涵是指：在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生产能力的复苏，而生产能力的复苏大多数指制造业为主的生产能力的复苏。工业化之后美国进入了服务业为主的经济体系，制造业大部分被转移，所以当时还有“产业空洞化”的说法。“再工业化”这一概念当时引发了美国学界对产业复苏有关的政策争论，也提出了很多概念。“再工业化”是介于供应学派、经济学和产业政策之间的说法。又不完全是每一种学派的观点。具有一定的目标导向，目标即是能否恢复美国的产业和生产能力。 后人给“再工业化”的定义是：组织全国的资源，重建产业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过程。这是一个重建产业的过程，实施这个过程的目的当然是复苏美国经济，继续保持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竞争力。 奥巴马政府在本次经济危机中再提“再工业化”，与美国目前面临的经济问题是相关的，也与工业化进程在全球的分布相关。很多发达国家，包括一些逐步发达的国家是在去工业化，进入服务经济、后工业化时代，而我们这些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的进程当中，这就形成了一个产业体系分工上的变化，一个是“去工业化”，一个是“再工业化”。世界产业体系的变化与分工变化引起了反思，到底是分工变化导致了经济的衰退，还是仅仅是金融的问题导致了衰退，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胡建绩：“再工业化”是产业发展的概念，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提出，为什么长期得不到重视？当前来说，无论是美国还是全球“再工业化”逐步启动，在这个时间探讨“再工业化”是十分重要的。 骆品亮：从“工业化”到“去工业化”再到“再工业化”这样一个循环的过程，表面上反映了从实体经济到服务经济再到实体经济的回归，实际上体现了服务经济真正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战略，符合经济形态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规律。后面的实体经济与前面的实体经济不是一样的实体经济，这是一个更加强壮、稳定，能够抗击经济衰退的实体经济，后面的实体经济着重发展高端制造业，谋求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如果说“去工业化”去掉的是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环节，那么，“再工业化”实际上是对制造业产业链的重构，重点是对高附加值环节的再造。 如今为什么重提“再工业化”呢？ 芮明杰：今天的“再工业化”的内涵与过去不同了。我个人认为，美国这次再提“再工业化”可能要解决四个问题。 一，能不能够继续保持在制造业价值链上的高端位置和全球控制者的地位。我个人认为这是今天美国“再工业化”的本质。在制造业技术领先的位置上虚化，可能是美国不愿看到的。尤其是看到德国、日本、中国在制造业上不断崛起。德国在高端制造业上的进步对美国是一个刺激。这可能是“再工业化”要考虑的第一个问题。 二，通过“再工业化”推动美国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过度的虚拟化和金融化与实体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脱节，这个脱节可能是导致美国金融危机的导火线。在制造业和金融服务业之间形成一种新的融合和配备，提高产业的投资水平来推动美国经济的复苏。 三，增加美国民众的就业机会和消费能力。制造业主要靠设备，对劳动力技能要求比较简单，金融和现代服务业对人才要求的素质比较高。制造业创造的就业机会肯定比金融业要多，不见得比高端现代服务业少。如果没有就业的话，想要通过消费刺激美国经济的增长也会有问题。 四，降低美国贸易不平衡的水平。美国长期贸易赤字，贸易的不平衡需要通过制造业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与高端服务产品的出口来缓解、从而降低贸易赤字，平衡美国贸易结构。 骆品亮：美国“再工业化”的表象是为了防止产业价值链活动过度外包出现的“产业空心化”及其引发的产业脆弱性，其实质则是美国根据全球产业发展新趋势对产业链进行动态治理的战略选择，体现了美国加强对全球产业链进行掌控的决心。 美国的“再工业化”将对新兴经济体的产业发展战略布局产生重要影响。美国通过“再工业化”对其产业链的全球空间布局进行重组，打破了全球产业体系原有的分工格局。我们需要研究的是，“再工业化”后制造业产业体系在全球分布将呈现什么样的新趋势，各国之间又应怎样分工协作，这个分工又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新规律，等等。我比较赞同的一种观点是，各个国家之间可能形成一种新型的以产业模块化分工为主要特征的“嵌入式”竞争合作关系。我们可以观察美国、欧盟、日本在接下来的“再工业化”过程中重点发展哪些产业及相应的产业模块，这样我们对未来产业发展的重点就能有一个较准确的把握，进而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进行跟踪研究，形成中国特色，避免产业链环节的过度交叉重叠。 龚冰琳：美国重新提出“再工业化”确实有它的时代背景和基础，说明那些传统的发达国家确实感受到危机了。2008年我在英国时感受特别深刻，因为英国的实体产业早已转移，我们参观过诺丁汉大学一个新校区，以前是一个自行车厂，牌子还在英国，但生产全部在中国。旧厂房就改成大学校园了，做得非常环保。英国剩下来的支柱产业是什么呢？金融、教育、文化产业。但金融危机一旦爆发，财富就缩水了。所以他们确实感受到了恐慌，觉得在这特殊时期，没有实体经济还是很危险的，容易受到很大的冲击。美国的情况也类似，所以他们会重提“再工业化”。 “再工业化”的路径有哪些？ 芮明杰：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今天“再工业化”的途径，首先是继续发展在制造业中的技术领先行业，继续推进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管理创新，来保持领先和价值链的控制力，特别是利用新技术、信息互联网的优势，给这些产业重新定义。 二是用新的技术信息、互联网的优势对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重新定义整合发展，提高劳动效率，降低单位劳动成本，提高其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同时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通过重新定义、整合发展，使提高了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重返美国。 三是美国在金融和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上有优势，比较先进和发达。美国完全可以利用这个优势进行“再工业化”，在此过程中推进各种现代服务业，使之成为“再工业化”的良好合作伙伴，因为我们都知道，制造业和生产服务业是密切相关的、互为融合的。所以美国可以利用金融和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上的优势推动制造业领先技术的重新恢复，形成良好的互动，使美国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 四是积极推动科技创新、技术创新，创造新的产业。我们知道很多新兴产业源于美国，领先全球，并形成产业化，且在全球市场上扩张。美国善于创造新的产业，还善于创新商业模式，这可能成为“再工业化”的中坚力量。 陈勇民：美国的产业发展基本是由市场来决定的，政府的干预只是一般性的干预。 最近，美国强调比较多的是重建制造业，制造业是美国的核心，通过“公司税”推进。奥巴马政府现在出台政策是降低公司税，如果你把公司建在美国我们会给你降税，如果把公司开在某个贫困地区，税费更低。 有一些观点认为，美国近几年的政策会指定扶持某一产业，比如汽车行业，美国认为汽车产业是比较重要的产业，它不仅会影响到汽车产业本身，还会影响到很多相关的产业，也可以说有一定的外部效应。因此要支撑和挽救这一产业，其实奥巴马政府挽救汽车产业的措施，受到了一些批评，但最近看来还是有一定效果的。 还有就是能源产业，美国有一定的产业政策，通过两方面来提高积极性，一是给予企业免税政策，除了企业，还有消费者，目的是为了创造消费。美国很多屋顶装有太阳能，但是太阳能板很贵，因此，政府规定购买太阳能板的费用可以从税费中减扣，促进了大量购买。 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的对策是什么？ 芮明杰：一，我们应该加大投入不断创新，发展先进的制造业，来抢占产业价值链的高端位置。众所周知，我们现在的制造业是依附性的制造业，依附于发达国家，处于价值链的低端，被控制，所以我们要推动战略新兴产业发展。但是在推动先进制造业，抢占高端市场时，我们的基础是什么？ 二，如果上述这个策略行不通，那我们现在低端的制造业是不是要进行改造，还是要放弃掉？我认为提高低端制造业的效率和品质，把低端的环节做到极致，使之在全球的产业体系中不可或缺、不可替代，应该也是一种路径。 三，我们现在面临的到底是政府推动还是市场机制的选择，我们到底应该倾向于什么？我们现在看到的更多是政府的推动，越来越忽略市场机制的选择。这对未来产业的发展是好还是不好？这些都值得探讨。 骆品亮：美国的“再工业化”对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产生重大影响，对中国制造业转型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如何选择，特别是如何利用信息化来推进工业化，两者之间如何融合？美国走过了工业化和去工业化的时代，再重新发展不一样的工业化道路，不是简单地走回头路。中国不能简单地模仿，但是共性的东西还是可以借鉴的，比如说他们“再工业化”也很强调技术创新体系的构建等。中国要走自己的路，一方面要进一步巩固发展仍具有比较优势的传统产业，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具有内生性竞争优势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通过自主创新争取在若干关键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抢占未来产业发展的制高点。在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中，政府重在制度创新和环境建设；而企业，特别是主导型大企业，应真正成为技术创新和自主品牌建设的主体。 胡建绩：我们一定要防止去工业化当中的误区，过度发展金融等都是要反思的，防止这种误区在我们国家再现。 “再工业化”阶段，努力发展先进制造业 芮明杰：我认为，先进制造业有三个特征：一是，技术含量较高，以高新技术为核心。二是，创造附加价值比较高。三是，从未来的要求看，应该是符合低能耗、低污染的低碳经济要求。有这样三个特点才能符合先进制造业的要求。 我们之前制造业的发展逻辑是基于自然禀赋，劳动力、资源低价，改革开放后进入国际分工，拥有外生性的比较优势，依赖于出口，产品处于价值链低端。但在金融危机和人民币升值的双重压力下，制造业的资源价值、劳动力价值不断上升，人民币也不断升值，使我们低端制造业的优势逐步消减、利润逐步下降。 面对这个情况，政府要求转型，要求人力资本、技术成为新的比较优势基础，进入新的投资分工体系，对制造业的空间进行重组。如果要发展先进制造业，包括战略新兴产业需要在新的比较优势基础上选择新的主导产业，换句话说，需要在人力资本、知识创新的基础上考虑新的主导产业，重构价值体系，来培育自主创新的能力，同时在自主创业的空间和梯度上做一个转移和重组。特别是中国地域广阔，地区劳动力水平差异非常大，制造业空间的重组和转移是未来需要考虑的。沿海地区要着眼先进技术的制造产业。 胡建绩：我们应该很好地区别两种不同的经济。一个是赶超经济，另外一个是创新经济，也可称赶超产业和创新产业。实际上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产业体系，中国当前要做的是，如何很好地平衡这两个体系在沿海地区、西部地区的关系。 比如，正确认识两种不同的低端制造业，一种低端的制造业与传统产业相匹配，另外一种低端的制造业与创新经济相匹配。 总而言之，在工业化背景下会形成新一轮的产业分工体系，在这里面怎么找到我们新的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而不是再去做一些重复性的产业。 政府对产业转型应该起到什么作用？ 陈勇民：一是提供制度环境。二是提供能够保护私人财产和促进有效竞争的法律体系，这不仅是单单颁布几个法律，要让大家认识到这个法是要执行的，认识到有很高的违法成本。三是支持基础研究，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研究开发、教育有很大的外部效益。最后一点，政府不是要做所有的事情，但是要把做的事情做好。 芮明杰：我们的市场不成熟，这个几乎可以断定。从逻辑上来讲，市场不成熟状态出现的话，政府就应出面干预了。问题在于“干预什么？怎么干预？干预的范围和干预的层面，什么才算是合适的，什么是不合适的？” 在这一方面，美国政府的具体做法是政府不明确具体的产业选择。虽然美国提出“再工业化”，但是产业选择实际上是不明确的，因为政府想让市场去发挥功能，而不是政府去替代市场做出决定。从政府层面来说，把制度搞好、完善市场、使其更透明化。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美国的做法我们可以借鉴和考虑。 我们更多地要考虑制度设计的问题。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所取得的经济与制造业发展，本质上是制度改革与市场机制建设的结果。今天我国制造业的转型与发展要成为先进制造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应该认真地思考制造业发展背后的制度环境与政策环境是不是需要进一步地改善。我认为这是最关键的。我们现在提倡发展服务经济、发展现代生产服务业，重要的不是数据上的提升，而是服务业的水平和效率有没有达到发达国家水平，能不能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 姚志勇：政府是不是可以替代、或者做出更为明智的选择？还是说政府应该从更基础的角度，从制度环境的角度，从创新环境的角度去做一些事情？还是说直接替代市场去选择哪些产业是可以优先发展的，哪些是不能优先发展的？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政府不应该做出这样的选择，这是对某些产业的歧视。 我觉得一个明智的政府，应该重点培养市场体系，允许市场从各个角度自由选择，而不是选定谁、否定谁的问题。因为政府的选择是在他既有的知识范围之内进行的，如果美国政府也选定的话，今天可能不会有互联网，不会有生物技术，不会有很多我们本来不知道的产业。 发达国家再工业化 “中国制造”的新魔咒？ 美欧等经济体正在经历一次再工业化的旅程。奥巴马在今年1月的国情咨文中表示，未来5年，美国的出口额将翻一番，由此可创造200万个国内就业岗位。 事隔两个月，在3月中旬举行的美国进出口银行年会上，奥巴马再次重申了他的雄心壮志。他回顾说，2008年，美国出口了价值一万亿美元的产品，支持了五分之一的制造业岗位，而美国要在全球范围内赢得更多消费者的份额。 同时，欧盟通过鼓励中小企业以及新能源的发展来扩大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思路也愈发明显。3月17日，欧盟驻华大使塞日?安博表示，中欧能源中心有望于欧盟委员会主席访华期间启动，双方可在清洁煤炭、可再生能源、可持续电网等领域展开合作。 一场金融危机果真能将美欧国家拉回到工业化的传统轨道上来？工业与生产，这些早已被华尔街遗忘的上世纪的老名词，能否为几乎被金融创新家把控的经济注入新活力？这是否将成为一场赢得选票支持率的作秀？抑或是为了改善贸易赤字现状、甚至敦促人民币升值而采取的迂回战术？ 而美欧经济体的路径调整，会给长期依靠制造业拉动经济增长、工业化进程尚未完成的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与启示？ 《环球》杂志为此采访了长期关注这些问题的经济学家，为您独家解析。 美国，从金融创新到再工业化 美欧经济体的再工业化之潮并不是突然到来的。在2009年的g20匹兹堡峰会上，美国总统奥巴马提议讨论全球经济再平衡问题，实际上已经为今天的再工业化做了铺垫。 进入2010年，美欧经济体对制造业的重视日益加强。可以发现，重振制造业的思路与美国扩大出口的策略有着直接联系。目前，奥巴马政府制定了国家出口计划，制造业产品的出口是其中的主要内容。奥巴马表示，要通过整合政府的所有资源，支持商界对产品和服务的出口。而政府将通过金融和宣传等措施，帮助美国企业锁定、建立和赢得新兴市场，是该出口计划的三个目标。 同时，奥巴马政府已经召集美国贸易代表处、商务部、财政部、劳工部、农业部等政府部门的负责人，组成促进出口内阁，并且启动了20世纪70年代时期的总统出口委员会，专门为美国企业提供咨询服务。 目前，美国的主要目标已经定位在亚洲市场，去年年底奥巴马在谈及亚洲出口战略中指出，美国在亚洲全贸易额的份额每增加1%，美国就能增加25万到30万个工作岗位。奥巴马表示这就是美国的创造就业计划。 对此，中国社科院金融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表示，再工业化的思路说明美欧经济体已经意识到自身问题的根源，而这一举措从长期看，将是美国提高储蓄率、扩大内需的根本之举。 他指出，美国从里根时代便开始的去工业化历程，目前已经接近结束的末端，而再工业化是金融疯狂之后，美国、英国等消费型国家寻求经济再平衡的唯一一条可走之路。 再工业化主要集中在美国和英国。这两个国家在过去多年保持了消费型国家的传统，即少生产、多花钱。消费成为拉动gdp增长三驾马车中的重头戏。 然而消费膨胀的根源，不在于普通的美国和英国消费者手里拥有充足的真金白银，而是依靠金融创新。刘煜辉说。 it泡沫破灭后，并没能出现一个新兴的技术让美国能够保持先前的经济活力。相反，失业和收入减少带来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消费也开始疲软。 在这样的情况下，消费信贷大规模兴盛起来，最终酝酿出了以促进低收入者和无固定收入者提前买房为目的的次级债，为后来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埋下了伏笔。 谈到金融创新，人们往往关注它的风险性，而没有注意它产生的源头。事实上，直接导致这场金融危机的金融创新产品，是市场为了应对美国贫富分化过于严重、消费需求不足而选择的一条捷径。刘煜辉说。 次贷危机爆发后，众多家庭的资产负债表濒于破产，不仅超前消费的意愿破灭，就连实实在在的日常消费也变得能省则省。更让美国经济堪忧的，则是近两年正在大步挺进的人口老龄化进程。 这些都意味着未来的美国消费者，收入增长亟需寻找长期的支撑点，从而增加储蓄率和消费能力，让美国人变得真正有钱起来。 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孙哲对《环球》杂志记者表示，提高储蓄率和降低失业率将成为美国政府长期的艰巨任务。而重新发展制造业、回归工业化的选择，是美国在有意尝试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模式。 可以发现，美国政府目前的思路非常朴实，那就是通过扩大实业生产的途径，提高劳动者的有效收入，从而促进人们的实际购买力，而不仅仅是靠贷款权限和信用卡账户上的透支余额来画饼。 去工业化还是再工业化？ 虽然从长期来看，美国经济正在进行一场缓慢的调整。而当下，这场调整只是经济低迷倒逼出来的一次尝试。 大部分专家认为，这场对制造业和工业化的回眸，能持续多久难以判断。但在短期内，却是美国和欧洲政府追求其他经济与政治诉求的潜台词。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认为，这很可能是一场概念的炒作，甚至可以说是一场作秀。他认为，美国对经济增长重心的定位，不可能真正地、长久性地调整到制造业上来，这只是经济不景气期间的一个缓兵之计。而奥巴马政府目前正在上演的这部传统回归戏，在美国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 从美国去工业化过程开始，就一直伴随着再工业化的讨论和呼声。尤其是每当经济面临不景气、就业率下降的时候，再工业化的思维，便会被一些经济学家和政客们搬出来渲染一番。 但是，最起码到现在为止，没有一次再工业化的呼声是真正落实在实际行动层面的，或者是长期持续下去的。刘元春说。 这一观点得到了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的支持。美国经济的未来发展趋势，不可能避免产业空心化的宿命。李迅雷表示。 事实上，美国从来就不是一个制造业小国。制造业在美国经济中的比重达到了15%，占全球制造业的份额则高达20%。从这个角度看，美国目前提出的所谓再工业化，是为了防止部分领先的产业在世界上失去领头羊的地位。但如果不是这场金融危机的刺激，高成本产业链的继续向外转移，才是美国工业的发展趋势。 从这个角度上看，去工业化才是美国经济的长期取向。在尝到了通过资本增值来做大经济蛋糕的甜头后，重新回归到依靠劳动力和资源、能源带动经济增长，这一思路本身也许并不符合产业演进的逻辑。 从历史经验中也可以发现，一个产业链条中价值含量、增值能力最低的往往便是制造和加工环节。而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回报，对服务的加强、对技术研发和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对行业标准的制定，才是一国控制产业制高点的主要手段。 这也是为什么过去多年，大量的美国公司将生产部门转移到新兴市场国家，却往往将核心研发部门（r&d）留在美国总部的重要原因。 由此可见，产业链条逐渐走向高端的趋势也许可以迎来更多的资本回报，但难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而产业升级之后，低端链条向成本更低的地区转移，则不可避免。因此，通过暂时的制造业出口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也许正是美国政府走出经济泥淖、甩掉高失业率的一个缓兵之计。而再工业化的思路，则可以视作政府获取支持率这一利益诉求的体现。 从政治诉求的角度，再工业化的宣传是政府为了维持民众对经济恢复的信心而注射的一剂强心针。刘元春认为，美国民主党对工会的支持和对中低阶层选民的依靠是再工业化理念的政治背景。 奥巴马政府承诺的5年内对外出口翻番、创造200万个就业岗位，无论能否真正实现，最起码可以让被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不断打击的民众信心得到一定程度的平衡。而这一平衡，对维持选民对政府的支持非常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11月即将展开的美国中期选举，是造成再工业化理念发酵的一个短期因素。为争取地方选民的支持，使得不少国会议员支持美国再工业化的诉求，同时这也促使他们以再工业化、加强制造业出口为缘由，就贸易逆差、人民币汇率等问题屡屡发难。 传统制造业还是新工业形态？ 更悲观的观点则认为，西方政府在再工业化方面，并没有什么可为的地方，充其量是个美好的愿望。即使美国政府希望将再工业化提上打造国力的战略高度，也缺乏可以倚仗的现实基础。 有分析人士指出，重启传统制造业并不是美国此次再工业化的主旨，一套新的工业化体系的建立，才是真正的趋势。通过新能源、新材料的技术带动投资，引领全球资本再度聚首美国，是一个新的工业形态再造的过程。 对此，摩根士丹利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王庆对《环球》记者表示，新的工业形态的再造从长期看也许会成为全球众多国家的大势。但此次发达国家所提及的重振制造业，以及加强出口的主要领域，将集中在高端it行业、精密仪器制造、机电行业、大飞机等等。 刘元春则指出，一套低能、环保同时又拥有高效率产出的全新工业化体系的建立，从目前看，缺乏技术层面的支撑，这也是美国 再工业化将很难免俗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石油危机时期，西方发达国家就已经开始提出了新能源、新材料等经济概念，而且随着经济增速的起伏会出现波段性的热潮。刘元春说。但直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出现如个人电脑，或者互联网一样可以让工业生产和人的生活都随之更新换代的技术。 it技术从最先应用于军事领域到最后进入个人终端，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演进。最早同样是政府出资并组织人力物力做小规模的研发、试验，就像现在的新能源、低碳技术一样。刘元春进一步表示。因此，在他看来，可以怀着一个美好的憧憬去期待新工业体系的到来，但却不宜用这一视角去理解美欧正在推行的再工业化理念。 从中短期来看，对低碳技术、新能源的宣传和强调，可以更多理解地为国际关系中对话语主动权的争夺，甚至是为争夺更多市场份额、采取贸易保护埋下潜台词。 中国的工业化思路 美欧在渲染着自身回归传统的同时，以全球经济再平衡为理由，建议中国应该减少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加快产业升级的步伐。 对此，刘元春表示，中国东部地区的外向型出口经济已经发展多年，目前应该加快产业和产品结构的升级。在劳动力优势、成本价格优势已经越来越弱的局面下，技术、品牌的强化，是未来东部制造类企业的出路。 李迅雷则指出，中国对自身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增长路径的选择，不应受美国政策的干扰。由于两个经济体根本不处于同一个阶段，因此类比只能给自身带来麻烦。我从来不认为中国不应该进行产业升级，或者是不加强扩大内需的政策力度。但是，中国很多地区的工业化方兴未艾，工业化怎么走，跟美国对工业化的取舍没有关系。李迅雷说。 他表示，通过过去30年制造业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中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解决了衣食的问题，下一步将进入解决住行问题的阶段。伴随这一过程的，将是城市化的大规模推进。因此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产业、产品升级的过程中，出口型经济向中西部进行产业转移的趋势也将非常明显。 对此，王庆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他认为，虽然从整体上看中国经济应该进行结构调整，但是在很多欠发达地区，依靠投资拉动、同时依靠成本优势促进当地经济增长仍然是一条重要的思路。 而刘煜辉则认为，在美欧经济体提出再工业化的情况下，目前中国资本市场的泡沫现象更加堪忧，其调整与中国实体经济的结构调整同样重要。我们现在需要设想的一种情况是，如果美国、欧洲等经济体确实通过制造业的提振拉动了经济恢复增长，那么未来将 出现全球资本回流美国的局面。刘煜辉表示。 他认为，中国资本市场目前充斥着一定量的国际游资。如果美国经济回暖，这些资金寻找到更好的投资或者投机途径，它们从中国市场的撤离将对中国资本市场带来较大的负面作用。因此，中国政府应该从现在开始，对诸如房地产市场在内的资本市场泡沫采取更有强力的抑制措施。 美国企业无力的“黄金时代” 2012-07-11 10:23 作者：纳廷 国企业表现之好可谓是史无前例——他们简直是在利润的游泳池里游泳。这推动了股票市场的行情，但是却没有让美国的就业或者是投资世界迎来真正的繁荣，也就更谈不上未来就业的进一步增加。企业并没有将自己的利润大量投入那些生产性的资产如土地、建筑、设备和知识产权。经济学基本原则告诉我们，所谓企业就是要从储蓄者那里融资，让这些储蓄发挥作用，但是现在的情况却相反，企业利润的使用方法却没有真正做到有利于整个经济和社会，而且甚至没有做到有利于企业自身的长期发展。 目前美国企业的利润情况达到了史上最好的局面，但是利润的使用方法却没有真正做到有利于整个经济和社会，而且甚至没有做到有利于企业自身的长期发展。 近处看看我们的邻人，远处看看整个世界，我们或许会觉得，现在所有人都在承受着艰难时世的折磨。 失业人口数以百万计，将要丧失自己住宅的人数以百万计。学生们还不起助学贷款，退休者的银行账户毫无产出可言。州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在减少对社会的服务，裁撤人手。联邦政府则债台高筑。小企业哪怕愿意扩张，也无处贷款。 不过，也并不是所有人都在一样吃苦。事实上，有些人现在日子过得就不错，这些人的名字叫做“企业”。 上个月，当奥巴马总统说私营部门表现良好的时候，他的发言引起了一阵叹息。作为政治声明而言，这话可谓是全无力度。不过，单单就经济分析而论，总统此言倒是不差。 私营部门确实状况良好，尤其是大企业。 衰退于三年前正式结束以来，大大小小的私营部门企业雇员总计增加了320万。过去一年当中，私营部门员工数量就增加了1.8%，相当于人口增长速度的两倍。 在雇用这方面，私营部门的表现应该说是过得去，良好还不是指的这个。 我们在谈到私营部门时，常常会考虑到他们对就业增长的贡献，但是就他们自己而言，成功的量度其实只有一个，这就是利润。由这一标准看来，美国企业表现之好可谓是史无前例——他们简直是在利润的游泳池里游泳。 只是，非常遗憾，他们的成功对于我们余下的其他人却没有多少意义。这推动了股票市场的行情，但是却没有让美国的就业或者是投资世界迎来真正的繁荣，也就更谈不上未来就业的进一步增加。 在2011年当中，非金融企业税后利润增加了创纪录的11.4%。在衰退结束以来的十一个季度当中，企业利润平均相当于全国总收入的10.8%。要知道，从1947年到1999年的半个世纪多时间当中，这一比例从来不曾超过9%。对于企业而言，这确实是最好的时光了。 投资回报率也是创纪录的高水平。非金融企业税后利润的增长速度达到了有形资产成本的14.7%，这同样是前所未有，相当于1980年代的两倍。 如果你是供求经济学的信徒，你一定会想，接下来就该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繁荣了。理论上说来，投资回报的增加应该刺激投资供应。可是，我们都知道，这样的情况其实并没有发生。 企业并没有将自己的利润大量投入那些生产性的资产如土地、建筑、设备和知识产权，相反，在2011年，他们将1万5000亿美元的利润通过派发股息或者回购股票返还给了股东，而余下的也大多锁在了保险箱里。 2011年，企业界批准的股票回购计划总规模大约是4500亿美元，还有同等量的股息。与此同时，非金融企业目前账户中的流动资产已经达到了1万7000亿美元。 当然，这些并不是说企业就没有在投资。他们是在投资，只是速度大大不及正常水平。固定投资资本开支2011年增长11%，至1万亿美元，只相当于去年国内生产总值1.7%增幅的一半。目前的投资数字看上去很大，但是还不及2006年的水平。 如果以企业内部资金的视角来观察，美国的投资水平更是处于史上新低。在1940年代以来的大多数时间当中，企业的资本开支都超过了其内部现金流，意味着他们是在从外部借贷来进行内部投资。这一点现在已经反转过来，企业成了净债权人，而不是债务人。 企业也没有在股市当中融资的意思。在2011年当中，企业主要通过回购和购并等将4730亿美元交给了股东。上一次企业界出现类似的情况，还是在1993年。 经济学基本原则告诉我们，所谓企业就是要从储蓄者那里融资，让这些储蓄发挥作用，但是现在的情况却相反，企业成为了将资本回馈拥有者的机构。这不免让人有些吃惊。 不错，企业或许是很赚钱，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该怎样让自己赚到的钱生钱。企业的拥有者变得富有，但是他们又必须为自己明年，乃至下一个十年的利润操心，因为他们看不到那会是来自何方。 ━━━━━━━━━━━━━━━━━━━━━━━━━━━━━━━━━━━━━━━━━━━━━━━━━━━━━━━━━━━ ━━━━━━━━━━━━━━━━━━━━━━━━━━━━━━━━━━━━━━━━━━━━━━━━━━━━━━━━━━━